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北京）刘晓波
官权对《冰点》事件处理的妥协
轰动海内外的《冰点》事件，发生的时间在2006年1月24日－3月1日，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一个月。从停刊决定到李大同的公开信和申诉，从撤职决定到李大同和卢跃刚的“联合声明”以及卢的长篇“抗辩信”，中青报人的勇敢抗争引发出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声援，从龙应台质问胡锦涛到宪政协进会的声明，从江平等十三位老人的联合声明到崔卫平等十三位中年知识人的公开信，以及境外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和数不清的评论文章，……最终的结果是妥协的产物。
然而，以上过程及其结果，仅仅是冰点事件的终点而已。事实上，冰点事件可以上溯到一年半之前，即早在2004年中旬，中青报报人与中共官僚的冲突就已经火星四溅了。2004年7月，资深新闻人卢跃刚在网络上发表“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把这场冲突定义为“兵痞逻辑”VS“报人逻辑”、“二杆子论”VS“公器论”、“喉舌论”VS“独立论”。就文明进展而言，这是前现代野蛮VS现代文明；就媒体及报人的尊严而言，这是奴役VS自由。
表面上看，在中共体制下，兵痞握有权力而报人祇有道义，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也许第一次交手，兵痞必赢而报人必输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然而，即便在依然独裁的当下中国，普世道义逐渐变强变大，以至于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日益凸现，致使兵痞逻辑横行于天下以及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在此格局下，民间道义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强大，还无法阻止官府的镇压和迫害，但基于道义的民间抗争起码可以大幅度增加独裁统治的镇压成本。故而，以现行官权的机会主义和利益计算的精明而言，“伪善”代替了“赤裸裸的行恶”，黑箱恐怖代替了公开恐怖，所以，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官权祇因为必须顾忌镇压的政治成本，也不能不对民间抗争作出某种妥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双双撤职，但在《冰点》同仁的抗争与境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官权对《冰点》事件的处理也作出了一定的妥协：1，被卢跃刚公开怒斥的恶吏赵勇，已经被调离团中央而去河北任职；2，《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批评袁伟时的长文，没有通常的政治大批判的丑陋面目，而尽量保持学术争鸣的面孔。3，调整后的《冰点》编辑部人员，主体仍然是《冰点》旧部；4，李、卢虽被撤职，但并没有开除公职，而是让两人到研究室赋闲。即便如此，海内外舆论仍然不依不饶，等着看冰点能否发表袁伟时的自我辩护，以验证复刊后的冰点能否保持起码的公平对待。
对于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冰点事件的当事人还是声援者关注者，都对中共最高当局的处理作出某种肯定性评价。
李大同在接受多家境外媒体采访评价说：《冰点》停刊是违反宪法、法律和中共党章的，所以，他向中纪委申诉，要求中纪委进行调查。他对《冰点》这么快复刊表示高兴，这是北京高层“一致关怀”下的结果，是开明的决定，值得赞赏。他还说，像这样被叫停后又复刊的情况，以前还没有过。这至少是打了个平手。而打了个平手，也是以前还没有过。
卢跃刚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境外媒体采访时评价说：冰点能如此快复刊，许多旧人又能留任，是各方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反映时代毕竟在进步。他个人的待遇也没有像当年因言获罪的刘宾雁被“发配”往北大荒（东北地区），而祇是调到新闻研究所“看看报纸”。同时，他对新任主编和副主编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他说：主编陈小川是名满天下的杂文与政论家，在中青报任职很长时间，副主编杜涌涛则是老的“冰点人”，原来十三名编辑中多数还留下来，主要核心人物都还在。他乐观地认为，我不认为接手的人就会办不好，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份周刊，继续发挥《冰点》的精神。
袁伟时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冰点》复刊刊登的批评他的文章，试图从学术角度来批评，力求在史学范围内讨论问题，这与一个多月以来的状况不同，张文没有乱扣帽子、大打棍子，开始回到讲事实、摆道理的常态。我感觉到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它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应该是值得欢迎的。
北京民间学者张大军在也认为，冰点事件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过去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祇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表现。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这种状况使政府减轻了压力，政府第一次可以从单方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好现象，是政治进步的表现，是民主进步的表现。
曾经是著名记者的戴晴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东方采访时说：我觉得这是当局的妥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像冰点这样，因为它的言论，因为它的主编和副主编的思想，因为它办得好而被当局关掉的报纸杂志专栏，冰点不是第一个。从来没有一个过一段时间允许他们复刊的。她还认为，胡锦涛对冰点编辑部的人事处理体现了胡锦涛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让步和妥协，而对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的处理则更加引人注目。
