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农村现实调查

（重庆）杨银波



调查之一：精神病患者的失踪

    一个精神病患者消失了，是生是死无从得知，但他遗留下来的，却是那么多难以承受的伤感和负担。眼前的这个女人，本是一副美丽的面容，她曾是那么快乐、天真，如今却是这般无奈和无助。她艰难地经历了两个家庭，她有两个孩子，她在刚要快乐时就会想到痛苦的记忆……。当我们正在体会幸福的时候，她会站在旁边想到自己这一生为何是这样的结果，为何彼此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她说：“人家的厕所都比我家漂亮。”然后就不说话了，声音停止，她暗淡的眼神让自己的声音彻底消失。她，就是罗太群，一个颇受尊重、好评的好姑娘、好女人，如今就沉默在我的面前。


简介

    罗安才（父）、何光英（母）、罗太群（女）、李泽文（女婿）、杨华明（外孙）、李豪（二外孙），除李泽文与李豪外，其余四者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村民。罗安才，1949年2月22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务农。何光英，1950年3月23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务农。罗太群，1974年2月25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无业。李泽文，1972年9月12日出生，原籍朱沱镇石良村10组，现住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系普通民工。杨华明，1995年4月2日出生，现在朱沱镇涨谷小学五年级（3）班念书（班主任：刘老师；校长：胡荣）。李豪，2004年6月19日出生，系男婴。


调查情况

    这个家庭祇有五间瓦房，建于1987年，距今已有18年，是用楠竹、磁竹等普通竹子来做的阁板。现在的房屋状况是：（一）猪圈屋：棱子已断，瓦片约有8平米破烂，用水泥瓦来重盖，一旦下雨仍然大量漏雨；墻侧面有两条1.5米长的大凿，墻背面有一条2.5米长的大凿。（二）灶房：四墻漆黑，烟囱已垮，约有2平米宽、4米高的大洞，遂买两块大水泥瓦（每块瓦是1米宽、2米长）来盖。（三）罗安才夫妇的睡房：经过几次大风的袭击，沿棱被抬起来过（未抬走），檐口到墻也用水泥瓦来盖，瓦几乎全是烂瓦。（四）堂屋：墻背面有一条3米长的大凿。（五）罗太群夫妇的睡房：墻背面穿洞，长达1米，内外相通，面积达3平米；墻正面有6条大凿，其中一条长达3.5米，有2/3的墻的高度；墻侧面有一条1.3米长、0.15米宽的大缝。

    总而言之，这瓦房到处是洞，到处是缝，到处是凿，到处是蜘蛛网和烟尘，到处是破破烂烂的瓦。就是这五间瓦房，集聚了几代人的悲痛史。罗安才的父母去世得太早，从小是跟着姑姑罗吉全、姑爷李新元过的日子，认作养父养母。李新元当初是贫农，被分配了四间漏风漏雨的草房。18年前，这五间瓦房就是在这四间草房的地基上建的。何光英说：“现在通过外墻的裂缝，能够非常清楚地直接看进内屋去，一看就要垮的样子。如果一到雨季，危险就更大。最可怕的是猪圈屋，一旦下雨，如果垮掉，两条大猪、四条小猪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但猪有危险，人更有危险。2005年旧历七月十六日，由于连日降雨，墻走水，泥发软，泥往下掉，罗安才准备爬上去捡瓦，结果还没爬上去，烟囱当场就倒了，墻也垮了，泥、瓦俱下。何光英回忆说：“那天晚上的雨特别大，他看到烟囱那里在落泥巴了，就端着楼梯要上去捡瓦。我就吼他不要去捡，他不听，非要爬上去，还没爬呢，烟囱就倒了。”如果墻迟一点点垮，罗安才必死无疑。幸好，他祇是脚被打伤，脚皮掉了，痛了几天。那个烟囱很高，以前是用老砖来做的。这次烟囱倒下，打在灶上，菜板、煤炭灶被打烂了，锑锅、锑锅盖被打扁了，锑盆也被打扁了，水缸被打烂了……。

