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保国”还是“精忠保党”？——论军队国家化

（山东）吕耿松



什么是中国军队的“军魂”？

    中国共产党有两条忌语：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会使共产党的谎言失去市场，军队国家化会使共产党的暴力失去载体，而谎言和暴力是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命根子，它是拼了死命也要保住这两个法宝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军队党委工作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当局除了加大对新闻媒体的打压力度外，对军队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1月5日，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吴双战和政委隋明太在200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联名发表了《努力建设政治可靠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文，强调“武警部队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主题”，“把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永远不变的警魂，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的影响，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云云。与此同时，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和政委彭小枫也撰文表示，第二炮兵作为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战略武装力量，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贯彻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统一。在两路将军叫杀了一阵后，3月4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政治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这里引用这样一些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实在是倒人胃口，但这些东西却是中共军事理论的精髓，即“精忠保党”的理论。一支军队有军魂。中国军队的军魂是千年不变的“精忠保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江泽民却说“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的军魂”，更有那些饭桶将军人云亦云，这实在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非法的和僣越的

    “党绝对领导军队”不仅悖逆于民主制度，而且也不符合中国的现行宪法。2004年9月25日，刚刚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胡锦涛签署命令，授予张定发、靖志远二人上将军衔。这一做法明显不符合宪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但宪法没有规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能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因此它不是宪法规定的军事统率机构，因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胡锦涛无权授予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何军衔。中国军事统率机构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做法算得上是世界首创，但严格地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不是法律主体，它祇是“挂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身上的“挂靠单位”，祇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下行使部分权力，它绝对没有“绝对领导军队”的权力。它目前所行使的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非法的和僣越的。

    西方学者依据军队在政治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用，把军队区分为三种类型：西方民主国家的专业型军队，第三世界国家权力型军队与共产国家的革命型军队。 西方民主国家专业性的军队的主要特征是其基本职能在保卫国家的安全，军队从属于国家，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与操纵，军队在军事事务上享有最高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参与任何政党的活动。第三世界权力型军队的职能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之外，还必须承担直接管理国家与监护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社会处于不稳定的情况下，使军人不仅在军事事务上享有自主权，对于一般的政治事务也有直接参与和干预的权力。共产国家革命型军队的职能主要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因此军队必须由党指挥与控制，所以革命型的军队不仅没有民主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军队的独立性，反而完全为共产党所牢牢地掌握，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这种革命型的军队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或自称“人民军队”，但其本质仍非国家或人民的军队，而是共产党的私家军。

    中共自建立政权以来，党的组织渗透到整个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党—政—军—法—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统一体的党国体制。在中这种特殊的政治结构中，党与军的关系是党中有军，军中有党，党军共生，以党领军。中共建军政策是将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臣服于共产党的现代化正规化的私家军。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控制、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及党委领导制度、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等方面。中共党军具体规定，在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军队内部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由军政首长负责分工执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事项，由军事指挥员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军政首长有权作临机的处置，但事后应迅速向党委报告。一个军事单位的党委会，其组织成员有该单位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及少数参谋人员。党委会采取共识决和集体领导制，虽然军事指挥员为部队之首长，但是在党委会中没有独断独行的权力，凡事需取决于党委的集体决定。此外，如果党委会就某一个问题无法达成决议，党委书记有最后的决定权。而党委书记通常是由政委担任，所以在党委会集体领导制之下，政委的权力基本上是大于军事首长。团以上军事单位设政治委员、营设政治教导员及连设政治指导员形成中共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中共借此制度确保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控制。政治机关是中共在部队中管理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机关。解放军设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总政治部以下，在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全军师以上单位（包括军队院校和医院等）均设立政治部，团级单位设立政治处。所在部队党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政治机关去组织实施；提请党委会讨论的工作计划、干部任免事项等，一般都先经政治机关讨论，提出意见。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的代表机关和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作机关，更是同级党委的办事机关。由此可知，中共长期以来通过意识形态的说教，以及透过军事委员会、党委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将军队牢牢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军关系的一体化确保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促使军队在共产党政治体系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突出三个特点：“高度的集中性”或“统一性”，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军委会，以军队各级党组织作为该部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彻底的唯一性”或“排他性”，军队祇能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在军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 “绝对的权威性”或“无条件性”，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军队必须完全地，始终如一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而落实这项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就是上述以党领军的政工体制以及党和军队的纪律。