官权作出如此妥协，显然与《冰点》本身的良好声誉和海内外的广泛声援高度有关，但最关键的原因则是冰点同仁有理有据的抗争，特别是李大同和卢跃刚的顽强而智慧的抗争。如若冰点同仁乖乖地服从了团中央小官僚的霸道，而没有从一开始就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抗争，冰点停刊决不会变成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更不会在海内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就无法形成老中青齐发声的知识界动员。可以说，无论是台湾的著名作家龙应台，还是大陆的十三位德高望众的老人和十三位知名的中年知识人，他们在《冰点》事件中的仗义执言，很大程度上来自冰点同仁公开抗争的感召。
大记者舆小官僚“的博弈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冰点同仁VS中宣部、团中央之间的整肃与反整肃之争，凸现的是优秀报人那明亮的道义姿态与恶劣官僚那阴郁的权力心态。在两者的对比中，除了道义而一无所有的良知报人称得上“大记者”，而除了道义而拥有所有权力的官员祇能算“小官僚”。
故而，这是一场“大记者VS小官僚”的博弈。
大记者才敢亮相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表达对新闻自由的坚守和对新闻管制的反对，既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和一致尊敬，也激励着心向自由的国人。冰点事件是中国的优秀报人争取新闻自由事业的闪亮一页，也必将是载入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
小官僚祇能躲在阴影里，猥琐地玩弄黑箱政治，遭到境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既让中宣部这个媒体杀手的邪恶面目昭然于天下，也让胡温政权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副部长吉炳轩，团中央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这些中共官僚的愚不可及，就在于他们的为官为人的双重失败。作为高官，他们罔顾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违民心逆潮流的“反动分子”；作为个人，他们践踏为人处事的起码准则，是不择手段的厚黑之徒。正如卢跃刚在《抗辩信》中所言：周强和赵勇阁下二位完全无视必要的规避程序，甚至连走过场和面子上的程序也不要了，而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和黑箱制度来实施私人性的打击报复。
这些官僚仍然停留在“官本位”的陋习之中，以为“有权就是一切”、“有权就可以蛮横”，就可以任意处置无权者，无权者祇能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但是，在中共合法性大幅度贬值的当下中国，他们高估了自己手握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也高估了独裁体制动不动就要整肃媒体和打压报人的威慑力；同样，他们也必然低估了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和自发维权的勇气，更低估了优秀报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决心、智慧和经验积累，也就必然低估了整肃《冰点》可能引发的强烈而持续的反抗。事实上，在二十八年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即便官权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开明媒体的整肃和对新闻良知的打压，也无法扼死中国媒体追求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自发动力，更无法压制住新闻良知争取自由的声音。正如卢跃刚在总结自己的二十年的中国式新闻从业经验时所言：“没有一篇好稿子不是争来的，80年代如此，90年代如此，21世纪的冰点也是如此。”
具体到《中国青年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青报就是践行新闻独立的先锋，为此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指责；八九期间，中青报人的绝大多数参与了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李大同更是北京新闻界推动新闻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起草了致全国记协的请愿信，组织了请愿活动和北京新闻界对话团，也是首都新闻界与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对话的主角。
卢跃刚是北京新闻界采写学运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从学生们“5.13绝食”到四君子“6.2绝食”，他作为中青报驻广场报道组助长一直蹲在广场，他本人就采写了三篇独家报道。其中，5月30日的《北京戒严第十天》是冒着风险采写的，因为5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中宣部已经严禁各媒体发表关于广场情况的“独家报道”了。
“冰点事件”由一系列“事件”演化而来
所以，《冰点》事件中，李大同和卢跃刚的抗争，绝非突发奇想，而是两人长期追求新闻自由的必然，从十六年前的八九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了凸现《冰点》事件中优秀的中青报人的作为，有必要回顾一下该事件的主要过程。换言之，“冰点事件”是由此前的一系列“事件”演化而来。