    出事以后，他们用竹子棍、薄膜、稻谷草去把已成“天窗”的房顶盖好。半个月以后，渐得康复的罗安才到街上去担水泥瓦，来补这个漏洞百出的房屋。这个房屋本来修得就差，主要是材料用得差，墻是土墻，瓦太稀，买的瓦也是烂瓦。1994年，这里遭受冰雹袭击，除一间睡房的瓦没有被打烂外，其余房间的瓦全部受损。其实，每年起大风、下大雨都没有逃脱过危险。比如说，2004年8月，起第一次大风，就把瓦片吹得稀烂，有三间屋的檐口被吹烂，屋脊的瓦也被吹烂，许多瓦都掉了下来。几天后，又一次大风吹起，他们刚刚捡好的瓦又被吹走，还好有电线在那里压着阁板和瓦，否则整个房盖都将被风带走。

    他们的房屋建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当年安装电线时，必须砍掉周围的树木，这样一来，没有什么东西遮挡着房屋，一吹风就会把瓦片吹走，一下雨就会直接冲击墻体。他们用的统统是薄瓦，当年的价格是0.028元/匹。五间房，才总共花了1400元，请的人工工资是两块钱/天。就是这1400元，也是他们借了300元才凑齐的，隔了半年多才还清。这些事情，还祇是关于天灾的一部分历史，在天灾之外，疾病、人祸就更是灾难重重。罗安才经常咳嗽，一直有胃病；何光英右膀风湿，耳朵经常痛，不大听得清楚声音，她也有胃病，过去一直有贫血病；罗太群现在也有胃病。至于10岁的杨华明，就更是个可怜的孩子，经常得病，头昏，呕吐，这半年都在吃药。

    杨华明的亲生父亲是杨定华，原籍重庆江津市羊石镇新桥村五组，已因精神病失踪多年。1994年，经朱沱镇新建小学校长肖体芝介绍，当时身为幼儿班教师的罗太群与杨定华结婚，杨定华做“上门女婿”，定居于罗太群家。1995年腊月初三，他们准备修一间猪圈，罗太群准备了1000元工资，又在校长肖体芝那里借了500元，这1500元还是不够修猪圈。他们秤了大豆，割了猪肉，买了5000块砖，准备开工。杨定华焦急于这紧迫的经济危机，情绪一天比一天紧张。最开始，是异乎寻常地跟妻子罗太群吵架，头脑不清醒，喜欢把同一句话重复许多遍：“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

    就在即将动工的头天晚上，杨定华跑了。那是寒冬腊月的天气，打着光脚丫的杨兴华等村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他。回来后，杨定华彻底地疯了，要打人，要挖人，要杀人，要吃儿子……。身为岳父的罗安才把外孙杨华明拖走，反被杨定华狠狠地砍了一扁担。因为这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全家人早上、晚上都不得吃饭。水缸被他摔了，饭镇被他摔了，床被拿去烧了，一条又一条烟被撕烂了，三根烟三根烟地抽着，一晚到亮扔稻谷。很明显，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他了。家人遂将之送到重庆市永川三教精神病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花费了1000多元（在村上借的钱）。回家后，病情是基本上好了，但是头脑比较简单，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家中这样闹腾了一番，又是山穷水尽了。杨定华不得不外出打工，遂跟着村民何正海到山西省打工，吃的是粗粮，活路重，不习惯，两个月不到，杨定华又回到家中做庄稼。1996年十月二十二日，杨定华又疯了，他突然反复地说：“冷得很，冷得很！给我看蛋，给我看蛋！”（注：看蛋是迷信之一，即从蛋中看病，滚蛋、吃蛋即好）按这里的话说，这个人成“憨包”了。他要吃什么就必须做什么给他吃，往往天没亮就要烧着煤。买药给他吃也必须看着他吃，不敢一次性地拿给他。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97年正月十一日。这一天，杨定华、罗太群从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起程，赶往浙江省宁波市建筑工地，负责打杂工作。

