“六四”五周年纪行

（北京）杨宽兴


    1994年5月中旬，王丹打来电话，说“六四”五周年快到了，想离开北京到外地转转，那时我在北大附近租了间房子读书自学，被一堆读不甚懂的书弄得头昏脑涨，就对王丹说正好浙江的几个老朋友说想见个面，曾来信邀请，何不就去山清水秀的南方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

    于是，我们约定，先奔舟山群岛，然后再去杭州。为避免给外地朋友增添不必要麻烦，王丹决心把如影随形的便衣甩掉。这不难做到，有次去木樨地，突然想跟便衣警察开个玩笑，我们突然走进地铁入口，回头再看便衣，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发楞。硬追进来是没用的，那时侯还是模拟手机，一到地下就没了信号，没有信息的及时沟通和配合，一两个人确实很难成功地完成盯梢任务。

    一般情况下，想甩，总是有机会甩掉的。

    5月26日，我们在约定时间内赶到北京火车站，几小时后，就到达济南。王丹住进青龙桥旁边的黄河河务局招待所（当时用我的身份证登记住宿，而我的身份证是在山东大学就读期间办理的，按照规定，本地身份证不可以在当地登记住宿，我听朋友说，事后这家招待所因此被停业整顿三天），我去山东轻工学院见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傍晚，一位服务于金融部门的同学请我们吃饭，席间，同学和王丹谈起朱镕基此人，他因为工作的缘故，似乎对朱镕基很感兴趣，并且也很赞赏，可是王丹的看法是，如果朱熔基全面主持中国经济，未必是中国之福，跟李鹏相比，他更有迷惑性，但是，这样一个祇重经济改革而不在意政治改革的朱熔基，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破坏力可能更大，也更危险.多年后，事实验证了王丹的预言，朱熔基担任总理的几年时间里，大量国有企业被廉价出售，越来越多的工人下岗失业，股市成了国有企业的提款机，中小股民被坑害到财产丧尽却无处诉说，“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价暴涨……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一口棺材都没送出去的朱熔基刚下台，他的决策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就开始显现了。坦白地说，当时我对朱熔基也是很有好感的，我对王丹如此“武断”的预言，大不以为然，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当时年仅25岁的王丹，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与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天，帮忙买票的朋友请我们在一家当时挺有名气的饭店吃饭，朋友在做房地产，同我是多年朋友了，俨然一幅大款的样子，借他的光，我们几个穷小子也腐败了一把，我当时还跟王丹开玩笑说，幸好不是在1989年，否则被拍下录像来拿到电视台一放，又是学生领袖“大吃大喝”的“有力罪证”。

    一夜火车，平安到达上海，用我的身份证住进黄浦江边的东方饭店，在高楼林立的外滩上，这家饭店的价格显得相当便宜，我们住在8楼，虽不能俯瞰黄浦江，但看得出来，王丹的心情显得十分轻松，这也难怪，一个祇有25岁的年轻人，在他20岁生日过后不久就被关进监狱，好不容易出狱了，却需要每天面对近在咫尺的跟踪者，现在摆脱了警察的监控，总算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走走了，这种自由，对他来说，当然就显得尤为可贵.饭后我们去外滩散步，灯火辉煌的外滩上，主要是情侣的世界，我们并未久留。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王丹以前来过一次，他有些很想见面的上海朋友，比如王元化和鲍戈等，但是一想到这些朋友也被警方监控，此时前去会面很容易正中枪口，也就祇好作罢.第二天，王丹去逛豫园，我先去看著名的南京路，又去码头购买到舟山的船票。等我回到东方饭店，王丹告诉我一个情况：刚才他打电话回家，家人告诉他，北京警方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王丹：六四期间，必须回京，或者必须将自己置于警方视线之内。警察还告诉王丹家人，这是最上面的要求，而绝不祇是北京警方的意见。

