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路迢迢——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柏林大会侧记

（德国）田牧


    5月14至19日，在欧洲的心脏——德国首都柏林，由民主中国阵线、人权无疆界、台湾民主基金会、柏林欧洲研究会共同举办了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这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大事，对亚洲地区的民主运动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柏林，曾经见证了上世纪末东欧共产专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曾经见证了半个世纪东西方铁血冷战的冰雪消融。如今它再次目睹了历史的新篇章——全球参与、研讨和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化。


一幢历史的建筑，见证自由民主的新气象

    派克茵宾馆（park inn Hotel）矗立在柏林城的东部，位于原东德首都的亚历山大广场。这幢东德社会主义时期唯一的摩天大楼，是当年东德政府的国宾馆.大楼与对面高耸入云的电视塔互为依讬，为现代化的都市增添了立体、摩登的风景，它因此成为当年东德社会主义的门面和样板建筑.同西德相比，当时的东德经济十分糟糕。但是共产专制统治者打肿脸充胖子，硬是克扣人民的活命钱，堆砌起这么两个高耸的建筑，奉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和象征。据说当年这座国宾馆曾接待过世界各国南来北往的重要宾客。

    在高楼往西的一箭之地是当年的柏林墙，不过没有当地人向导，你还真找不到柏林墙的痕迹.柏林墙的倒塌，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unter Schabowski）误解了上级的命令，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这幢摩天大楼便成了东德社会主义轰然倒塌的历史见证. 5月15日上午9点整，在派克茵宾馆的二楼主会议大厅内，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宣布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开始。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国民运团体代表、人权团体代表、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和少数民族组织代表，民主国家政要、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亚洲地区的越南、北朝鲜和缅甸等专制国家的反对派代表共200余人出席了大会。与会者坐在这幢历史的建筑内，似乎感受到昔日东德人民推翻共产专制政权的浩荡气势，悟觉到当年东德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铿锵步伐，坚定了大家推进中国和亚洲民主化的信心。

    这幢高楼也将成为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运动的历史见证.


一次非官方的会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这次柏林大会有了新的突破。民阵、民联、民联阵、海外联席会议、自民党、民联阵－自民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法轮大法协会等中国民运组织、信仰团体的代表，还有独立的民运人士，台湾政要、香港政要等，以及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人权民运组织代表等聚集一堂，恳商中国民运大计，推进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第一次亚洲各专制国家的反对派人士聚在一起相互取经、相互勉励，共商亚洲民主大业.柏林会议虽然是非政府会议，但是它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德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泽（Klaus Rose）先生，德国国会议员童卡（Florian Toncar）先生、柏林欧洲研究会鲍曼（Tobias Baumann）先生、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米勒－霍夫斯德特（Christoph Mueller-Hofstede）先生、德国政治经济基金会莫勒（Kay Moeller）先生、日本前法务部副部长牧野圣修先生、日本人权团体代表北井大辅先生、美国驻德大使馆代表哈利森（Paul Harrison）先生、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洲议员朴腾（Victor Perton）先生，比利时人权无疆界主席房鹊（Willy Fautre）先生、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女士、香港议员梁国雄先生、台湾驻德国全权代表谢志伟先生、台湾国策顾问阮铭先生、金恒炜先生、董立文先生、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先生、台湾世盟执行长刘志同先生等四十多位元民主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赴会。加拿大国会议员、总理秘书肯尼（Jason.Kenney）先生、澳大利亚参议员布朗（Bob Brown）先生、瑞典议员、欧洲理事会成员、欧洲理事会“谴责共产极权专制罪行决议案”起草人林登巴特（G.ran Lindblad）先生、德国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管理处比尔特乐（Marianne Birthler）女士等纷纷致函大会预祝柏林大会成功，有的还发表电视讲话。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次大会，因为柏林大会之后紧接着德国新总理梅克尔要正式访华，德国政府不愿意过分触怒中共政府，所以德国总理府未派代表参加。

    柏林大会冲破了中共对海外民运长期的围剿和封锁，意味着中国海外民运新的开始，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柏林大会将对中国和亚洲甚至全球的民主化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崇高的追求，聚合起一次群英会

    今天的中国民运志士本着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游说列国、呐喊呼吁，为拯救黑暗的中国而求索，希冀西方民主社会伸出援手，企盼台湾民主社会伸出援手，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能够成功地召开，这实际上是一次理想和追求的碰撞。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先生，“八九民运”前是留学德国的核子物理博士生。“六四”枪声唤醒了沉浸在实验室的他。他从此毅然走上了中国的民主之路。十七年来费良勇先生从未间断过为中国的民主人权努力耕耘。