    1998年十一月，从宁波归家的火车赶到贵州境内，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中转站，杨定华的病因精神过于紧张在车上又发了。他要去跳车，要把自己的钱都扔出去，还拖着妻子的钱，要把钱全给扔了。他跪下来，接连磕头，说：“有人要杀我！快点把钱给他！快点！饶命啊，饶命！”罗太群恐惧极了，被杨定华拉进厕所，被抢钱，没被抢成。乘警赶来，将杨定华看守住。火车驶入贵阳站，下车后，同行的工友严严地步守着他。他说：“我要吃十碗！我要吃百碗！”把饭端给他，他却说：“我吃饱了。”又把他拉上火车，就这样疯疯颠颠，杨定华回到了家中。家人遂到永川三教医院拿药给他吃。后来，杨定华的病在家中又发过几次，而且是越发越密集，频频疯颠，还曾砸烂过别人的船，被拉到派出所，家人拿出700块钱才把他取出来。

    时间到了2000年正月。杨定华、罗太群到贵阳工地打工，跟着村民朱忠云去抬板，抬着抬着突然没工作做了，杨定华一日比一日更心焦。一天凌晨，睡到夜半三更，他突然说：“要带信，要带信。”看着情况不对，罗太群就用了60块钱，把丈夫送去输液。工地上确实没有什么活路可做，工地要搬到“平坝”（地名），就这样，走着走着，人突然走丢了，同行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杨定华的具体去向。罗太群到“平坝”后，花了100元，打了电视台广告，而后又在街头贴了50张《寻人启事》，到处找人，眼泪汪汪地寻夫，但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点消息。既如此，罗太群祇好一个人回家。此后的近五年时间里，杨定华也是杳无音信，生死未卜。

    丈夫失踪后，罗太群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被逼无奈，她祇能一个人远走广州，在制衣厂里面打工，工资祇有400多块钱。寄回家的钱，全是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在外面打工很苦，有时晚上通宵，白天祇有半天觉可睡，有时又没有工作可以接上，一闲就是半个月，一闲下来就发焦，不但没有工钱，而且还得花去大量生活费、房租费等。在这两年里，他没有想过自己的婚事，祇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丈夫能够回来，即使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两年过后，罗太群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中，丈夫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经村民宋家治介绍，罗太群认识了石良村的未婚青年李泽文。排除万难，罗太群在重庆永川市何更法院与“缺席”的杨定华正式离婚。2003年三月，再与李泽文结婚。

    李泽文在家中排行老三，因经济紧缺在上初中一年级即辍学，父亲（盲人）早逝，母亲名叫马永秀，现年57岁。大哥是李开林，做的是“上门女婿”；二哥是李泽强，其妻姚能莲患有心脏病，2004年就差点死了，身为兄弟的李泽文对之深为怜悯，把仅存的6000元存款全部捐给二嫂治病。罗太群嫁去时，李泽文家中连一分钱都没有，但此人的正直品性深深地打动了她，两人痛诉家史，彼此同情爱护，双宿双飞。又是因为经济危机，两人被逼着外出打工，2004年全年都在重庆做砖，2005年二月到江苏省无锡市，帮老板袁正华当泥工。因为工程原因，一个月干得了20多天，更少时祇干得了10多天。租房、水电就是150元左右/月，常有经济紧急危机出现，又常被拖欠工资，实行的是“年终结帐”的所谓“工资制度”，每隔10天祇能得点生活费（每次150元—200元），孩子一旦生病、上学，必须求着别人到处借钱。有时，甚至是以集体性的罢工才得以发放工资。

    一向非常节省的李泽文面临两难。一是在外打工的收获微薄，一是自己家中的房屋必须重修。在外打工，没有合同，没有保险，要经常上10多层的楼，工地经常换，活路经常接不上，工钱经常拿不到。以这次从无锡到重庆的路费而言，袁正华祇给了他2000块钱，两人回到家中，祇剩下800块钱，这就是到今天为止他和罗太群到手的全部积蓄。今年过年以及杨华明开学的钱，都需要想办法。李泽文家中的石砖是自己打的，现在石砖已经风化了，必须拆掉，否则要垮。每次他们外出打工回来，都不能回石良村，那里住着太危险，祇能放一间床，睡着也危险，祇能回到新岸山村这边来，可是这边的房屋离垮倒的日子也不远了。

