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索偿运动在大陆实行——财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

（香港）黎望复


恣意掠夺与非法转售

    今年11月23日晚上约9点半，一辆推土机闯进西安五星街天主堂，将院墙推倒，随行的30多个穿黄马褂、手执棍棒之歹徒，强行断电、拆楼。当修女们上前护产时，歹徒打伤修女17人，其中重伤5人——1人眼睛被打得流血不止，失去视力；1人左臂粉碎性骨折；1人腰部错位，胸背损伤；1人头部损伤，头疼不已。天主堂负责修女也挨了几拳，当时有人拨打110报警，公安上门看了一下就走了，受伤修女们被送往陕西省人民医院，身心饱受摧残。整座天主堂的修女都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深怕再遭不测。直至今日，教堂里漆黑一团，教民们不敢来做弥撒。

    五星街天主堂建造于前清康熙五十五年（西元1717年），是西北地区天主教中心，也是西安著名的古建筑，更是西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建政后，先是征用教产开办五星街小学，文革爆发后乘乱把房地产“收归国有”。四人帮倒台后，除中共各级干部补发工资退赔抄家物资外，民间财物多数石沈大海。2002年五星街小学搬离教堂，按理教会财产应该物归原主，不料该小学的主管机关——西安莲湖区教育局的贪官污吏乘机侵吞教产，与地产发展商私相授受签署土地转让协议，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拆毁教堂建造高级公寓图利，于是便发生了11.23血案，30多名歹徒是有关拆迁公司雇佣的打手。那几十名修女，长期默默地奉献社会，兴办诊所、幼儿园、弱智园、缝纫社等公益事业，收入微薄，劝人行善，调解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安慰病人，救济穷人，却无端端受到这样残忍、凶恶的打击。

    消息由西安传到美国后，天主教教友向全球教友公布了这一暴行，新上任的教宗也向中共方面提出抗议。于是，西安市政府11月29日提出“调解”方案，向天主教西安教区“出售”教堂土地使用权，硬是勒索了650万人民币。这凸现了中共劫掠人民财产的冰一角。自中共建政56年来，共产党透过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用行政命令掠夺、没收了老百姓的土地、房产、工厂、矿山、医院等私有财产（既非敌产又非违法所得）不计其数，这种大规模的劫夺，对它自己制订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惊人的亵渎与违反。但由于受害者多数已亡故或被杀害，这样大规模骇人听闻的暴行至今未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人权组织的重视。

    年前，山东省一些大地主的子孙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50年前的土改运动，把土地还给地主及其后代；此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省份。近年有些著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并非剥削。


没收人民私有财产是践踏宪法

    在国共内战中，农村地主富农还乡团是直接同中共作战的；但在城市中，工商业者是同情中共的，然土改后不久，中共仍没收了全国86万私营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中共建政后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曾承诺鼓励与扶助私营经济事业，那时陈云在上海主持了为期20天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定把上海税收从每月45亿元猛增到268亿元。加税5倍，在自由世界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者咬紧牙关忍住了。

    3年韩战使中华儿女付出11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而物力财力损失相当于3个8年抗战。为了填补国库巨额赤字，毛泽东就动了民间财富的歪脑筋——1955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个政党的一纸决议案，便把1954年制订的宪法变成了废纸，宪法第10条“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自动消失。

    生产资料所有权得不到保护，生活资料也不例外。5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出现房荒，政府鼓励私房业主出租多余房屋协助纾解房荒。公私合营运动一来，官方便宣布出租面积超过150平方米者，一律都要“改造”成公私合营。到文革时，业主连自住屋都被“改造”，多数被扫地出门。

    “公私合营”是什么玩意儿呢？是中共安插原来的老板当有职无权的副经理、副厂长或科长；每年发给5%的定息，以7年为期。据50年代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那时私营企业缴付重税以及捐款后，盈利率为10%，所以股息5厘是偏低的。有个叫李康年的西药商，向老毛建议派15年定息，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指出，当局没收私房是违反宪法的，说“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共产党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结果她和主持起草过300余件法律、法例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都被打成了右派。