    台湾驻德国全权代表谢志伟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德国。在西方民主的摇篮里，在学习社会科学的同时，德国厚重的人文思想也薰陶了他。人权意识和民主政治在他的内心深深地扎了根。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清楚地告诉我，“统” “独”不是台湾的全部。如果认为台湾人不是统派就是独派，那是对台湾人民的亵渎.台湾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也适应民主和人权。这是台湾的主旋律。谢志伟教授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他身体力行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

    人权无疆界主席房鹊先生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十六年前，随着红色苏联的解体，华沙条约国顷刻间分崩离析，冷战结束。这意味着东西方军事对峙和战争危险的消除。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废弃军事行动和战争行为，通过人权思想、民主文化、宗教意识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社会。人权无疆界就是在那一时期成立起来的。

    他们三人内心深处激荡着同样的主旋律：民主与人权。由于相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他们携手推进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用房鹊先生的话说：人权和民主的普及是社会的责任。我想他这里的社会应该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谢志伟教授表示：人权与民主是根本，是普世的价值。在“统独”和“人权与民主”选项中，我更关心人权和民主，因为它们才是两岸和平保障的关键.费良勇先生强调：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

    无论天下如何议论，这种东西方和海峡两岸志士的组合，是在人权与民主的旗帜下聚合，柏林大会的根本宗旨就是推动中国和亚洲的人权与民主！


一个真诚的祝愿，凝聚了各国朋友的心声

    基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客观因素，费良勇先生早在2003年接任“民阵”主席后就提出了“将中国的民主运动纳入全球民主潮流中去”。近三年来，民阵的运作策略和方针有了很大调整，旨在尽可能全方位地与国际社会接轨。柏林会议是“民阵”既定方针的产物。柏林会议从筹备开始，我们就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也得到了许多民主国家政治家、人权专家和学者们的积极支持和回应。

    日本前法务部副部长牧野圣修先生谈到：这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每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柏林墙的倒塌就是例证.在自由民主的趋势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也迎来了非常的转换时期。日本从过去的“为了经济，优先考虑与中国保持比较慎重的关系”，改变为“应该说的话就说”。我认为这个变化无论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国作为对世界有着极大影响的大国，至今没有进行过一次民主选举.这样的状况，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的不幸。我以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化，这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德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泽博士（Dr. Rose）在大会上演讲强调：德国曾经在思想史上作出过推广民主的贡献，也曾经支持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德国和欧洲决不允许自己懈怠。我们要强调民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发展，能够让亚洲直接享受到实惠。在亚洲已经有了民主样板，譬如：印度、日本和台湾等。所以首届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应该勇敢地积极传播民主人权思想。

    德国政经基金会的凯.莫勒先生在他的“中国腾飞的瓶颈” 演讲报告中指出：中国必须正视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正视西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抵制民主化，借用民族主义作为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最后屏障，这是一步险棋。中国需要按照民主制度来修正和改造国家制度。目前中国内政外交凸显严重缺乏民主环节和措施，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所决定的。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主动来承担国家责任。

    德国国会议员、国会人权委员会委员童卡（Florian Toncar）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希望总理访问中国时不仅重视反倾销的贸易问题、专利权问题，更应该重视与中国政府交换人权问题、司法制度问题等。我们不仅需要商务谈判与合作，而且也应该批评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这是帮助中国社会推进政治改革，中国人民会因此受益。德国作为西方民主社会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批杰出的英才，组合成中国反对派群像

    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面对反对派精英。一个政权要保持健康，就需要有这样一批反对派精英组成的批评和制衡机制。一个专制政权无限期垄断国家权力必然导致官僚系统的全面腐败，人民生活无法保障，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等，客观上为反对派精英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环境，反对派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和优化增长.中国社会一大批优秀的反对派政治家脱颖而出，无疑说明了这一点.柏林会议云集了中国民运和政治反对派的精英，他们是：1978年北京在西单民主墙时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杰出民主斗士魏京生先生，西单民主墙开创者之一、诗人黄翔先生，西单民主墙另一开创者徐文立先生，著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依法治国”的专家郭罗基教授，三十年前揭露批判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特权论》作者陈泱潮先生，文革时期就开始探索中国民主运动的刘国凯先生，还有费良勇、盛雪、王策、薛伟、蔡崇国、汪岷、彭小明、吕京花、张健、焦国标、康正果、茉莉、唐元隽等等不少这样的杰出人物。

    袁红冰教授在大会期间放弃了原先准备的演讲题目，利用原定的发言时间，宣读了他与高智晟先生联合署名的《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