    李豪的出生，也经历了一番挣扎。李泽文和罗太群的第一个孩子是已流了产的，那是罗太群外出打工时搬家到上海新庄地铁站，下身突然大量流血，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损失掉了。李豪是第二个孩子，这孩子现在的状况也不怎么好，经常发高烧。杨华明就更厉害，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曾经昏死过。那次，他脖子痛，何光英喊他吃饭，喊不答应。抱着他，放在地上让他站立，他站立不起，倒下去了。这样的次数有很多次，高烧、昏迷，39度、40度、41度等，一发烧就很恐怖。对于这个家庭的种种危险，罗太群有着太多的感慨，有太多心里话想说。

    她说：“现在我要顾两个家。两边都必须要有房屋，因为两边的房屋都要倒。对于父母，我希望他们不要害病。对于杨华明，我知道我的家庭变故对他有很深的打击，我希望他好好读书。他一旦生病就很恐怖，医不好就很危险。他现在的性格有些叛逆，对我们不是很理解，有时还要发脾气。我当时失去丈夫后，外出打工实在太艰辛，没有人搭个手，一个人如何求生活呢？我就心想往前面跨一步。可是在孩子面前一旦提到这些，他心中就很愤怒。”对比起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她说，“我觉得我在家要好点，但又必须外出打工。在家没有钱用，在外面又想家，被当地人排斥，会经常想到家里的父母，还有个孩子在家里，怕他今后跟自己的父亲一样，那就更悲惨了。”

    “我们差就差在没钱。有钱，做什么事都好办。”罗太群总结说，“人走到难处了。有好运，有难运，小的时候我不用去考虑这些，可是长大了就要考虑这样和那样，两边的房屋要考虑，两个孩子要考虑，想到自己连个房子都没有，就是这样流浪奔波……。我也算得上悲惨了，先和一个男人结婚，结果没有结婚几年他就失踪了。他失踪之后，我要为孩子穿衣吃饭，找到一个新丈夫呢，又伤到了孩子的心。李泽文其实心很好，他把两个孩子都是一样对待的，学费、花销全是他出钱。他经常想到孩子开学，没钱的话，就连书都读不起。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很过意不去，想到这种滋味很伤心。怪谁呢？命运？还是没有文化？哎，我小学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了，现在想着都后悔得很啊。”这位一副焦愁面容的女人，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坐在我的面前，久久说不出话来，眼神呆呆地定在了那里。


调查后记

    提着相机，我到这个家去拍照。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停止在原地动不了了，究竟应该以一个什么角度才能展示出他们的真实状况，那一个焦急无奈的表情，平静却又尴尬。这光线太过明亮，它应该暗淡些、再暗淡些，甚至一团漆黑更好。唯有那些四处开裂开凿的墻，唯有那些破碎不堪的瓦片，才称得上是一流的、配称的背景。每一次，我多一份关注，就多一份沉重，也多一份责任，人世间悲幻离欢，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悲哀。我虽不是当事人，但似比这当事人更痛苦，照此下去，痛苦抑或也是一种越发可以积累起来的收获。我想，许多年以后这些痛苦一定会发光，因为它是如此真实地映照了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



调查之二：一个残疾人之家

    受我的邀请，梁付山、梁修瑶、梁修容来到我的家中。梁修瑶说：“我妈是哑巴，说不出来话，祇好我们三个来了。”这是一次令我震撼的调查，尤其是这个梁修瑶，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如此的稳重和意志，令我十分感佩。他的身上竟有与我当年何等相似的影子，他的眼光，他的语气，他的手势，以及他流泪时的那种真切与深沉，确实有着太多的深刻。毫无疑问，我也冲动了，深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悦，我要为他们这个家庭记录下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状况，为众人励志，为众人悲悯。


简介

    梁付山（父）、周守银（母）、梁修瑶（子）、梁修容（女），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村民。梁付山，1959年10月4日出生，现住新岸山村11组，务农、马夫。周守银，1971年9月17日出生，原籍朱沱镇汉东村三组，现住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务农，系聋哑残疾人。梁修瑶，1994年11月26日出生，现在朱沱镇涨谷小学五年级（2）班读书，住校生。班主任：欧阳琴（女）；校长：胡荣，校长办公室电话：023-49605003.梁修容，1996年九月十日出生，现在朱沱镇涨谷小学三年级（1）班读书，走校生。班主任：李翼（女）。