军队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共反对军队国家化，既不符合现行中国宪法，又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甚至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反动。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提出政纲，要求“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当初中国人民之所以愿意跟着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承诺革命胜利后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相信共产党会顺应历史潮流。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规定由国家领导人而不是由党的领导人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正是军队国家化这一历史趋势的体现。尽管中共现在顽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军队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军事政治学理论把政府和军队的关系称为“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这里所说的政府，一般是指文人政府或文官政府。文武关系依各国政治体制性质的不同，大致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专业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禁卫军主义”与共产党国家的“党军主义”三种类型。英美民主国家政府体制最重要的原则是“文人凌驾军队”，简称“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此原则主张军队负责保卫国家，而非统治国家；政策由文人决定，军人执行；文人决定政府政策的目的，军人则仅限于执行方法的决定；武装力量必须由民选的文人政府官员领导和掌握。此一原则主要是将国家的价值与目标及其制度与实践，建立在人民的意志基础之上，而非由职司内部秩序和外在安全的军事领导者做决定。美国及西欧的民主国家也经常以一个国家是否实施文人统制军队作为衡量是否迈向民主政治过程的标准。文人至上首项要求就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专注于军事专业，不干预政治，不介入政争，祇对文人政府负责。一般而言，军队国家化是指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地域和个人所有，而应为国家与全民所有。军队的使命或任务就在于确保领土与主权独立，维护政府与人民安全。军队为达成这项神圣使命，必须在代表国家与人民的政府体系领导下执行。军队服从民选的文人政府领导，也就是尽其效忠国家与保护人民的责任与荣誉。文人至上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文人领军”。文人领军主要包括：一，文人执政首长统帅三军。这在民主制国家已是普遍现象，在总统制国家尤甚。中国表面上看也是文人统帅三军，但这与民主国家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文人统帅首先是党的总书记，其次是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最后才是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不是执政首长，所以中国的文人统帅军队是以党领军而不是文人领军。二，国会对军队的监督。文人领军最有效的机制是国会的监督，特别是在国防预算、国防立法和对高阶文官任命的批准。三，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文人政府由民选组成，文人国防部长代表人民领军。一些欧洲国家不仅具有文人担任国防部长的长远历史，甚至有些国家由女性文人担任国防部长，如挪威、法国等。四，国防文官的甄补，文人专家参与国防安全事务。以美国为例，在与国防相关部门中，国防文官与军职人员几乎各占一半。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文职人员的任用不得少于编制员额三分之一。

    第三世界国家常常发生军事政变，而发动政变的军队主要是京畿部队，因此称为“禁卫军主义”。禁卫军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军事独裁。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第三世界的军事政变已明显减少，象埃及、韩国、菲律宾等国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文人治国。

    近年来有学者把中国自清朝灭亡至今的文武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北洋军阀时期的“多头军权政治”、国民党时期的“以军驭党”和“一体多元”文武关系、中共的“党军一体化”模式（李月军：《20世纪中国三种文武关系模式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在第一个阶段，文武关系倒置。在“多头军权政治”中，军队首领或者直接成为执政者，或通过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权力机关，文官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不是文官政府控制军队，而是军队控制或代替文官执掌政权。职业化、组织性很强的军人集团是当时唯一的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但它祇具有现代职业化军队之外形，而无现代职业军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权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第二阶段，在“以军驭党”式文武关系中，军权至上，军队以党治为幌子，党以军队为后盾。？这种军权支配党权、政权，一体多元的文武关系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建设与现代性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军权独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低下、缺乏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试图通过政治社会的军事化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蒋介石在北伐后提出过一项解决中国问题的总体办法，即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 第三阶段，？鉴于军阀作乱的教训，又以苏俄“以党建军”的经验为样板，中国共产党在暴力革命过程中建立起了“以党控军”的文武关系模式，也就是“党军主义”。中国学者认为它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复与重建，但外国学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对共产党国家的党军主义文武关系模式并不予重视。西方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文武关系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而共产党国家的军人却一定从属于共产党。他们将任何文武关系分为文人至上和军人统治两类，而共产党国家的党军关系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因此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文武关系不同非共产党国家而予以排除。后来，有些研究者发现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渗透、控制手段与共产党国家极为相似，如政治军官、秘密警察、恐怖手段、行贿和权术等。于是共产党国家的党军主义也列入了军事政治学的文武关系的范畴。党军主义文武关系模式有四个特点：一、以党领军的制度设计，党权凌驾军权之上；二、政工制度是党控制军队的主要工具；三、党军关系的本质是党军一体化，具有“共生”和“双重角色”的特征；四、在党霸权领导下，即使有冲突，也都能在体制内化解。对于苏共和中共文武关系的比较研究上，苏联较倾向于“联合”模式，中共则倾向于“共生”模式。苏联解体后，其党军关系模式已不存在。中共的党军关系发展，有朝向专业化的倾向。

