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毛泽东热”透视
——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之二）

（北京）陈小雅


    在当代“毛泽东热”发生之前，中国曾经历过一个“非毛化”过程。而所谓的“非毛化”，其实就是毛泽东“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过程。


一、中国的“非毛化”时代

    毛泽东的“去神化”过程，是从1971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缝的逃跑——开始的。

    “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这样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人们对此不能不感到震惊和困惑。林立果制定的‘571工程纪要’被披露后，在人们心头引起了更大的震动。‘红卫兵是替罪羔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两句话，无疑像定时炸弹一样埋在了数百万知识青年的心中。当时的舆论工具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两句话，但这种批判不但没有为毛泽东增添光彩，反而使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开始暗淡下来。”（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第17—18页。）

    经此一役，毛泽东九死一生，神光蜕尽。再经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终于有人呼出“秦皇的历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自1942年开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为毛制作的“品牌化”包装也开始脱落。在毛去世时，至少在他的身边，大多数人已经“希望他早点死去”（见陈小雅《中国“牛仔”》）。1977年春夏之交，有人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公然贴出了批判毛的大字报；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次年1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以及同时在社会上发生的“民主墻”、民刊运动，开始了在中共党内及全国肃清毛的影响的进程。

    作为该时代“捣毁圣像运动”的象征性行为，诗人黄翔一行于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刷下了一百多页的大字报，在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火神交响诗》后，领呼了“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应该！”“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撤除？”“应该！”的口号。自知“闯下大祸”以后，四条汉子索性来到天安门广场，朝着毛像撒了泡尿。十三天后，他们又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刷下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见亚衣《火炬在心中燃烧——访员贵州“启蒙”社创办者、诗人黄翔》，载《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98页）

    通过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无可逆转的推进，“品牌毛”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败北，而且几乎被事实所摧垮。当时，杭州的一家大学生刊物上的一句诗，形象地反映了整个风潮：“偶像纷落中，纷落也成了偶像……”

    1981年，文革中提升至厅局级的韶山特区被撤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乡；年参观人数下降到十五年来的最低点——21万；每天环行于火车站与毛故居之间的公共汽车，由四辆减少到两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挂起了“长沙市博物馆”的招牌；各地红彤彤的标语牌，被五花八门的广告所取代。（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载《海南纪实》1989年8月号）

    1982年，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被改为“革命领袖纪念堂”，除毛泽东遗体和展室外，那里增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生平展室。到1988年毛泽东95岁诞辰之际，这里第一次举行了一个著名书画家展览。到场参观的祇有华国锋、汪东兴和几名不在位老人，及毛身边工作人员。在毛的亲属中，李敏全家没有前往……（耿军《毛泽东95诞辰见闻》，载《海南纪实》1989年8月号）。这些活动及有关宣传，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谨慎低调的水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

    1989年5月23日中午，湖南浏阳三名青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用颜料涂污了天安门上的毛像，并在天安门洞内贴出大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到此为止，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论建构社会的地盘，仅剩下一个祇有三万二千人口的南街村。（据称，那里的村庄，仍以一具毛塑像为公共标志，并仍保留着马恩列斯肖像，农民声称仍信奉这些偶像。该村至今仍沿袭文革时期每天早晨喇叭播放《东方红》叫村民起床、民兵晨练等制度，并仍实行集体经济，奉行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和福利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众的社会生活。“品牌毛”的利用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品牌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复：其一，权力到手的邓小平无心恋战。1979年的邓小平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党内集中在华国锋、汪东兴旗下的“毛派余党+非邓同盟”的压力。它不仅表现在当时由周恩来旧部熊复掌管的《红旗》杂志拒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还表现在邓积极促成的“理论务虚会”期间发生的一桩“恶攻”案：1978年末，当时的毛着编委会办公室（现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名为批判彭德怀，但内中明显有“影射邓小平”的文字。为此，中央曾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其次，是来自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压力。它集中表现为魏京生公开写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尖锐批判了毛的独裁统治，并向邓敲响了警钟。