1，“陈杰人事件”。这是冰点事件的起源。据卢跃刚介绍：2004年5月21日，中青报子报《青年参考》发表陈杰人采写的武汉大学女生卖淫的调查报道，其中的某些数据引起武汉大学和湖北省委的强烈不满，湖北官方通过团中央和中宣部对中青报施加压力。两天后，中青报社违反常规，不是在《青年参考》，而是在中青在线和《中国青年报》主报刊登“致歉信”，大包大揽，提高责任层次，按照湖北官方的基调，表达了迅速平息事态的积极态度，并为中青报高层洗牌埋下了伏笔。团中央把“陈杰人事件”上升为“整人事件”，对中青报领导层进行严厉整肃，逼迫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辞职，青年参考报主编梁平被免职，记者陈杰被人辞退，甚至让派出所二十四小时监控陈杰人。对这一系列蛮横处罚，陈杰人写出抗辩信，该报同仁也愤怒不已，七十多位记者站出来反抗，集体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第一书记周强，为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樊永生鸣冤，要求恢复樊的工作。信中特别指出：团中央的处分是“杀鸡给猴看”，开创了中青报历史上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2，“卢跃刚事件”。为了让中青报人尽快驯服，5月24日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来中青报社，以极为蛮横的态度发表了“喉舌论”的训话。基于对处理“陈杰人事件”和赵勇的蛮横态度的强烈不满，卢跃刚于6月13日写了致赵勇的公开信，公开信在7月5日现身互联网，顿时引起广泛关注。卢在公开挑战新闻管制和小官僚蛮横的公开信中说：“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以周强和赵勇对卢跃刚公开信的反应而论，可以断定他们二人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靠的就是“媚上欺下”。他俩在给大官当马仔时，大概从来不敢顶撞自己的上司，哪怕是对上司的蛮横态度和错误决策，也祇能表示口是心非的服从；他俩在坐上省部级高位之后，大概也从未遭到过下属的公开挑战，哪怕是他俩大耍权力威风，下属也会唯唯诺诺，而赵勇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中青报却碰上了像卢跃刚这样新闻人。论地位，卢是在团中央书记处主管的报纸当记者的小人物，但论做人，卢却敢于对位高权重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大人发出公开挑战，而且是嘻笑怒骂、直率尖锐的挑战！我猜想，在周强和赵勇的为官生涯中，这可能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他俩必然恼羞成怒并对卢跃刚怀恨在心。
可悲的是，他俩只知道独裁体制下的整人逻辑，除了利用权力进行报复之外，就再也拿不出以理服人、依法处理的办法。赵勇以团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卢跃刚扣上四顶大帽子：一，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二，严重伤害了别人和中青报的利益；三，进行了人身攻击、断章取义、谩骂和污辱。四，卢跃刚要对这封信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承担责任。卢跃刚当然不服，除了当面表达不屈从的之外，还写下一万七千字的《抗辩信》发给诸位官员。李大同等中青报同仁也站在卢的一边，支持卢的据理力争。正是在这种集体抵制下，整肃卢跃刚的决定才无法在报社内落实，最后祇好收回成命，连要求在版面上取消责编“卢跃刚”姓名的下台阶举措，都在强烈的反弹之下而流产。
3，“业绩考评办法事件”。卢跃刚事件之后，团中央官僚们痛感大权旁落，就想通过进一步调整报社高层来达到目的。于是，在报社重组过程中，中青报原总编李学谦让位，来自人民日报社的李而亮出任新总编。李而亮上任不到一年，就在2005年8月推出官本位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该办法的核心原则居然是以官位高低来论功行赏：受到读者赞扬的作者，每篇新闻稿仅仅加50分；而受到官员表扬的作者，加分远远超过读者表扬的稿件。其加分等级依次是：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表扬的，加8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表扬的，加100分；受中宣部领导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表扬的，加300分。
如果这样的考核办法真的实施，报社就将变成媚上欺下的名利场，中青报人就将全都变成为官是从的“报奴”了，新闻职业也就变成了单纯的牟利工具了。
所以，“办法”的咨询稿在报社内公开后，立即激起中青报同仁的强烈反对。在中青报人内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李大同祇能诉诸于公开舆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致总编李而亮的公开信：“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李大同批评这个考核条例将把中青报平庸化和奴化；与此同时，青年话题部主任李方毅然辞职，并留下掷地有声的“决不当赵勇的一条狗！”卢跃刚等人在讨论考核办法的座谈会上，纷纷发出强烈的质疑，会议纪要也在互联网上公布。中青报同仁的集体抵制，终于迫使李而亮收回考核条例。
4，“审评事件”。在《冰点》停刊之前，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的文章进行频繁的蛮横的指责，许多的好稿子遭到事后指责；报社高层也加强审查，一些非常难得的好稿件遭到撤稿；冰点同仁与官权管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仅就《冰点》同仁披露的审查稿件事件而论，起码就有两篇被迫撤稿和三篇事后受批。
2004年12月19日，是冰点创刊十周年的最后一期，本来准备推出重量级长篇文章《退出南洋教育集团——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此文作者是著名企业家任靖玺，他向教育领域投入巨资，但经过长达12年的含辛茹苦，他终于被迫退出。此文他在痛定思痛、全面反思之后写下的。在李大同看来，这篇长文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刀刀见血”的，是“一篇罕见的声讨中国腐朽教育体制的檄文。腐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难以改变且变本加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观念，而在于利益，在于各级教育官僚依托这套体制坐地分肥的巨大利益。”所以，李大同才亲自操刀编辑此文。但是，这样一篇好文最后却被迫撤稿。为此，主编李大同愤而写下了《冰点十周年祭》。