    中共文武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因了三个时期：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江胡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是中共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创立军队之前，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建立军队后，又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主张。事实上在战争年代，枪就是党，党就是枪，没枪就没党，没党就没枪，党与枪是共生的，一体的，大部分共产党的官员，既是“将”，又是“相”，集文武于一身。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它的将帅又成了政府的主要官员，如周恩来当了总理，陈毅当了上海市长，叶剑英当了广州市长，聂荣臻当了北京市长，等等，当时的党政文职官员，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军队干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员和政治局中的解放军代表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在30%到40%之间。？在毛泽东时期，高级干部在党政军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动，许多老一代的党政负责人都出身于军人。这种党政军合一的体制在中共“九大”前后达到高峰。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12名是现役军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军内外均有职务的2人，军人占据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

    由于毛泽东时期党政军不分，军人都成了政治动物，部队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1979年的中越战争充分暴露了这一点。邓小平复出后，急于抓军权，抓军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人们看到，华国锋抓“四人帮”，主要靠军队的支持，而“四人帮”的覆灭，也在于缺少军队的支持，军队在改朝换代中，总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邓小平复出，也主要是靠了军队的支持。他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个岗位，他当过军队的第一把手，而始终没有当过党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却是中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凭藉军委主席的地位，他可以任意指定或撤换党的第一把手，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在他手里造就了四个党的总书记；他可以不经过全国人大发动对外战争，不经过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调动几十万军队到首都镇压学生。仔细比较一下，邓小平的权力比毛泽东还要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刘少奇、彭德怀的挑战，文革中受到林彪的挑战，但邓小平却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毛泽东以党领军，他的第一职务是党的主席，第二职务是军委主席，“名正言顺”；邓小平以党领军，他的职务祇是军委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邓小平时期的文武关系与其说是党军主义，还不如说是禁卫军主义。

    邓小平致力于军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建设，客观上把中国军队引上了军事专业主义的轨道，所以在江胡时期，中国的文武关系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党军主义，但党化色彩已大不如前。共产党虽然还在嚷嚷“党绝对领导军队”，但它领导军队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其内部原因是共产党自身的腐败与腐朽已不能赢得军队的真心拥戴，外部原因是民主潮流的冲击和军队对外交流的增加使军队内要求改革的的少壮派逐渐成长、壮大，一批具有军事专业素质的军官团已经形成，他们坚守中国军队固有的“精忠保国”的军魂，不再心甘情愿地听从这个老化了的政治团体的使唤。江泽民和胡锦涛理论上是中国形式最完备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和双重的军委主席，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不曾拥有这样的皇冠。但实事上他们的权力和权威都远远不及毛邓，这放到党军主义层面来理解是个悖论，但这正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江泽民真正取得权力是1997年邓小平死后，其标志是取得了军队的支持。1998年长江抗洪时，一群解放军士兵在一位中级军官的带领下，振臂高呼“向江主席致敬”等口号，使人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期，这虽然令人反感，但从表面上看江泽民确实得到了军队的认同。江泽民得到军队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封将政策”。江刚上任时，为了掌握好军权，既需要退休将领的支持，也需要逐渐摆脱他们的干预。这方面，邓小平帮了他的忙。1992年，在邓的主谋下，除去了把持军中势力的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同时将刘华清和张震调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刘、张当时年事已高，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们在军中仍然存有影响力。邓用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江，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在退休后在军中仍有影响力。