    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邓采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议，一方面赎买了党内“非邓同盟”，另一方面“杀鸡儆猴”，镇压了民主墻和全国的民刊运动。同时，用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安抚了党内民主派。关于这个过程，1981年10月，邓小平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中曾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明：意见不同的，主要是关于毛的功过，毛泽东思想如何估价，很重要。警卫师说了一下，（读了与意大利人谈话——引者注：指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邓在谈话中说，天安门上的毛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页），干部战士都同意。部队各组接受估价。决议如军队不赞成，是个问题。如估价不当，老工人、贫下中农通不过，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旗子丢不得，如丢了，实际否定党的历史。我党还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解放后工作中犯了很大错误、文革，……讨论中反复强调写毛的个人品质，值得慎重考虑。绝对不能把毛本人写过头了。写过了，也就是为党和国家抹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要坚持。去年所说西单墻，有一些人写大字报，祇在提出四个坚持后，得到多数干部群众拥护，才把局势稳定。如决议搞得不妥，对稳定不利。

    讨论中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大跃进、文革不但比斯大林严重，而且比任何剥削国家严重。如这样说，就会说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蒋介石。这个问题很大。对毛评价，不是个人问题，与党和国家分不开。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们考虑。已经讲过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外国朋友说要“非常恰当”。……

    为了自圆其说，邓给毛思想做出了新的注解：毛思想不是属于毛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党的集体的，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思想。这就一方面修补了已经脱落的“品牌毛”形象，赢得了“非邓同盟”的谅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释权从“毛派余党”手中拿了过来。这就是后人所说，邓与这个党，与“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依据。但从这些内容看来，邓对“品牌毛”的去留考虑，主要不是出于对于这个品牌的倾心，而是担心自己的权力不稳，统治基础不牢，以及对其在有生之年实现改革事业的干扰。因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于现实政治的利害权衡，所做出的策略性考虑。

    对于这种状况，当年曾因此被推入监狱、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一个评价：

    亚衣：在文章中您对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批评非常直接和尖锐，提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前提下推行社会变革，这就远远超过了文革后官方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

    魏京生：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时期，祇是与苏联不一样。邓小平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不砍倒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路线。他之所以不放弃毛泽东旗帜的原因，是为了继续维持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对人民的政治压迫。邓小平很精明，两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国也有“非毛时代”，这就是邓小平时代。（亚衣《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访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魏京生》，载《流亡者访谈录》，第157—158页）

    “品牌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上述情况，国内研究机构、媒体的被垄断，思想文化界将“品牌毛”还原为“真人毛”的基础工作进展缓慢。在此期间，虽然有许多出版物已经按捺不住内在的冲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著作、官方毛传和年谱、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但这种愿望受到了来自审稿制度的明显压抑，我们——企图寻找真相的人们——祇能从字里行间去发掘其破绽。而大部分“看热闹”的人群，祇能加深对“品牌毛”的印象。

    这些，就是当代“毛泽东热”得以发生的大背景。


二、当代“毛泽东热”概述

    当代“毛泽东热”，与历史上的毛热的不同之点在于，它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作为改革开放年代许多类似热潮的一个，在它的前面，有“邓丽君热”、“留学热”、“文化热”、“经商热”；与之同步或稍后的，有“琼瑶热”、“金庸热”、“气功热”、“武侠热”、“帝王戏热”、“炒股热”、“香港回归热”“奥运热”……直至最近以前发生的“超女热”和当前的“韩国片热”。就笔者个人的观察体验而言，与上述各种热潮相比，毛热干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广，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关于当代“毛热”的发生的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1988年下半年。但据笔者的接触，它的萌发却早在这年的年初——在率先偿到改革甜头的中国南海之滨的羊城，公共汽车司机们的驾驶室里，悬挂吉祥物的地方出现了毛泽东像牌。也有人发现，这次“毛热”的另一个来源，表现在出版界。在当年热卖的毛泽东画像中，至少有一种版本是出自1987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而参观韶山毛故居的游客数量，自1985年以来，也开始逐步回升，并以每年10%的比例递增……