消灭民族资本使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

    5%定息的基数是什么？是由官方派人核估资产。笔者亲睹一家私营公司清产核资的实况：40元的八仙桌核价5元，10元的红木凳核价1元，公方代表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大陆首富荣氏家族被核定资产总数为6000万元，然而早在抗战前3年，荣氏企业仅9家申新纱厂就值6800万银元。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披露，1951年仅上海一地，私营工商业的总资产是510亿元，但4年后官方宣称全国私营企业核定总资产为312亿元，无端端被大鳄侵吞了一大截。

    定息领了7年正逢3年饥荒，又延展了3年。1966年8月底，毛泽东突然一声号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立刻换了“国营”招牌。私股转化公股，祇是出自老毛的一念之差！

    毛泽东、刘少奇原先承诺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结果仅几年就食言而肥。这一揠苗助长之举反映了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识，即认为“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正处于全面崩溃的总危机之中”。如此迫不及待地消灭民族资本，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如今大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直斥其非，如中国社科院学者赵振英1989年在《中国现代史》刊物上发表《关于我国对资改造理论的反思》，断言1955年老毛心血来潮没收私营企业，导致了部份极其宝贵的资金、技术、人才外流，滋养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经济繁荣；阻碍了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引进；破坏了原有的精巧而有效的经营体制，改行僵化的国营体制，致使这些企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亏损面很大，反而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完全堵死了城乡个体经济通过私营经济形式走向商品化、工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以致遏止了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造成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负效应。


东欧国家已将土地、厂矿归还原主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高的所有制形式，因而社会生产力愈是发达，前者代替后者的条件愈是充份。但尽人皆知，今日大陆的社会生产力要比50年代发达得多；奇怪的是，50年代的中共竭力消灭资本主义，而今日的中共却大力扶持私营经济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55年中共改造私营企业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1989年4月，中共御用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中坦承：“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提出改分别分红为统一定息，年息为5%，大大低于原来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率，也低于一般私营大工厂的股息（按：8%）。定息10年实际上仅发回原股金的5成。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采取剥夺资本家的政策，全行业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一次剥夺。”既然是剥夺，就应该物归原主。否则，彼岸的中国人怎能相信“一国两制”的可行性？

    东西德统一后，原东德居民纷纷向政府申请归还40年前被共产政府没收的土地与房屋。这是政治问题，并不受普通法“逾20年丧失追索权”条款的限制。

    在波兰，已有百多万人成功地向政府索赔共党政权所没收的私人产业，原则是物归原主，倘若原物无法归还，政府以债券替代。原主可持债券购买国库出售的企业股票；农业部则给原来的地主或其后裔发放资本证券，凭券可以购买国有土地。工会领袖出身的华文沙总统在其任内亲自签署了将华沙郊区的夏宫归还给流亡贵族的女儿安。布拉尼茨卡。

    在保加利亚，1991年通过的赔偿法使现有大约一半的批发与零售店归还给了原来的店主。

    上世纪末，台湾向越南投资激增，事缘越共政府交还了旅台越南华侨的私有财产。1990年8月，台湾立法委员王志雄访越时，同胡志明市第一副市长范正直达成协议，祇要台湾商人与旅台越南华侨出示十几年前被充公的土地资产之证明文件，越南有关主管部门即可发还。事后证明，越共政府此举本小利大，收获甚钜。贫穷的越南能做到，外汇储备近8000亿美元的中共为什么不能？


归还私产现仅限于统战对象

    要说中共在归还50年前非法没收的私有财产方面纹丝不动，那也未必。基于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某些国府党政军要人的财产已获破例发还。尽管俞权域等极左份子声嘶力竭地强调“没收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土地房屋财产不得翻案”，但是早在1990年5月邓小平会见同龄、同姓、同窗的邓文仪时，亲自批文同意发还邓文仪在南京的两处房产。邓文仪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1949年2月毛泽东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指他为“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既然连老毛这个“太祖高皇帝”指名定性的“反动派”都可以翻案，为什么宪法的神圣条文至今不能落实到平民百姓身上呢？

