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访《天安门情人》作者安田
(八九一代对谈录之二)
王 丹
安田,西安交通大学90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研究院任职科研工程师,屡次荣获公司年度先进工程师称号。2000年赴美国,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攻读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Degree. 2001年转赴加拿大,就职于AGL Manufacturing Co.,职业: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2005年,来到洛杉矶,任职 Global OEM Furniture Co. 的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同时,任职 ACM Manufacturing Inc.美国地区主管。2004年发表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这是目前唯一一部直接描写“六四”民主运动的长篇小说。
王丹:我们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同学,在美国的不多。记得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同学中分成两派在我们自己的班级网页上争论,对美国持同情立场的恰恰都是在美国的同学,而国内的同学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我的同学都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事件洗礼的,应当说他们受到政府蛊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是真实而强烈的。这让我想到,未来在八九一代这个年龄层中,对民主的追求可能会是最大的共识,但是最大的分歧可能就是如何面对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对象就是日本和美国。日本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谈,想请教你的是对中美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安田:从中国到美国,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了许多人,确实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提高的今天,如何因势利导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为中国的未来争取最有利的地位,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当思考的问题。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最熟练的运用,也表现在中美关系上。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好成了矛盾的两极。中国外交,表现出来的是对于美国的依顺,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是对于美国的仇视。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力量对比的必然,一方面是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王丹:历史上讲的话,中国对美国,尤其是中共对美国的情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毛泽东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心里却是很向往美国的,最后选择与尼克松见面不是偶然的,他的很多谈话也可以看出对美国的向往。美国对中国呢?
安田: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于中国的表现出来的一直是一种友善的态度。即使同是共产党政权,美国对于苏联和中共采用的也是不一样的政策。美国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是“门户开放”。从清末至今,美国的政策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完全走向了国际,成了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且不管是不是好的资本主义)。但出乎美国的预料,中国的民间,并不领情,反而充满对美国的仇视。这种仇视背负的其实是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如果没有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美日同盟,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否还是这样的状况呢?即使有中国政府的故意引导(在中国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中共维护政权的不可多得的牌),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吧。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却不应该被民间的民族主义所蒙蔽(更不要说故意引导到一个极端的方向),而应该审时度势,把握住方向。从这个方面看,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对美外交方面,应该更低调、合作。为了能够崛起,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美国的盟友,而不是对立面。祇有这样,才有机会争取中国的最大利益:北向发展。
王丹:向北发展?向北不是面对俄国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很少有面向俄国的成分,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你的意思说说,美国可以作为盟友,但是俄国却是真正的对手吗?
安田:没错。从历史上看,给中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敌人不是美国,恰恰相反,每到历史的关键时期,都是美国给与中国最大的支援。也不是日本。即使有八年抗战,日本也没有捞到中国的一寸土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俄国!其实,如果不是“日俄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结束,那么中国的东北早已经成了第二个外蒙。俄国人对于土地极端贪婪。这次俄罗斯铺设西伯利亚的输油管线,中国和日本竞相抬价。我们都忘了,那片土地曾经就是我们先人的国土。今天,我们的民族主义的怒火可以焚烧日本国旗,可以为了一个钓鱼岛以死相争,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库页岛?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历史上侵占我们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俄国?
王丹:你提到输油管线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现在国际关系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考的核心。如果说能源是未来国家实力的支柱的话,围绕能源产生的冲突才应当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从这点来看,我与你有不同看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受到本国能源资源的匮乏的压力,其外交趋向一定是扩张性的,与中国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我们今天不谈日本。而说道美国,我倒是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我们与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现在来看还没有那么强烈。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合作的可能还要大于竞争。
安田:记得《河殇》里有很详细的解说,是关于海洋文明的优势。我不否认作者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大陆文明的国家,到底应不应南向出海?是很值得商讨的。搞经济的都会核算成本。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南向发展的成本大,还是北向的成本高?这是一目了然的。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资源的匮乏将是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越过中国的北疆,就是广袤无人儿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够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开采西伯利亚的资源,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所需要研究的课题。从这一点上说,几年前中国与俄国的订立的边界勘探条约,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耻辱。这不是说我们不定这个条约就可以要会被沙俄侵占的土地,而是说中国政府的愚蠢让后代失去了一张可资利用的牌。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需要重新作出修订。为了台湾问题而一味讨好俄国,无疑引狼入室。而从长远看,对于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攸关生死的利益所在。既然近期以内,我们没有取代美国做国际老大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搞好和美国的关系,而谋求自己切身利益呢?二战后的内战,让我们失去了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盟友的机会。中共早期错误投入的两场对美战争,更让我们饱尝孤立的痛苦。痛定思痛,在中国社会已经变革成为资本主义的今天,如果再不携手美国,而是为了统治的一是便利,一味误导民族主义最终造成和美国的对抗,实在不是明智的施政方针。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这也祇是手段。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然后通过清晰的外交政策达成的。在我看来,谋取对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权益,应该成为中国今后外交的重点。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应该改弦更张,认真思考:谁是我们正真的敌人?
(200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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