    从1988年开始，就不断有以毛为话题的新书上市，到当年底，已推出四十种以上品种。其内容广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传记、轶闻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斗争艺术、人生艺术、毛的书信、诗词、墨迹、毛的诗词颂歌专辑盒带等，发行量总计超过450万册（盒）。（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302页）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自80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热也重新回潮。它不仅被当作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人们搜集，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借助互联网的平台，中国大陆的四川、贵州、上海、陕西、北京、广东、江苏、江西等地毛像章的收藏家事迹，以及其设立家庭毛像章展览的消息被广为传播，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毛像章图册和专着。据旅居美国的桑晔90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上海市毛像章研究会主办的《收藏通讯》介绍：目前有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一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像章系列，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亲密化，大陆的这股毛热，甚至刮到了台湾。2005年9月香港《成报》一篇题为《台版〈毛主席语录〉卖断市》的报道称：最近在台湾的书店中，出现一本300多页的繁体字版新书《毛泽东语录》，吸引不少读者买来一看究竟。由于隔年是毛逝世30周年，这本书正掀起台湾另一波阅读话题。香港《明报》另一篇报道称：《毛主席语录》繁体字版首次在台湾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热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应热烈，出版商……为因应市场需求已加印两次。据读者说，他们学习毛着，着眼点在于“知己知彼”——为了应付与大陆的商战。

    在整个社会的“毛热”推动下。学术界的“毛热”也不断升温。除撰写专着外，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创办了研究毛思想的专业刊物在四种以上，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全国范围的毛思想研究会。到了胡温时代，随着民间“博客热”的兴起，还出现了不少纪念毛泽东的网站。有人再次提出了设立“毛泽东日”的倡议。

    在普通民众中，“毛热”表现并未达到成瘾、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们的“热”表现为一种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如购买与阅读有关毛生平的书刊、毛画像及佩戴毛的纪念像章；或者到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遗迹、遗物，或者到专题网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1989年的《海南纪实》，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近距离观察，作者张京明记叙说：当毛主席的老邻居汤瑞仁西装革履、当上“毛家饭店”老板的时候，她没有料到，毛主席竟又会悄悄“潜返人间”。

    湖南省隆回县城，“群乐服装门市部”新添的白色横幅上写着八个红色的大字：“毛爷爷像章大展销”，再下面是两串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磁质的、钢质的、铝合金的，规格不一，品种齐全。低的每枚卖价2元，高的竟达25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渐渐“传染”了中小学生，也有极少数老年人不甘寂寞，赶此时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几十年来收集了13876枚毛泽东像章，几乎囊括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所制的产品，据说这当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时不要工钱而索取的“报酬”。经有关单位批准，今年初他在家中举办了一个家庭“小展览”，有人参观后愿出6万元购买展品，被断然拒绝。王安廷还收集了大量古钱币和邮票，他常常用来与别人交换毛泽东像章，而像章却决不舍得换出来。

    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种种迹象就出现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农民们习惯将毛主席的标准像放在神龛内，每逢节日总要奉上供品。结婚、建房时要贴毛主席像，据说是可以消灾、填堂、冲喜。有的地方甚至还建起了毛泽东庙。

    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则剔除了农村的那一层传统文化的色彩。

    在邵阳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蓝色的西服上缀着一枚小巧的白底浅灰色像章。我购票时笑着问道：“戴这个干吗？”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来，社会上曾流行过戴十字架、戴胸花、戴体育纪念章等等，时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人生乐趣，并无政治色彩。以戴像章为时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祇是听大人说过，电视里看过。他们天真烂漫，满脸稚气，不仅不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反而认为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免费旅游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见到别人戴像章， 自己也就千方百计去搞一个戴上，甚至还进行像章比赛，看谁的像章大，色彩艳丽，从中得到莫大乐趣。