    类似的统战个案还有：1991年广西自治区政府将国府前代总统李宗仁、国防部长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人的房产，归还了他们的亲属；广东省政府将广州市孝友东街2号原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的房产归还给他的遗孀刘景容；省政府还将新堤路一号的永安堂大厦归还给胡文虎的长女胡仙；连临阵脱逃、私通日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原山东省主席韩复  也沾了统战的光，他在济南市的两处房产由市政府折价8万3千元退还其子韩副煌；还有一个孙科的“敝眷”蓝妮，她在上海的房产“玫瑰别墅”早在孙穗芬绑票案筹赎金时就变卖了，90年代竟因女儿当上了美国驻沪商务领事而由上海市政府将国民党统治时早已转了名的房产“归还”予她。蓝妮在8年抗战时投靠日伪，是罪恶昭彰的汉奸，反而获此优待！


中共已赔偿英商在华资产

    但是，一般不具统战价值的台湾同胞就没有李宗仁、白崇禧、邓文仪那么幸运了；等而下之的香港同胞乃至大陆同胞，就更加希望渺茫了。不过，中共对外国人则软弱得多。1987年，英国海外资产赔偿委员会经过艰辛的谈判，同中共达成协议，中共同意赔偿怡和、太古、汇丰、公和祥等2000多名英资企业股东2351万英镑，此数虽祇及1950年中共“征用”英资企业资产的8%，但考虑到中共与英军曾在韩战战场兵戎相见，血流成河，英方便不再坚持全赔了。然而，中共因韩战没收自己百姓的财产，这些百姓曾经送子女参军奔赴韩战，这些百姓曾经紧裤带缴纳重税挹注韩战军费，中共是不是以怨报德呢？时隔半个多世纪，银行存款逾10万亿元之际，中共仍然不肯归还那些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财产，那就太无天理了！

    眼前另有一个棘手难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复校问题。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著名高等学府，1879年4月14日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斥资兴办于上海西郊苏州河畔，第一任校长是立陶宛籍的犹太人施约瑟主教；1906年在美国华盛顿注册，依照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成完全大学。1913年孙中山赴圣约翰大学演讲时，校园总面积已扩展至苏州河北26000多亩，相当于香港岛面积的两倍多。韩战爆发后，约大被肢解——医学院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工学院土木建筑系转入同济大学，理学院移至华东师大，经济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外语、新闻、历史等系并入复旦大学，高中部则并入大同中学。


圣约翰大学人才辈出纬武经文

    从1879至1952年，约大在上海73年间培育了6500多名毕业生，如加上肄业生则逾万；倘再加上约中、圣玛莉亚女中的毕、肄业生，全球“约友”总数近5万人。其中包括国家副主席一名（荣毅仁）、总统3名（严家淦，顾维钧、颜惠庆1926年曾以国务总理代摄国家元首各3个月）、国务总理3名（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行政院院长3名（宋子文、严家淦、俞鸿钧）、国府委员3名、外交部长5名、驻美大使5名、驻英大使两名、国防部长1名、财政部长5名、交通部长两名、农林部长两名。此外，约大、约中的校友林语堂、经叔平、赵复三、钱李仁、朱良、唐树备、邹韬奋、潘公展、刘鸿生、陈光甫、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朱友渔、周诒春、王汝霖、范敬宜、陈仲颐、鲁平等人，在近百年中国政治、外交、金融、实业、教育、科技、医疗、工程、新闻、出版、文艺、体育、音乐、宗教等领域均有出类拔萃成就；居旅香港约大校友周亦卿、何兆丰、曹文锦、钟士元、邵炎忠、邹文怀、容永道、古胜祥、饶余庆、丁善瑜、欧伟国、郭德华等，尽皆相关行业之翘楚。从总体上看，全球的“约友”在各自岗位上都为中国的现代化、为整个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既然圣约翰大学具备这般光荣伟大的历史，在上海苏州河畔重建约大，俾透过“约友”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效力，本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大事。然而事情并非外界所想像的那样单纯，这里牵涉到不少意识形态的框框条条以及紧箍咒呢！

    首先，约大和北平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与南京的汇文中学 、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以及广州的岭南大学，早在55年前就被定了性：1949年8月310日，在为新华社撰写的关于批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社论“友谊还是侵略”中指出，前述美资教会大学是美帝国主义以教育的形式“从事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如今，老毛虽已逝世28年，但其阴魂不散，毛泽东思想仍被他的第3、第4代继承人视为圭臬，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教育部直至上海市政府，迄今无一人愿为圣约翰大学复校而承担政治风险。类似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贵为第2任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曾为她的母校辅仁（是天主教的教会大学）大学复校而奔走呼号，结果一事无成。等而下之的小角色自然更要碰壁碰得七窍生烟。


