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湖南）萧翁


前言

    10年文革，返祖到人类原始的残暴、残酷、残忍，时间已过40年，许多种人几乎都有祭，唯独地富阶层连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整死了后，仍在荒山野岭成了野鬼孤魂，无人问津。流落在民间的这些故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笔者从民间的口述历史，寻觅这次不应有的沉没。也许会让后人有许警觉。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宁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纪录下来。


老师死里逃生

    湖南道县，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熏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据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余人。

    这里记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祇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祇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祇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3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6、7、8……第8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3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釺，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17、8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祇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7天7夜。


“反屠杀代表团”

    “文革运动”的第3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宁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3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祇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祇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2、3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宁解放区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土主分子当然轮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祇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子。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认务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

    他问那批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为什么这些青年红卫兵造反派会这样残暴，无法无天呢？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成长的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听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大跃进、反修、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地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成为被驱使的工具。”

    这就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1983年初初稿1998年8月定稿 2006-5-27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