    然而，仅仅用时髦二字是难以概括这股潜流的。

    阵阵哀乐从副食品公司内飘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华的姑娘抛却了尘世烦恼后永远地微笑着，她曾经历了许多她这个年龄本不该经历的事情，学财会专业的她被分配到商店当了售货员，好不容易有一天经理当众答应调她到公司当会计，不料，到了最后，接到调令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们敢！”在她的灵柩前，有人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气愤地说。

    令人惊奇的是，在邵阳市委招待所服务台，一幅毛主席像覆盖了原来的迎客松。旁边的对联上端正地写着：“旭日东升山河秀，光辉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画像是河南中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我请教服务员个中奥秘，她以嫣然一笑作为回答，最后还是一位干部吐露了真情： “这是一位老干部要求悬挂的。”他叹了口气又说： “唉，也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怀念50年代，那时生活虽然艰苦点，但大家都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社会风气也好，祇要是毛主席说的，不管对不对，谁敢不听？！哪像现在啊，一盘散沙，一切朝钱看。”他主张重建权威。（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

    在大学校园里，“毛泽东热”则表现为阅读有关毛的书籍、张贴毛的画像，业余以毛为谈论话题。一些大学生还成立了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研究小组或毛着读书会。为解开“毛到底是‘圣’还是‘魔’？”的心结，这些在刚刚懂事年龄便经历了“非毛化时代”，现在已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要亲自把他辨个究竟……

    对于社会自发兴起的这股毛热，至少在头一个十年里，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和政工部门，是对之保留看法、并给与了高度关注的。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些人“寻找毛泽东”，有欣赏毛的“造反意识”的倾向；有些人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散布对官倒横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及造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的现状的不满情绪；有些人通过“寻找毛泽东”来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造成与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302页）。为了驾驭和扭转民间毛热的势头，热衷于“自我塑造”的江泽民适时的把话题转向学习毛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转向反“和平演变”和反“自由化”。2003年毛诞110周年时，继登大宝的胡温为聚集社会资源，在“三个代表”以外，加重对“弱势群体”的强调，公开在“邓思想”、“江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幡，造成一派毛泽东行将复辟的趋势。但由于事涉按党的意图对毛进行“品牌”包装之大“体”，党对毛的传记出版仍有严格规定，即使在一哄而起的形势下，国内拥有此项特权的，祇有一两家出版社。


三、三个浪潮：“毛热”的内在驱动力

    据笔者观察，1988年开始发自民间的这场“毛热”，基本上是围绕“品牌毛”的核心价值展开的。虽然祇是表达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但就已经经历的三波浪潮来说，仍是各具不同背景和内在驱动力的。

    第一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1988—1989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为先锋，他们率先在自己的驾驶室里挂出毛的像牌，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的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操控。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少许鱼虾，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作为对这种市场先机的敏锐的把握，出版商与被冷冻约达十年之久的党文化工作者，终于也盼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是借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前十年间，借邓小平之威，川菜横霸半个中国餐饮业的局面。而在那些“升学没准，出国没门，经商没本”，追赶西化潮流又没有方位感，眼看要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机缘的小商品生产者那里，这当然更是一次天外飞来的商机。

    ——的确，这次发财机会，是“毛爷爷”给的。

    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来到“瓶颈”部位，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毛时代不曾有过的贫富不均；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使许多人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代替了“大锅饭”下的“一团和气”；而那些有幸仍在“资源优化”之内的人们则惊呼，自己突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那些怀有“原教旨”情结的老干部则感叹：“出生入死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种种社会不满情绪的聚集，在改革操盘手赵紫阳那里曾化为一句感叹，叫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而这种“人心不古”的情势，最被动的表达方式，就是怀旧，集体的怀旧，用集体无意识表达的怀旧！正是在这种不满的积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方才出现了1989年的“积极宣泄”……