    1995年，江调整了两个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由国防部长迟浩田和总参谋部长张万年取代刘华清和张震。同时以增加军事预算，破例提升高级军官以及公开和近似奉承地视察部队来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解放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至今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警衔的高级将领已有100多位了。除198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世时授予17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外，江泽民授衔的上将就快有100位：1993年6月7日授予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 1994年6月8日，江泽民一口气册封19名上将；1995年5月晋升18位上将；1996年1月23日封了４位； 1998年3月27日，晋升10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1999年9月29日晋升1位；2000年6月21日，晋升16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2002年6月2日，又晋升7位上将；2004年6月20日，江给15个军官警官晋升上将，包括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江泽民不仅滥封上将，而且也滥封中将、少将。有资料表时明，从1992年到1997年江泽民共封了530多位将军，其中1997年10月24日一天就提升了152名将军。江泽民的封将政策导致中国将军眨值，成了“萧山萝卜干”，而他自己却从中获利，坐稳了军委主席这把交椅。当然，他还给胡锦涛带来了难题。


中国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可能性

    “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是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国民党提出，共产党必须先交出军队，才能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共产党提出，必须先实行政治民主化，承认国内各政党的合法地位，它才能交出军队，实行军队军家化。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是中国问题的焦点。从理论上讲，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应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保障。但中国是个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共产党不仅独霸政权，还要“绝对领导”军队。如前所述，共产党绝对领导军队不仅没有法理根据，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军队总体上来属于右翼保守集团，但最先进的人物往往在军队，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军队。晚清政府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建立了新式军队，而这支军队后来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自邓小平开始的军事改革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军事专业主义倾向的军官团，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少壮派军官决不会长期接受一个腐朽的老化的政治团体的控制。因此，目前提出并倡导军队国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理由如下：

    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已造成了中国军队的严重腐败，骄兵悍将如同晚清的八旗绿营，“钢铁长城”变成了“豆腐渣长城”。1998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军纪委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军委生活会上，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从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级干部私人挪走，每年军费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外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轿车等上面”。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据传是董必武之子）一个人就拥有豪华轿车15辆，在全国名胜之地有豪华别墅9幢，光海南一幢别墅，就有一千多平米，内设私家游泳池。南京军区有个上尉叫李金芳，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他一人就贪污了3亿元。江泽民为了讨好军队上层，纵容军队经商、走私，结果“人民军队”成了“人民商队”，军舰成了走私船，“人民子弟兵”成了海盗，还为分赃发生火并。据1998年11月6日中央军委、军纪委专题会披露：“在军队经营的实体办移交的过程中，已发生130宗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案件。其中，湖北省军区参谋长、辽宁省军区后勤部办公室主任、济南警备区后勤部代部长等人，都已携巨款逃至海外。”在 杀人灭口中，被杀者中官阶最大的，是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少将。崔国栋于1998年11月28日坐飞机去西昌，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二千万。宋副部长掏出手枪来，就把崔副军长和他的警卫员蒋国民毙了。难怪老将军洪学智在出席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时，对军队的现状表示强烈不满，批评道：“现在军队变得这么消沉、腐败！我看解放军先要解决解放自己的队伍问题，否则还能打大仗、打高科技战争、打胜仗？”

    二、军队内部特权横行，严重不公，许多平民子弟不安心在军中服务。军队本身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特权是共产党的霸权带来的“特产”，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军队“有机结合”，使中国军队成了最不公平的地方。当年批判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侯，我们知道林立果大学毕业后到部队“锻炼”了半年，就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其实，岂止是林彪儿子，大部分“太子”都是如此。现在少将以上高阶军职，大部分为太子党所占据。平民子弟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和特别出众的才能，才能混到将军。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学，年轻的时特别崇拜军人，但他们参军后就想退伍，当军官的想早点复员，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军中的不公平。在部队，调动是最难的。这造成了机关极度臃肿，人满为患，而基层部队缺编。机关里都是领导子弟和有门道的人，而基层都是没关系没路子的人。在大机关升官快，而在基层，干死了也白干。军官基本上都是本科和大专的，祇要有点本事，回地方后有饭吃，都想走。找关系走，装病走，被处分了走。有一年，上面说军官可以按战士复员，结果许多人申请，吓得部队全部停办。还有的军官，什么都不要就“失踪”了。

