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带来了什么？——答日夲文学刊物《蓝》主编提问（续前期）

贝 岭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对不可的是“孤独”。是大量以“孤”开头的形容词：孤独、孤单、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怜吗？）、孤立无援、孤形吊影、孤掌难鸣、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单身、没有家庭）、孤陋寡闻（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孤魂野鬼（在外语的大原野）……它们变成了代替你的名词，甚至成为如影随形的动词。你还不能被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没了，母语丢了，又没有真在这“大原野”上疾走）。在这“大原野”上，你还必须有些“孤高自许”（动词意义上，甚至阿Q意义上的）。你要孤注一掷，向内，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视若无睹，即使“鼻青脸肿”，也要试着，在这外语的大原野上飞翔。


三。

    问：记得你曾经在《中国的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演讲文中谈到：“大部分流亡作家，由于流亡的适应和调整，生存的压力，尤其是语言的不可逾越性，在文学上都失败了，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更像一个文学工作者，在写作上已经不能和在中国大陆的心境、创造力、灵感来相比。”如果这个时间无限延续的话，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结束，你可能衹是一个知识份子或文学工作者了吗？

    答：不必遮掩。出国后，我的写作，我的身心状态，确实是一个流亡作家失败的写照。我的诗歌写作量少，甚至中止了。当然，我可以辩称，我从来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文字的劳作比写诗更难的了。

    尤其当你的生存背景发生了从未料及的巨大变化，当时（1990年），一下子将你搁进一所美国东部的长春藤盟校大学（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英语系，当时在布朗大学教书的台湾诗人杨泽曾目睹过我的窘况，他甚至被布朗大学校长请去为我们的见面担任翻译。在没有语言之前，你是难民，不是难民作家，你那白痴般的英语表达能力，没有人将你当真，你也无法弄假成真。

    这些年我备受挫折，如同我在《宿》一诗中所写，是：“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对不可的是“孤独”。是大量以“孤”开头的形容词：孤独、孤单、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怜吗？）、孤立无援、孤形吊影、孤掌难鸣、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单身、没有家庭）、孤陋寡闻（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孤魂野鬼（在外语的大原野）……它们变成了代替你的名词，甚至成为如影随形的动词。你还不能被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没了，母语丢了，又没有真在这“大原野”上疾走）。在这“大原野”上，你还必须有些“孤高自许”（动词意义上，甚至阿Q意义上的）。你要孤注一掷，向内，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视若无睹，即使“鼻青脸肿”，也要试着，在这外语的“大原野”上飞翔。

    所以，我写下悼词般的《放逐》：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干燥而又坚忍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事物用它不朽的根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如同国家版图上一个恒久的诅咒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的工作重心转为创办并坚持办下去《倾向》和倾向出版社，转向相关的编辑工作。我的写作，则转向了散文（可以当“悼文”读的散文）。

    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摧逼的今日世界（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触不已。

    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在在，都写在了我那不多的诗和更多的散文中。



    问：就你自己的个人诗歌写作而言，出国前与流亡后，有无语言和风格的变化？流亡使你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困境在何处？

    答：和早年的诗作相比，我流亡中的诗在语言、风格上的变化显而易见又有迹可寻。其实，在我1980年代的诗中，就有了预兆。

    我从来不是一个每天坐在书桌前就能凝神疾书的人。我总要先从阅读开始，有时，要持续很多天，然后，才能进入可能的写作。可我对世界的变化太多关注，对所有有生命力的美，对艺术、音乐、舞蹈、甚至时装都充满兴趣。总会有些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或更迫切的事情将我带离书桌，有时，还会自以为有些责任感，会愤怒、介入或自责，会以为有些使命要你去完成，而这常常不是写书或写诗。

    我有太多的困境，某些具体的还可以说出来，例如：怎样在写作和编辑、出版这各不相同的工作中获致平卫，怎样在母语和外语（英语）文化环境中少些顾此失彼，怎样在我迄今的单身汉生活方式和未来可能难以抗拒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寻求诗的心境和写作的专心致志。

    例如，我的病症。

    这两年，我已渐少对失去母土和流亡生涯的悔恨，开始认命（我认命了吗？），并带着距离审视祖国发生的一切。我已将流亡视为个人命运的一部份，一种宿命。

    面对时间，流亡，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年，我有一些时日住在美国加州，以对比我巳熟悉的美国东部文化和社会环境，每年，我约有三个月左右的的时间住在台湾和香港，以亲近母语和母语文化，每隔一、两年，我都会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住几个月，以对美式文化、布希政治，对中国移民及海外“反对派”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保持警觉和距离。

    当然，我随时准备着再次回到祖国。

    享有独来独往的自由（就像我在欧洲的情形：省吃俭用，挎着布袋上路，踏自行车、迷路巴黎，在布拉格穿街走巷，在西班牙乡村顶风、迈开大步，迎着干燥晃眼的大太阳上山），继续迁徙，跋涉，颠沛流离，走。让流亡的不幸成为万幸，不断面对全新的人民、环境、文明和文化。