    第二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与同期出现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历史题材热”、“气功热”，都是由于同一个历史背景——高烧到90度的八九民众情绪被外界力量强行镇压后，流入地下的曲折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第二国歌”《东方红》的境遇发生了再次改变：曾几何时，谁要是演唱这首歌曲，“便会在台下招来一片嘘声”，但在1989年举行的“北京大学生文艺节”开幕式上，这首歌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见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第5页）与此形成参照的，是发生在北京一所大学里的另一出“闹场”事件：当时，学校里正在放映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巍巍昆仑》，当电影放到蒋介石说：“美国人给的飞机大炮，是让你们去打 共 产 党的，谁让你们去打学生了？”这时，黑暗中的剧场里，也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据韶山毛故居管理者统计，1989年全年，该地游客达到65万人次，当年9月1日起，韶山的环行公共汽车，也由两辆增加到三辆，每隔二十分钟就有一趟。（同上，第4页）

    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从1989年8月开始，“湘西怀化部分地区出现了一股购买领袖画像的热潮。据新华书店对该地区10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4个多月里，销售了马列主义创始人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画像8万多张。其中有6万多张毛泽东画像。仅沅陵一个县就销售毛泽东画像35000多张。” 1990年寒假开学后，北京大学书店里毛画像也一度成为走俏货……（同上，第7页）

    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托，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反主流”热潮，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它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以“面向过去而背对现在”，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当时人提到毛，大多是因为毛是邓的克星。而且毛讲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因此，它们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因为经过“品牌化”包装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户晓的，毛的语录——经过林彪的筛选——是通俗易懂、很容易掌握人民群众的；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所以是当时唯一拥有号召力，可以用来与当局进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一种对“死不退休”的江泽民的“派对”（见孙丰《毛泽东热是对江泽民的派对性发泄》，载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与第二波毛热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样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种欲望混合的表达和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有着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确的诉求的。它基本上是社会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产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帜。它与同期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具有相重迭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情感表达。此时的毛泽东，与历次运动──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

    我认为，也正是因为它在民间已经形成气候，官方才会轻松地接过它的旗帜。


四、“毛热”的社会历史功能及气象预测

    如果以上叙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所谓“毛热”，就不能简单的看作“毛泽东的文化复辟”。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它的爆发与这个社会的弊病，以及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不适应，是密切相连的。就积极的方面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层功用：

    第一，它提供了朝野政治家民意观察的“晴雨表”。

    第二，在反腐化、反特权、声张平等方面，对执政党敲响警钟。

    第三，通过民间文化热持续不断地对政治发生影响，结束历来祇有“圣意”、“上意”，而没有“民意”的政治文化结构。

    第四，通过民间自由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化对毛的反省，尤其是深化人们对“真人毛”的认识，为毛泽东作为“偶像”和“品牌”的彻底抛弃铺平道路。

    但由于毛这个“品牌”的陈旧性和封闭性，这种毛热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也必然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导出反动的潮流。譬如：第一，作为一种“革命文化”的内容，它的勃兴和市场占有，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潮流，必然起到一种阻遏的作用（参见陈小雅《中国“废片”》附录：《未来思潮谁引领？——文化“三环”解析》）。这对于刚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人权与博爱的价值观在中国还非常幼弱的植株，将是不幸的。

    第二，作为一种“魅力型”偶像，毛对于那些期望“青天”政治的群众，有着严重的麻醉作用，也极易诱导政治家返回“人治”政治。

    第三，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空想社会的产物，毛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鲜明的“反现代化”色彩。对中国当代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必然产生不利（但并非完全消极）的影响。

    第四，作为造反成功的领袖，毛是运用旧式“民主”手段，排斥新式民主政治的实践者。毛的符号与行为方式，留给中国民间的记忆犹新。在民众没有掌握新式民主手段而政府也未作出相应改制之前，毛的行为方式将是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唯一方式，它的发展，将不利于宪政民主建设。