2005年5月25日，也就是在台湾国亲两党党魁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冰点》发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6月1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被中宣部指控为“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再次打电话向报社问罪，指控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原准备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它》被迫撤稿。因为，此文揭露了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着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的御用法学家。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授过宪法，是“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
对如此媚上欺下的行为，资深报人贺延光在网上发出质问：“所谓周叶中的敏感和背景，说穿了，就是此人进过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讲过课而已。……谁说过，给中南海讲过课的人就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谁说过，头顶某种光环的人就有规避舆论监督的豁免权？从国法到党章，哪一条有这个规定？”他大声抗议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6，“袁伟时事件”。一直在伺机对冰点下狠手的小官僚们，终于等到了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由于袁文发表后引起一些争议，更遭到网络愤青的叫骂，为官权整肃冰点提供了藉口，中宣部和团中央马上联手封杀冰点。此次封杀冰点同样采取秘密方式。据李大同的公开信介绍，在他本人还未得知停刊消息时，“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与此同时，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中青论坛”也被关闭。
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
但李大同并没有沉默，他在第一时间发表公开的抗议声明，并通过体制内途径向中纪委申诉。前者在国内外引发巨大的声援浪潮，后者尽管遭到团中央小官僚的私下扣押，但还是通过其它途径送达中共高层。据香港媒体报道，胡锦涛亲自过问了《冰点》事件。团中央对冰点事件的处理才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复刊和撤职。被撤职的李大同和卢跃刚于第一时间发联合声明表示抗议；稍后，卢跃刚公开了写于一年半前的长篇《抗辩书》。
作为在党报内争取新闻空间的资深新闻人，李大同和卢跃刚绝非祇知道一味勇敢的鲁莽之士，而是具有高超博弈技巧的智慧之人。在与压制媒体的官权的抗争中，他俩不是一次就出光所有底牌，而是根据官权的出手来分阶段地一张张出牌。每一次冲突，祇要官权有所让步，他们也能见好就收。冰点同仁的抗争是两手应对，一面诉诸公开舆论，理直气壮地抗议和说理；一面进行体制内的努力，尽量争取冲突的内部解决。比如，卢跃刚反击赵勇，他一面发表掷地有声的公开信，一面在团中央的整肃决定流产后信守“不扩散、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承诺；李大同挑战李而亮，也是一面发表公开信，一面寻求内部解决，当李而亮撤回官本位考核办法之后，李大同等人也就不再穷追猛打。冰点停刊事件仍然如此，李大同既公开抗议又体制内申诉。也就是卢跃刚在《抗辩信》中提到的两条原则：一、必须结束有来无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关系的“跪安文化”；二、坚持体制内说理、论辩、抗争，所谓“有理、有利、有节”。
面对李大同的公开声明和体制内申诉，不自量力的团中央小官僚们玩弄黑箱伎俩，还是作出撤职决定，也就等于封死了所有的体制内维权途径。当官权首先破坏规则之后，李、卢的体制内承诺也就自然失效，祇能通过体制外途径将所有内幕公开。李、卢的《联合声明》和卢《抗辩信》这两个公开文本，揭开了一年半以来的官权整肃中青报的种种黑幕，让世人看到了周强和赵勇等人团中央小官僚的厚黑、蛮横、冷酷、机会主义的面目。
比如，在党权中国，党官践踏国法是其统治的常态，中宣部这一机构设置就是《宪法》之外的怪胎；但这些超越“国法”的官僚总该对“党纪”有所敬畏吧！而事实是，与小官僚的个人私利及其面子相比，“党纪”也是一钱不值。他们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和私利，宁可践踏“党纪”，也不在乎损害中共中央的政治形象。所以，他们才能置“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私下扣押李大同的申诉书。
同时，被撤销了副主编职务的卢跃刚，事实上与发表袁伟时文章毫不相干。但小官僚们为了报复乞灵于政治理由：1.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青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2.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3.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这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秋后算账”。
再比如，卢跃刚的《抗辩信》透露：“……周强阁下曾在河南省某市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团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小学生们等候周强阁下驾临。那天是大太阳，很热，等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身为主管青少年工作的最高官员，竟然如此傲慢和冷血，真的是“禽兽不如”！