    我猜想，这种最严厉的警告，应该与王丹离京前发表的纪念六四的公开信有关，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但因六四入狱的重量级政治犯大都出狱不久（仍有人继续被关押），当局的神经当然会继续绷紧，或许他们担心这些善于“煽风点火”的“动乱分子”会在六四期间制造什么新的事件出来，因此，在六四之前必须找到王丹的命令，大概确实是出自最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王丹考虑再三，决定终止行程。根据家人描绘的警方语气，他断定，如果继续脱离警方视线，那么，“最上面”可能会动用全国的警察系统来查找王丹下落，我们两人一开始就没有特别留意隐藏行动痕迹，想找到我们其实并不难（后来了解到，请我们吃饭的那位房地产公司经理的手机，在六四之前，就开始被监控了，其中一个负责监控的人，是他亲戚，但这亲戚直到很久以后才敢把监控一事告诉他），王丹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如果继续前行，那么，就一定会给舟山那边接待我们的朋友带来麻烦，尤其是，那位朋友还在公检法部门工作，搞不好会因此砸掉他的饭碗。

    我们决定先回山东.王丹老家在山东菏泽，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回家探亲，而我则回济南，到我妻子工作的山东轻工学院暂住几天，等六四过后，我们一起爬完泰山，再回北京。

    我和王丹在兖州分手后，回到济南，却发现麻烦缠身了。我妻子原是山东工程学院（位于山东淄博）的外语教师，半年前借调到山东轻工学院，档案关系还在山东工程学院暂时没调动过来，为此，我们找了私人关系帮忙，就在前几天，人事处工作人员告诉她，省人事厅的调令已经发出，要她尽快到山东工程学院去转档案。

    可是，到了山东工程学院，却发现调令被卡住了！很清楚地被人事处告知：政治原因，谁也别找了，没用。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山东省人事厅的调令早三四天发出，或者，王丹和我晚三四天到济南，那么，我妻子的命运就不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而我和她的生活也不会象后来这样颠沛流离，终至于走向分手，我给她的生活造成的麻烦实在太多，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严格说来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就因为我的缘故，影响了毕业分配，没能去她感到理想的单位）。

    紧接着，有人找上门来。济南市公安局一处的曲学生处长，五十多岁，一幅自信而又宽厚的样子，喜欢谈论哲学问题（仅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此后，直到他退休为止，我们还有过多次交往，他看到了我从意气风发到忍气吞声的转变过程。他这次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对我提出警告，指明出路。我则是什么都不关心，祇针对冻结我妻子调动一事提出抗议，曲处长很明确地说，这事好办，不仅如此，你被山东大学开除，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我们也在考虑给你安排一下。

    我好生感动，不过，我还不傻，我等着曲处长的下文，果然，“唯一的条件”开出来了：帮助政府收集王丹的情报，一切好商量。我抗议说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你们怎么还搞株连那一套，我妻子可是刚刚跟我结婚，她什么都没参与，凭什么扣押他的调令？！

    曲处长回答说：这不是我决定的。但你如果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给你做工作，争取尽快恢复调令。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我住在轻工学院的这几天里，有位警察拿了小板凳坐在楼下监视，后来大概也嫌太枯燥，就跟我套近乎，用摩托车带我去兜风，他把我带到一个治安岗亭，同几个联防队员吹大牛，我也乐得在旁边听听，这时有人前来报案，说附近有人打架，要动刀子了，这位警察很和善地问：“开始砍了没有？”

    “还没.快去吧，去晚了就死人了。”