    第五，作为一个东方帝国的巨灵，“品牌毛”具有抗衡西方霸权的号召力。一旦中国国际环境的压力加大，民众和政府中的“利益集团”，必将再次打出毛的旗幡，作为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导。届时的中国，将重新对世界关闭，并变得焦躁不安……


五、如何对待“毛泽东热”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崇拜”，是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与中共“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产儿。它的“产床”，是科学极不发达、统一宗教阙如而民间迷信浓厚，以及民主政治土壤瘠薄的、以小生产意识为主体的“农耕—家族”文化；其“助产士”，则是民族危机与革命战争背景下，围绕国家权力与中共党内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分支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现、当代精神文化史中，既不是其来有自的，也不是持续不断的，自然也不会是永世长存的。随着其形成条件的逐渐消除，它也将逐渐退化、变形，以致从历史中冰雪消融。

    毛泽东式的专制，更是政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国家权威“去魅力，入法理”的进步，它的消解也是一个必然。

    可以理解的是，在现阶段，如果说民众中还残存着毛崇拜的话，那么，绝大部分已不是对那个真实的、丑恶的毛的崇拜，而是对于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和民众自己——根据党纪和传统道德——“品牌化”的毛的崇拜。换言之，作为崇拜者来说，绝大部分不属于上述第五类。他们的崇拜，有时甚至与毛这个人的思想、行为、经历毫无关系，而是崇拜者将自身理想“对象化”的结果。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经说过：“古来名将皆为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关羽、秦琼、尉迟敬德，就是这样的小神。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祗（将各民族的加在一起）可能上千：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甚至茅坑，都曾被赋予“神灵”。可见是“万物有灵”。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人们塑造的这些“神”，和他们自身的福祉，其实祇有心理上的关系。就像古罗马人喜欢将“一切荣誉归于恺撒”一样，人们喜欢将自己的幸福与灾祸与自己的这个创造物分享。他们塑造出一个高大的“神”，有时是为了体验创造的快乐，有时是为了给不那么高大的自己壮胆。就像“图腾”对于原始部落的意义。

    作为一个从类似愚昧和崇拜中走过来的人，作为一个民主自由观念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同时，也作为一介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我致力于将毛“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工作，但也十分理解毛热的发生，以及毛崇拜的残余现象。并认为，为防毛的复辟，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仍将是艰苦而漫长的，战线是广大而层次是复杂的。因为它有赖于我们——每个从毛时代过来或受其影响的人的彻底“去毛化”——从理念到思想，从思维定势到行为方式，从语言到手段的彻底“脱毛”过程。并以这种“脱毛”后的新人类群体的行为示范于广大民众，让民众自己去自由抉择。

    1988年10月2日，我曾目睹天安门广场的马恩列斯像悬挂最后一天的情景。作为一种象征性事物，那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涯中的最后时刻。当时，我十分留意民间的反应。但我所得到的结果是，民间对此毫无反应！我意识到，这是人心已去、大势已去的结果；也是执政党多年来逐渐降温，思想界持续努力，以及最后处理这一事件的智慧手段的产物。因此，我认为，毛画像是否能从天安门城楼取缔，毛遗体是否能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并不是“去毛化”过程的开端，而是这一过程完成或基本完成的结果。

    作为一种策略性选择，我认为，毛遗体的去留，可经由如下过渡阶段：1、管理经费由全国人大审定；2、管理机构与体制脱钩；3、移址；4、由其家人对遗体的去留提出要求。我相信，生活在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中，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

    同时，我还提出，去除毛的象征物后，可以允许毛作为“小神”在民间留存。这是鉴于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考虑到客观存在，基于对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一种“软着陆”的愿望而提出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提倡”、“号召”和“呼吁”把这尊已打倒的偶像重新扶上神位，更不代表我个人对毛的好恶。

    （2006年7月22日初稿 8月2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