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五种基本主张
（“八九一代”访谈录之一）
——访赵辉

王 丹


赵辉，男，四川乐山人，１９９０年自厦门大学毕业，大学期间遭遇上个世纪末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因此在毕业后阅读、思考，以求对当代中国社会乃至近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有所了解。１９９１年至今作为“盲流”游荡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从事过多种或长或短的职业，１９９８年开始编辑生涯并以“李朝辉”的笔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若干。网络时代以来，对当代中国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混迹于国内各大中文论坛。现居北京。

王丹：我觉得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象外国人好象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治，西方媒体经常大幅报道胡锦涛怎样，曾庆红如何，海外华人更是议论纷纷。但从媒体来看，很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却不感兴趣。这更加深了我一向的认识，即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正在开始——注意，仅仅是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轮廓正在开始清晰。如果此项判断为真，那就意味着，观察中国未来走向，应摆脱国家本位立场，而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变化。我这几年在海外，对这方面比较生疏，想听听你的看法。
赵辉：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中国政治确实有外热内冷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固然如你所说，与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分野相关——其实中国２０年来的改革，也就是有一个极权的国家逐步向一个专制的国家的转变，从而社会逐步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一点自我，但在专制条件下，这一自我是不完整的。而从近一些的因素来看，权力交接，在海外看来这似乎很重要。但在国内人看来，却未必如此，许多人的看法是，当下之问题不是换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对高层政治并不很关心。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关心，有不少人还相当关心，对于当前的变化，国内反应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
一是拥护当前改革方向的既得利益派，他们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法制的进一步落实，拥护“三个代表”为标志的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但并不追求开放言论开放结社等突破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这一部分人对十六大最为关心，其支持力量来自社会中上层，包括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与开放事业相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活动参与者。
二是拥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路线，但认为改革还远远不够的民主派。他们除支持改革的上述方向外，还要求开放言论与结社，要求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对于十六大的关心相对较低。这部分人所属社会阶层比较复杂，从信仰自由主义的青年人到位置尚可的社会中上蹭，主要是因理念趋同而结合在一起。八九一代是这派的主力。当然，由于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这一派的主要话语诉求往往采取比较迂回的方式，所谓的学界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民主派的呼声。
三是彻底否定当前改革方向的回头派，这主要是一帮老左，文革“三种人”以及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当中的一部分，近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反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很难获得社会中上层的同情，但他们打出的社会公正、消除贫富差距等要求，却很对社会中下层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派的支持者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可能。
四是所谓民族主义。其实现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混杂着不同的国内政治主张。我把他们大致分为支持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反对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三类。
最后一个是所谓新左派，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暧昧，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却并未有彻底否定的表示，是一个主要以批判为言说方式的团体。不过，严格地说起来，比起上述四个阵营来，该派具有更浓厚的学院圈子色彩，而尚未真正成为一种政治主张。
            
王丹：你这样的划分比较清晰，但我觉得实际上的分野却未必如此清晰，我想在五个阵营中，有不少人是处于犹豫状态，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明确；还有的人根本就是混杂各种不同主张加以改造后利用。我认为，观察社会上不同阵营的演变趋势，重要的是看主张维护旧体制的力量与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简单化，但也许是更清晰的分野。
赵辉：你说的对，在我作出上述５类分野时，我是用中共现行——或者至少他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为参照来作出的，但是，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不同态度，对于体制的作用自然是不同的。在上述５种主张中，除了第一种之外，后面几种主张其实都对体制有一定的解构作用。要说否定当前路线的彻底性，其实倒以回头派为最，此外，民族主义对于“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新左派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负面影响，都各自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显得声音比较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官方所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相反，民主派的地位相对要尴尬一些，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民主派与当局在政治参与扩大上的分歧由于言论限制而不能广为扩散；另一方面，民主派与当局在市场、开放和法制等问题上确实有着部分的重合。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由于否定性一面被强制消音，民主派反倒显得否定性不强了。也正因为如此，你所谓的维持和解构的力量对比在当今中国呈现很混沌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主张维持现体制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而另一方面，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在中国似乎还处于潜伏的状态。

王丹：因此，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民主派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我以为，以往的民主派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标，又缺乏明确适宜的前景构思，在说服力上就显得不够。中国的民主派应当关心现实问题，研究回应政策，以理念批判现实，又具备可以与既得利益集团对话的基础。
赵辉：民主派在当前显得否定性不强，更多地是由于其开放言论和结社等声音不能充分表达的缘故，而这也是民主派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在目前情况下，民主派必须加大这种声音的表达力度。此外，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言论论争中，民主派的策略也存在着错误，他们与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争论，往往表现为和这些派别中极端话语的争论，但又采用全称判断，这不利于在当今中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最低共识，亦即对于开放言论和结社的共识。因此，民主派还应该尽量争取除极左回头派之外的其他派别中同情政治改革的人群的支持。
正如你所说，应当关注现实问题。民主派对扩大政治参与的强调，并不仅仅是从若干舶来的观念引申而出，而是建立在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体察之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是一不争的事实，而犹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冲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出现，这就不能没有政治参与的扩大。

王丹：最后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刚才讲过，民主派中，八九一代是中坚力量，你能介绍一下对他们的大致认识吗？
赵辉：笼统地谈一代人或者一批人总是困难的，我也祇能尽力尝试一下。在我看来，这一代人主要受到两件事情的影响，并因此形成其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看法，第一，他们受89民运的影响，从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抱有高度的危机感，他们很难相信什么祇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问题就会应刃而解之类的说法，而更倾向于认为，在出现真正的制度变革之前，一切都可能是不稳定的和反复的；因此，一个具有更广泛政治基础和政治参与的制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第二，他们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浪潮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有着坚定的信念。即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也带来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的、文化的以及最根本上要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克服，而不能因此否定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因此，在我看来，八九一代人的特征是明显的，那就是在认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之外，还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并期望由此建立起一个可以保证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良好制度。我想，随着社会分化和冲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八九一代所代表的这种观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我们不发展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未来既是不确定的，更是危险的。
王丹：谢谢你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