约大复校将影响现当权派的既得利益

    教会大学的复校，牵涉到许多名牌大学的校产、校舍、设备、资金、人才的重新分配，将严重影响高教系统一批现任当权派的切身利益与既得利益，而他们都不希望在自己任内减少权力与资源，所以这一类的诉求便一任又一任地拖了下来。其次，各教会大学的复校牵涉到所有制的变革这一非同小可的变革。众所周知，1952年中共在大陆以“院系调整”名义肢解教会大学，是同“征用”美资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同步进行的，是韩战爆发后充公“敌产”的具体举措，如今美国已从“敌人”转为“战略伙伴”，所谓“敌产”的归还便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圣约翰大学的创办经费多数来自美国圣公会，那么圣公会迟早会依据宪法修订后保障私有财产的条款提出归还校产的诉求。所以，大陆有些既得利益者为了避免那些令人头疼的“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便千方百计地阻止复校，绝对不许恢复原来的校名。

    去年4月24至26日，两年一次的“圣约翰大学全球校友联谊大会”在台北圆山饭店隆重举行。约大校友会在海内外有26个分会，由于4月下旬接近陈水扁的“5.20”就职典礼，中共不欲引起大陆同胞赴台“赠庆”的美丽误会，所以大陆17个分会的“约友”被一律禁足宝岛出席第6届全球联谊大会。消息传到圆山饭店，本届联谊大会的赞助人辜振甫夫人严倬云、裕隆汽车集团董事长吴舜文、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陈耀生等耄耋“约友”无不感到愤慨。


上海不准复校  台湾取而代之

    圣约翰校友两年一次的全球联谊大会受到极左政客的粗暴干扰，此举反而成全了台北淡水镇上的新浦工业专科学校（早年由约大校友筹建）——本届联谊大会以热烈掌声通过了认可新浦工专为圣约翰大学之继承者的决议，还有多名旅美“约友”表示要捐100至200万美元支持新浦工专扩充校舍、增购设备，争取在两年内向中华民国教育部申请升格为圣约翰大学。设若上海的44名约友（其中不乏鲁平那样的部级退休高干）能够莅会，光凭共产党的独裁性与排他性，是绝不会同意由台北县新浦工专承继圣约翰大学的香火的。既然上海因政治禁忌不准约大复校，他们更不会让台湾的中专承袭约大正统的，说穿了就是“我好不了，叫你们大家都好不了”的阴暗心理在作祟。

    值得一提的是，4月25日晚上，台湾东道主（此次盛会经费出自吴舜文女士的捐款400万台币）举办迎宾晚会时，台北市长马英九光临致贺，把全场气氛引入高潮。马市长对约大校友的卓越成就赞誉备至，其风度与口才风靡全场。那么多80、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争相与他握手、合影，以致他逐桌合影耗费了近一小时，差一点误了他下一程的应酬宴会。

    回到本文的主题，西安天主堂修女集体被殴案件，必将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世人对中共蹂躏人权、虐待无辜人民的愤慨，也使50年前中共大规模非法没收、霸占人民财产这一惊人暴行重新置入捍卫人权的国际议坛。10多年来，海外传媒上刊载之控诉文革的文章铺天盖地，可是揭露50年代土改、镇反时中共残忍暴行的文章却如凤毛麟角，这是因为文革受害者多为知识份子，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国大陆各自为文口诛笔伐，形成了一股声势。然而镇反、土改受害者多数已死于暴政，其后代也甚少奔赴自由世界。笔者衷心期望在美国的民运、维权人士透过互联网多多发掘50年代亵渎人权的事实，循一定的管道向国际人权组织与即将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报。倘若中共怙恶不悛，仍然拒绝发还非法剥夺的人民财产，我们应当游说联合国对中共予以经济制裁，或扣押其海外资产赔偿受害者的后代，并且动员焚蒂冈教廷以及圣公会等外国教会向海牙国际法院控告中共，俾全面索回教会在华财产，从而推动此一索偿运动在整个大陆实行。

    （2005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