    《北京之春》编委、中国民联主席薛伟在会上提议呼吁中共无条件释放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一个人的故事，展现了整个时代的悲剧

    陈世忠先生，瘦削身材，一头白发，开会前就在电邮中向我倾述了人生不尽的苦难.见面后我默默地观察他、理解他，我想很多与会者和我一样愿意做他的听众。

    陈世忠是刘宾雁先生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之一。陈先生1937年生于上海，一岁和三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他的外婆抚育他成长.中共接管上海不久，外婆死于贫病交加之中。从那时起，他直接受恩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中学、大学、到苏联留学五年。陈先生曾担任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60年获得优秀毕业证书回国，在甘肃的大学任教。按理说陈先生是沐浴了共产党的雨露成长，应该感恩共产党！事与愿违，陈世忠先生也没有逃过专制制度的劫难.三年后，因“反革命罪”他被捕入狱，妻离子散，在劳改队度过了14个春秋，历经艰辛。共产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制度，它的没有人性是人类社会罕见的。

    薛伟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人数同样骇人听闻，尽管没有详尽统计，据估计，远远超过中国抗日战争8年死亡人数的总和。而遭遇囹圄之苦的中国百姓更是比比皆是。柏林大会的与会者中就有不少是从牢狱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

    在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上，与会者们的倾诉、声讨、分析、警示、讨论……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文革十年的苦难，也使人再次惊醒，这是中国红色共产时代人民苦难和悲哀的写照，而这一苦难和悲哀依然在继续.


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了遍地的星火

    有人将海外民运大会比作星火，因为它与整个世界，与中国专制政权相比较太渺小了，渺小到犹如一根火柴擦亮的星火。柏林大会犹如再一次擦亮了星火，它将周边的“原上草”点燃了，这些火种将燃遍世界各地。

    牧野圣修先生告诉我们，他将把柏林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发动一些政要支持中国和亚洲的民主运动。澳洲维多利亚洲议员朴腾先生也表示将通过具体项目大力支持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

    国内的朋友也纷纷来函祝贺大会成功。律师刘劭夫感慨地说：“你们在中国民主运动处于长期的低潮时期，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召开了这次大会，这是对所有期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们的鼓舞和鞭策，你们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这次大会，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还谈到：“这次大会，首先把中国的民主化放在世界民主战略的格局上，把中国的民主化提高到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认识，并动员世界民主国家关注中国的民主转型。多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人权活动家出席会议，表明了整个民主世界正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民主。我们的努力正获得世界民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这个新的思路，显示了中国民主力量的眼光和胸怀，必将开启中国民主运动的新局面。”

    中国大赦的张先梁表示：中国民运的正气正在抬头，一批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的民运团队正在重新崛起。柏林大会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民运始终高举着反抗中共暴政的大旗。中国民运是反专制、反暴政的主力军，其他人权团体，宗教团体和环保团体是中国民运的侧翼友军，主力军与友军协调默契，同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

    郭永丰先生来函表示：“民主中国阵线”的朋友们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源，做了极其伟大的事情，非常感谢，尤其听到全部发言，感动得热泪盈眶，有这么多人为中国民主化不懈地辛勤耕耘和艰苦奋斗，实在太宝贵了！


一次成功，需要无数人的努力

    大会期间，很多朋友，甚至一直赢得我尊敬的一些前辈们激动地对我说：这是“民阵”的成功，这是海外民运的里程碑！

    我这里衹能坦率地告诉大家，这不是“民阵”的成功，也不是海外民运的里程碑，是17年民主中国阵线工作的继续，是23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耕耘的继续.海外民运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走过了太多的波折，许多民运的风骚领袖人物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旁人指责，他们自责，最终一一隐退。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为今天的继承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别人忽略的足印，别人漠视的失败，我们却视为经验和教训。我们继承他们的精神，举起他们留下的旗子，聚合好队伍，毅然而然地沿着他们趟出的崎岖之路继续前进！我们衹是在他们磕绊过的地方迂回过去，在他们摔过筋斗的地方跨越过去，在他们陷入过重围的地方绕道过去……

    假如将柏林大会视作是一级台阶，一个进步，一次成功，我们也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干出来的。我们衹是尽力而为，将中国的民运视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我们没有精英花环的包袱，我们没有名人效应的累赘。我们愿意做铺路石，我们愿意做联络人。我们搭起一个个平台请民运的精英、请中国反对派政治家们亮相，聚合成剑一样，雷一样的力量，向专制政权冲击！

    中国民运，百年荏苒，大路迢迢……。我们依然会不懈努力，直到建成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2006-6-6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