调查情况

    周守银持有《永川市残疾人证》，证号为“永残字150514号”，残疾类别是“重听”，残疾等级是“贰级”。小时候，周守银因病吃药，药吃错了，成为聋哑人。1991年，当时20岁的周守银经村民周国明介绍，嫁给了梁付山。14年以来，这个可怜的残疾人非常勤劳，用比手势来进行全部的表达，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肚子痛的常年病症，她辛苦持家，非常不容易。这个贫穷的家庭，唯有从2002年开始，每年仅获得30元的救济款，但这也祇是在有提留税金时才有的救济，如今农业税已全国普遍免除，这个家庭连这仅有的30元/年的救济款也没有了。

    这个家庭的瓦房是用草房改成的，用楠竹做成棱子、阁子，但如今墻有许多大洞、大缝。下雨时，水从房间里面穿过。房前房后是用楠竹来顶着的，否则就将成片地倒塌。楠竹烂了，就用棒棒来顶着。整个房盖已经下陷许多，“窝”了下去。墻全部没有石脚，地基不稳，有许多瓦已经彻底烂掉、吹翻，从里面往房盖上面看，成了“露天窗”。这房屋是1966年就修的，已有39年的历史，在这39年里面，无数风吹雨打，加上冰雹，使得这个房屋危险重重。2004年6月，梁付山的四弟梁贵山修了一栋楼房主体，而后梁贵山到广州市打工，梁付山因自家的房屋实在危险，而被迫搬进了这栋楼房主体里居住。倘若梁贵山回来，那么梁付山就很有可能重新搬回老屋，在没有安墻角、四面透风、水从屋中过的老房屋里继续居住。

    这个10天也说不定能吃上一顿肉的家庭，其经济来源更主要是马（备注：从1992年开始，梁付山曾经买过三条牛，用来犁田，后来卖掉了）。第一条马，是2000年跟村民张华友借2606元来买的，将近三年后，又以相同的价格卖给了重庆江津市农村的一位马夫。第二条马，是2003年跟重庆永川市松既镇“冯小五”（外号）用3300元来买的，2005年6月这条马因“破伤风”病死亡。张付山遂向村民徐仁文借了2000元、向张增全借了400元、向杨庆华借了100元，又加上自家仅剩的1200元，总共3700元向永川市松既镇“朱老师”（外号）买马。如今，仍有约2200元的债未还。实话实说，一条马在农村这个地方约有3000元/年的收入，但开销也很大，一条马一天约吃5斤粮食（稻谷、玉米、糠、豌豆、胡豆、红苕等），还要吃不少的马草，还时不时生病，需要钉马掌等，除去开支，则收入已是所剩无几，仅够点烟钱了。

    梁修瑶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从朱沱镇新建小学（原班主任：代燕）迁至涨谷小学，梁修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从朱沱镇新建小学（原班主任：代燕）迁至涨谷小学。2005年9月开学，梁修瑶这一学期的学费、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经全部统计，为807元，现仍有200元未缴齐；梁修容这一学期的学费、杂费、书本费、伙食费（午餐费）经全部统计，为435元，祇缴了140元午餐费，现仍有295元未缴齐。亦即：两兄妹将近500元未缴。这一学期半期考试成绩已经下来了，梁修瑶的语文成绩是89分，全班第二；数学成绩是90分，全班第一；他曾经获得过三次双科全班第一，也曾连续获得六张奖状（包括“期末考试一等奖”、“五并育举生”等），志愿是朱沱镇最优秀的中学——永川市第十二中学“优生班”。梁修容的语文成绩是87.5分，数学成绩是92.5分，属于成绩相当优异的学生，志愿也是永川市第十二中学。

    两兄妹非常勤劳，放学后常帮家中烧火、煮饭、牵马、割马草、宰猪草等。梁修瑶对自己的评价是：性格镇定，正直，不惹事生非，爱交朋友，有志气。自1996年10月至2003年5月，梁修容一直在外公周希权、外婆阎红书家中过生活，自回到父母身边后，性格一直内向。在两兄妹读书期间，学校的所有老师都对这两兄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乃是可造之才。梁修瑶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懂事，深刻地知道农村的苦楚与艰难，他说：“长大后，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乡，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为更多人创造幸福。”其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这个孩子的原话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人受到冤枉，我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接着又说，“我还想成为一名教师，我想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他们的前途，用自己的知识和对世界上所了解的道德，来改变他们。”