    作为一个诗人，已经结束了吗？，我对此质疑。

    的确，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且，可能还是一个尽可能践行与其相称生活方式的文学工作者。在未来数年中，我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不可怠慢。纽约公共图书馆学者和作家中心奖（2002—2003年）约写的文学回忆录，我想在2006年底完成初稿。一夲作家访谈录、一夲文论选，近十多年来诗手稿的整理成集、《倾向》编务文字的整理结集、这些都压在案头。

    因为创办《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使我涉入了出版，这些年，经历了在北京因莽撞出版杂志而入狱的劫难，也受够了为书的出版“求爷爷告奶奶”的挫折屈辱，更因为再也不想被动地等待中国不知何时“降临”的（允许自创出版社的）出版自由。2003年，“流亡的”倾向出版社在台湾面世了，已策划的流亡年代丛书锁定翻译出版有流亡经历或作品曾经流亡的20世纪重要诗人、作家和知识份子的著作，目前已出版了9夲，包括哈维尔的6夲译着和索因卡的两夲文学译着。接下来，还要编辑出版桑塔格的纪念文选、约编一本有关哈维尔的照片传记集、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选等。因为哈维尔的捷汉对照双语诗选《反符码》竟在美国的书店颇受欢迎。我甚至设定了一个目标，倾向出版社将陆续出版译成不同语种的（包括双语的）诗集选夲，让诗人带着诗集朗颂，签名售书，并在所译语言的国家发行。

    既然人流亡，出版社流亡，索性，就让书也在世上“流亡”吧。

    自我的写照或给我自已的忠告是：别无选择。因为流亡，你将永远成为一个边缘人。你不可能将侨居地的语言讲得、写得比母语还好。在所有的方面，你比在你的所在地生长的作家更为艰难，更没有可能。你要比他们更勤奋，更珍惜时间，更多地工作。你还要学会不在移民社会的热闹中迷失，学会安贫乐道。少花时间在生计上。

    小心，欲迎还拒，甚至能拒。要和体制和群体保持必要的距离，至少，要试着审视体制和群体给予你的身份感，怀疑它。别让祖国或异域的体制遮蔽了你眺望世界的能力。



    问：在那篇演讲里，你区分了作家与知识份子、文学工作者。你指的是特立独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份子吗？

    答：是的。真正的知识份子特立独行，他对公共事务发言，不惧危险，发声异议，揭露当政者和得势者的伪善和谎言，并获得广大回响。

    当年捷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主要异议者哈维尔就是榜样，他甚至直接自我要求：“知识份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或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一个知识份子应该不属于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儿都应该成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

    同样，我也一直记着不用“知识份子”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桑塔格在1997年就和我说过的话：“大多数知识份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随大流的。在前苏联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统治中，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或许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不是支持者，但那衹是极少数。要不然怎么会有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呢？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和萧斯塔柯维奇（Shostakovich）都下过保证。在30年代有多少俄国作家、画家和艺术家受到杀害，一直到德国入侵俄国为止。当然，知识份子的历史中也有英雄主义的传统，这在现代独裁统治下显得更加光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大多数艺术家、作家、教授——如果你用苏联的定义，那还得加上工程师、医生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专职人员——都是相当会随大流的。”

    她质疑我的一厢情愿：“我觉得把知识份子和反对派活动划等号，对知识份子来说是过奖了。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将结束的世纪，知识份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 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连他们所支持的可能被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起本质的变化。让我来举一个例子。19世纪，许多中欧和东欧的作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都在阐明民族主义理想的战斗中冲锋陷阵。那些民族主义理想那时被看作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又比如，支持新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代表了古老的团体和语言组织的利益，它通常伴之以对当政的专制集团及对审查制度的反抗。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大多数表现为一种反动的、经常还是法西斯式的态度。所以，民族国家的理想含义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也起了变化。”

    今天，直面社会、以笔为耕，不靠大学生存的波希米亚式知识份子已濒于灭绝。我注意到，从自由的西方到专制的东方，大学都在无尽地扩张（当然，这对大学生们是种幸运），正在大量“收购”体制外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包括带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将他们驯化，成为丧失“野性”、品行“端正”、循规蹈矩、沉湎于校园或象牙塔内的生活、对外部世界一知半解、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缺乏自信、也不愿安贫乐道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则对大学教席趋之若鹜。

    现在的中国，一个著述畅销的作家、学者、文化人或知识份子，只要有知名度，又能在大众传媒上说些实话，就很容易被泛滥地归称为“公共知识份子”，一个在政治和个人自由上乏善可陈的国度，某个开明的官方媒体竟能在中国评选出50个“公共知识份子”，真不知该是悲还是喜？

    影响力覆盖国家、甚至超越国界的那一类伟大知识份子，早年如纪德、罗素、鲁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阿多诺、汉娜。阿伦特、萨特、波伏瓦、萨哈罗夫等，当代如索忍尼辛、桑塔格、萨依德者，已经愈来愈少了。诗人、作家愈来愈像文字领域里的专家（professional）、行家，而不是在公共视野中渊搏、发出尖锐的抗议、而且举足轻重的知识份子。