更进一步，卢跃刚在《抗辩信》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假定团中央官员的个人品质不错，但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悖论”。卢跃刚说：“这个悖论可以称作‘民主集中制悖论’：一个程序及规则设计与实际上一两个人说了算相冲突的制度。这种‘民主集中制’制度设计和运行，与《宪法》与公民权利、《党章》与普通党员权利等情形一样，使执政党及其精英陷入了一个‘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制定规则又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搞了许多说法又自己扇自己嘴巴、前面说一个样又在后面制造出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个样、出了问题死不认错的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里。这种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无处不在，从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反道德的制度链条和机制，使得执政党及其精英、官僚在进行道德倡导、论说和指控时，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在心灵上戕害别人，同时也戕害自己。”
卢跃刚还尖锐地批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他说：“中共党内政治文化，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大的社会危机，上级对下级，从来都是鼓励撒谎，鼓励口是心非，并形成了一个荒诞的运行逻辑：即使骨子里不赞成，表面上也必须‘保持一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表示屈服，表示‘保持一致’，是否口是心非并不重要。我把它称作‘保持一致定律’。”
正因为有了这种逼人堕落的制度，虽然周强和赵勇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也必然接受过八十年代那激情洋溢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他俩一旦决心做官，就必须在做人上与知识、与真理、与诚实、与善意相反，把学位当敲门砖，入门之后就必须学会自私、撒谎、媚上、弄权和恶毒，学会用手中的公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正如卢跃刚所言：“阁下二位，一位学法律，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法学院的学生，一九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官位爬得最高者；一位是北大经济学博士后。学了半天，祇通官性，不通人性，不懂人文常理，学了也是白学，最后连个官也做不好。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何方圣贤教导你们，让你们不分场合，不看局势，永远理直气壮，永远居高临下，永远端着一斤四两沉的小官僚架子，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讲话的姿态，永远是上级对下级，主子对仆从，除此便不会讲话了。”
由此可见，这些祇知道死保乌纱帽和脸面的小官僚小政客，不仅是邪恶的、阴险的、自私的，更是肤浅的、平庸的、猥琐的。他们除了一心向上爬和牟取既得利益之外，再无任何政治信念，也无起码职业道德，他们的外在霸道表达着内在虚弱，声嘶力竭透露着理屈词穷，道貌岸然昭示了卑鄙下流。
在与小官僚的博弈中，李大同和卢跃刚也再次公开表达了对“喉舌角色”和“奴才文化”的蔑视，也表达了对新闻良知的坚守。二人的联合声明说：“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面对握有生杀大权的团中央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卢跃刚的抗辩信让像那封公开信一样犀利。他说：“时刻警惕自己的历史角色，须臾不敢忘记记录历史，真实地记录历史，当然是一名职业记者的天职。恪守这一天职，是一名负责任的记者最高的道德，否则，定遭天谴。”“你们不知道‘知识分工’这一现代社会原理，以及违反这个原理形成了以绝对权力为特征的暴政，以及暴政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人类情感的伤害。你们在这种绝对权力的迷惑、毒害和支持下，企图让那种无聊之至的小官僚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
正是基于这种对职业道德的敬畏，卢跃刚才表现出对小官僚的蔑视。他说：“卢某人没有被恩宠的感觉。卢某人这支笔没那么贱！”“必须结束有来无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关系的‘跪安文化’。”
在中国的体制下，新闻良知与无良政权的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自然极为悬殊，新闻人除了对新闻自由的信念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而拥有所有国家性资源的政权，除了没有自由价值之外，几乎无所不有。
也就是说，在这场“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卢跃刚语）中，尽管现行官权的野蛮时时带有“一股子狠劲”和“一股子血腥味”，但几乎一无所有的中青报同仁却处处显示出：一种阳光般透亮的信念，一种不畏强权的勇气，一种颠覆“官本位现实”的自觉，一种不屈从于“喉舌地位”的力量，一种新闻人的内在自信和内心明亮。所以，他们对官权整肃的抵抗，有义有理有据有节，表现出“大记者”风范和蔑视权势者的独立人格；而团中央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却尽现出霸道、无知、阴暗的小官僚面孔。
虽然，作为无权者，李大同和卢跃刚无法阻止官权的整肃和撤职，但他们的大义凛然却向强权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制度的蛮横和邪恶在道义上决不能畅通无阻。正是这种尊严感，才使他们可以骄傲地表示：新闻媒体是独立的第四权力，而决不是任何政治权力的“喉舌”；新闻人没有“主子”，更不是谄媚权力的“奴才”。
李大同和卢跃刚对官本位陋习的蔑视恰好说明：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的示范，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两者的结合就会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
（2006年3月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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