    如果这个家庭因经济的持续贫穷而导致其失学，梁修瑶说：“我会很失望。”当然，另一面他又说，“如果有人帮助我不断深造下去，我会无比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快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如若不然，我就不能为受苦者打抱不平，不能使他们获得公正的对待，不能为更多人的前途而铺路。”他亲眼目睹过许多人受到冤枉。当他镇定自若地表达出这一切时，他流泪了，心中已是久久不能平静。梁修瑶从出生断奶后，一直到一岁，是在外公周希权、外婆阉红书家中过的生活，后来才回到父母身边过生活。单从学习成绩来看，他堪称整个朱沱镇涨谷片区的佼佼者，乃是一个小小的“状元”。涨谷小学拥有800多名学生，而其它学校祇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不成数量。在这个数量最大的小学里面，梁修瑶的位置无疑是相当突出的。

    梁修瑶曾经受到重庆网通信息公司总经理修军先生、江苏省丹阳市地方税务局第八分局周咏生先生的关注，还曾有20名社会人士来到家中与其见面、探问、拍照。他说：“我很感激的是，我虽然没有缴齐学费，但是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反而受到老师们的重视。从态度来讲，他们对我很器重。”接着又说，“我看到整个地区都有无数人处于贫困环境之中，有些同学、学弟甚至比我的情况还糟，我很同情他们。不但同情，而且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对家乡的愿望本来是非常美好的，家乡非但没有我想像中那么美好，反而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我打算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家乡的外貌，把家乡打扮得更加美好。”梁修瑶的表达，如此坚定、冷静，令人震撼。他，体重42斤，身高1.25米，每天肚子都要痛一次，吃不下去饭。如今已是大冬天，两兄妹都没有穿袜子；夏天，乃至其它更多季节，两兄妹都没有穿鞋。

    梁修瑶没在乎这些表面的事情，他说：“我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倘若我想看什么书，我都希望爸爸能够为我买，即使是买旧书摊、破烂站的废旧书也行。我喜欢看童话、科幻、写景、抒情、纪实、政治、法律等，可以说无书不看。我的求知欲望是相当强烈的。我也很关心我的妹妹梁修容，她是一个很有文字天赋的人，她的特长是祇要抓住一个中心，就能围绕这个中心巧妙地选材、描写，表达得绘声绘色、恰如其分。我希望她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在我心目中，作家是用自己的文字把真实的所想、所见、所思的一切，用刊登、出版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真实。作家的职责是把应该写好的文章写好，让自己的作品贡献给世界，成为可以流传后世的精神财富。”他还充满感情地对我说：“在我们这个村里，你如今也是一名作家，而且还是一名顶顶有名的作家，但你的过去和我的现在一样，也是同样贫穷，你如今的成功是用不断的奋斗才建立起来的，确实尝了不少苦，从中也看得出你很有志气。”

    两兄妹是能够和母亲正常地交流的，但有时候母亲的手势祇有梁修瑶才能够知道，然后就去转告父亲。他说：“因为我经常和母亲进行交流，总是经常跟她开玩笑，用很幽默的手势来跟她比些好笑的，想方设法使她开心。我相信，祇有我有前途，有那样的条件，那么我甚至相信有使我母亲病情康复的希望。有些时候，母亲也会生我们的气，但我不会反抗，因为她本身就有病，我不想再火上加油。”谈到农村的教育，他说：“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记者，还有社会上的朋友，包括蒲大珍、修军等等，都来过我们涨谷小学，有的拿着摄影机到学校来录像。老师们也说，报纸上曾经登载过我们涨谷小学的情况。

    我想说的是，谢谢这些热心人士对我们的关注，感谢他们让贫穷的孩子重新进入课堂，接受教育，使这里的贫穷得到重视，使孩子们知道知识的可贵。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为一名成功人士，那么我肯定会联想到自己当初的艰难，将心比心，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让这世界少些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