    记得萨依德传神地描述过流亡的知识份子，说他们“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懦的（cynical）。”他甚至将产生真正知识份子的希望寄托在流亡者身上。

    不祇是流亡作家，整个海外的流亡者群落，特别是广义上的华人政治流亡者和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大都市中已经落地生根，可是，对他们这些年心路历程的探讨和呈说却不多，我要特别提及学者和记录采访者亚衣先生的一夲书《流亡者访谈录》，这几乎是第一本记录中国流亡者精神状态的书，亚衣也是一位流亡知识分子，他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付出心力，选择在政治运作、组织领导、文化、学术及文学经历上各有代表性的流亡者采访，以敏锐的问题切入，用各有针对性的提问追问流亡者，审视内在，并整理成书自费出版，这是流亡世界里第一夲涵盖如此广泛、领域如此不同，却同是流亡者的中文记宝之书，是亚衣眼中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亡者抗争宝践和精神世界多棱镜向的折射，弥足珍贵。


四。


    问：你曾经将1989后流亡的中国文学与流亡的中国作家与二战开始后的犹太知识人流亡以及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作家流亡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但在今天，全球化、网络时代，流亡作家发表的空间要比过去广阔得多。“流亡”在网络时代，是否还存在？

    答：无疑，1989后流亡的中国作家和知识份子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部份俄罗斯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和纳粹时代犹太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和二次大战后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以及暴政及宗教迫害下各国、各民族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是同一历史境遇的延续。

    因为，20世纪是充满人类苦难、灾难、战争、屠杀的世纪，是最大程度展现人性邪恶面的世纪，也是人类充满原创力、技术、虚望和欲望的世纪。

    从文学上看，20世纪也是流亡文学辉煌的世纪。20世纪世界性流亡文学传统中有着可以共用的文化、精神资源。1989年后，流亡的中国文学应有以上的时空背景和精神特质。

    流亡，在地球村、全球化，在网络时代仍旧存在，流亡是一种历史刻痕，它可能被风化，却无法抹去，只要暴政存在，只要对自由和尊严有着渴望，流亡就会存在。

    流亡也是一种内心状态，多少可以抵御“穷人翻身”、成为新富人的世俗召唤。

    确实，流亡作家在新的世纪，比上一世纪大多数年头的流亡作家要幸运多了。当代流亡作家的生存空间、视野，发表作品和表达见解的机会，比全球化、网络时代前要宽广得多。

    但是，地理上，他们和母国的距离并未缩短（尽管在心理上近得多了）。在精神上，他们可能被网络时代的无距离假像所蒙蔽，以致于以阅读代替一切，自外于祖国那活生生的现实，也和侨居国的文化、社会和文学环境相疏离。

    20世纪还是21世纪，冷战前还是冷战后，在什么时代经历流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流亡中你做了什么和写了什么。


五。


    问：你曾经访问过苏珊。桑塔格和瓦茨拉夫。哈维尔，并与他们有交往，他们分别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谈些感性的？

    答：她和他都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她甚至是直接改变了我人生的人。若不是她，我可能现在仍在狱中（半疯，或者身心俱垮。）我不是那种可以把牢底坐穿，出来后又可以做大事的人。相对于民主（看人们煞有介事地挂在嘴边上的），我更热爱自由，爱到不可救药。

    她已故去（这是真的吗？我常常有拿起电话拨给她的冲动）。我怀念她，时时想到她对我的鼓励。

    她和他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桑塔格热情中透着犀利，她目光犀利，思想更犀利，她是真正“坚定、独立的个体灵魂”。她活得绝对精彩，是精彩，不衹是多姿多辨。她的渊博，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代，想起启蒙运动、想起狄德罗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和她交谈，是思考、见解、理解力的高速递进。她的睿智、心智，是天才才有的。

    她不能忍受谎言和空话，她也不能忍受平庸和无知。

    面对她，谦卑是无止境的。

    哈维尔温和和蔼，和他相处时，你能感受到由然的温暖，他会让你把话讲完，倾听。他甚至带些腼腆。可他一旦凝神、思考，随之，他的表达立刻犀利，表情也威严尽现。

    她和他都有灿烂笑容的时刻。她随即敛起，让你回味。他却不断释放，让你难以忘怀。

    她和他一生中都有许多时间在和死亡博斗。可桑塔格从不让你意识到她的病症，而哈维尔，你却时刻意识到他是一位病人。

    桑塔格如严师、长辈，责我不够努力，督促我。她也为我写推荐信，介绍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她担忧我的安危、甚至助我生计。

    哈维尔则如平和的友人，有时，和我扯些写作的苦恼和作家间的轶事。

    （书面回答于2005年10月/巴黎、11月/西班牙南部海边Mojacar FUNDACION VILPARAISO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