    三、军队内部出现了要求改革体制，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呼声，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军人的心声。1988年秋冬之间，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在军队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题目叫《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在军队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军委总政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主张“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实现军队国家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变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的党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据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干事长杜光回忆，他曾把该文编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创刊号，后来因反对的声音太大，他祇好把它从经过三校的创刊号上撤下，准备过一段时间条件成熟时再发表。不久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夭折，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也就沉寂下去。2001年，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一批中下级军官起草了一份《军方改革派意见书》，提出了“更新现代化的概念、军队国家化、 改革传统的苏式军事体制、 结束意识形态冷战、实现大裁军、 发展军转民企业，禁止军人经商、实现文人治军、平反”六四“，重塑军人形象、设立国民议会取代人大代表会议、执政者革新思维、主动进行宪政改革，确立民主体制”等建议，据说这份意见书还征求过军方高层人士的意见。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在军队内部悄悄流行的军队国家化的思潮。

    其实，在保守的军队上层，也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意向。军界曾反对各大军区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不断对江泽民施压。中共十五大后，江泽民果然向军方屈服，仅由省（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兼任省（区）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军方两次上书中央，对权、钱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向“党指挥枪”的原则挑战。第一次是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等7人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军事国防建设发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要内容有：（一）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二）推进中国军事结构变革，建设信息化军队。（三）研制、发展、部署高新技术武器。（四）遏制战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是在中央军委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四总三军22名将军又在前述7个军委委员上书的基础上联名提出新的建议，其中包含向中共传统党指挥枪的原则挑战的内容：（一）大军区、省军区、警备区党委书记由本军区、警备区政委担任；（二）大军区、省军区、警备区司令员、政委，参加所在地区党委班子，任副书记、常委。这个建议特别提出：军队建立党组织制本身，已体现党的领导和组织架构，没有必要由地方党委书记兼军区、警备区党委书记。也就是说军队想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头上不要任何婆婆。据《看中国》网站今年2月23日报道，春节前夕，李德生、杨白冰、廖汉生、萧克、吕正操、张震、洪学智、迟浩田、张万年、赵南起、张廷发等11名前中共老将军联署写给胡锦涛一封信，指出党政军腐败严重，呼吁胡锦涛要体现共产党人的胆略，敢冒政治风险，敢迎战各种旧意识的挑战，改造党，以法治国。联署信中的意见，集中为四点：（一）军队受到社会腐败、没落意识的侵蚀，已经相当普遍、严重，部队的懒、散、乱、软、沉，极待解决；（二）地方党政部门、干部队伍的腐败滥权和民怨民愤情况，远比简报中的报道更为严重，实际上已发生管治危机和丧失了管治的社会基础；（三）问题的要害，是党对腐败的严重性，长期掉以轻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四）当务之急是改革党、改造党、建设党，全面落实以民为本、以法治国。将军们的频频上书，使人想起去年4月和7月刘亚洲和朱成虎两位将军的“放言”。这一切说明：军心不稳，军心思变，而所有的怨气都集中在共产党这个“婆婆”身上，都集中在“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个紧箍咒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整个军队的运作置于重重黑幕的笼罩之中，使军事政变更容易酝酿。祇有实现军队国家化，把它放在政府和议会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之下，才可能避免那个不幸的前景。

    江泽民靠封将换取军队上层的支持，胡锦涛靠什么？中国军队的上将已被江泽民封完了，上将已没有人希罕了。胡锦涛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管制，实行军队国家化。台湾的中华民国已实现了军警国家化，陈水扁总统认为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也是历史对他的最满意、最欣慰的报酬。是的，陈水扁先生将以实现军警国家化对国家的贡献而留名青史，胡锦涛何不向陈先生学习呢？诚如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