    “回去吧。看着点，什么时候开始砍了，砍死人了，你再来告诉我。”我惊讶于他的语气是如此平静，如此坦然。

    6月9日，按照原先的约定，我赶到泰安火车站，王丹的乘坐的火车还没有到，就看见一大群便衣警察在出站口晃悠了，一般旅客自然不会特别留意他们，但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我还自做多情地跑到一个便衣警察前面，正对着他的微型录像机做了一个POSE，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那一年，我24岁.大量的便衣警察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即使在登山的狭窄小道上，他们也采取近距离的贴身跟踪，也许，这与当时的大雾天气有关，在几乎对面不见人的浓雾之中，要紧紧盯住王丹，也真够难为这些泰安的警察了。但是，过于贴身的跟踪，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在碧霞元君祠附近，王丹同警察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不过，相互间保持了适当的克制，并没有过分影响我们的游览.我注意到一个中等身材的警察最卖力，虽然身材稍胖，但脚力极好，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王丹，他的掖下夹着一个小公文包，神情专着，目不斜视。我到今天都能回忆起这个警察的模样，因为他离我们实在太近，那张脸老是强迫性地出现在我眼前。

    因为王丹当天要赶回北京，为避免过分劳累，我们决定乘车下山，在半山腰的停车点，有几辆公共汽车停在那里，我们走进一辆乘客较少的车里，本以为要等一会儿才会发车，因为一般来说，不坐满乘客车是不会走的，没想到我们刚刚坐下，汽车就启动了，看来，泰安警方对每一辆车都提前做了功课.在长途车站，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于是我们坐在并不拥挤的车里朝济南赶去。我们当然明白车里有负责监视的便衣警察，即使如此，到了济南市区，沿途还能看到早就在等我们的车辆，我们乘坐的长途车一过，它们就立马跟上来。

    最有意思的是，在济南火车东站（当时济南站正在施工），等车的时候，王丹突然想出门买点什么，几乎就在他站起身的同时，几个精壮汉子从候车室的几个不同角落同时跳起来，朝王丹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真是风声鹤唳啊。王丹所受到的监控程度，大致相当于眼下高智晟先生的遭遇。

    对于我妻子调令被扣以及被引诱做内线的事，王丹和他的母亲都很生气，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除了愤怒和叹气，大家都无可奈何。后来王丹还开玩笑说，如果祇需要收集他一个人信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搜集一些给他们，如果我不会，他来写好了。当然，这祇是私下的玩笑话。

    王丹离开济南后，我去济南公安局找曲处长，继续交涉此事，我坚持认为不该涉及与政治毫不相关的人，但这种交涉对中国公安的行为逻辑来说，是苍白无力的。曲处长继续动员我配合政府工作，我则耍着我的小聪明，班门弄斧地对曲处长说：“你先恢复我妻子的调令，我才答应你做内线.”

    这样的话对曲处长来说，确实太小儿科了，他的回答不给我回旋余地：“我的承诺是可信的。我们是政府，你可以不相信我曲某，但你不相信政府吗？”

    问题是，自1989年6月4日之后，我就对这个政府没有好感和信任了。我怀着极度愤怒的心情离开了济南市公安局，除了愤怒的情绪，胸中涌起的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这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就像当年被山东大学开除时一样。不禁自问：这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遵纪守法的我们，为什么非要痛下狠手？为什么如此霸道？因此，当这个政府一再宣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时候，我总觉得可笑。

    调令被卡，妻子的工作马上成了问题，档案虽留在山东工程学院，但那边早就不发工资了，而轻工学院这边，因为没有正式调动过来，祇给很少的一点基本工资，既没有课时费，也不能参与分房，还要忍受周围异样的眼光，前途是没有保障的。到人事处去问，答复说，这是上面定的，恐怕以后也不好办.坐在被阳光照射得发白的街道上，我和妻子突然感觉，我们的后路被断绝了，生存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时我挣扎在北京，没有口户，没有学历，可以说是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一旦她的前途无望，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了。许多年后，我才想到：那时也许我们应该离婚，或许离婚可以把她解救出来，不再和我一起走向艰难的未来。

    因为爱情，她决定继续和我在一起，可是，年轻的她，并不全然明白跟我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明白前路上还有那么多的磨难和恐惧，1994年夏天，她离开了这份已再也无法留恋的高校教师工作，汇入北京打工一族的人海中。

    对我们来说，强权政治的残酷性不过是刚刚开始展现，因为，6月下旬，年轻气盛的我回到北京，索性直接投入到民运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