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右派的维权活动

（山东）李昌玉


（一）在生存权的框架内老百姓有维权空间？

    这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维权”。广义地说，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有“维权”的问题.我设想，克林顿总统被“拉链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陈水扁总统被“百万倒扁”大军弄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他们最后的防线就是“维权”，维护总统的权，维护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因此，克林顿善终于总统宝座，陈水扁的命运如何，似乎还要等待。在民主社会，总统都如此，广大人民群众的维权，大概就不是严重问题了。

    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共产党的主席、总书记从来不存在“维权”的问题.他无论想做什么、想要什么都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刘少奇虽然也叫过“主席”，但却是在党主席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所以，一旦他被打倒，也无可奈何地企图拿着他参与制定的宪法，想要“维权”，但是，毛主席的权大于宪法，“我一个指头就把你碾成齑粉”，因此刘主席的“维权”是异想天开.文革以后，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宣布要和世界文明接轨，终于承认中国人也应该享有人权，不过，执政党对于人权的解释就是生存权，而排除思想权，言论权，出版权。

    即使如此，在生存权的框架内，老百姓还是有维权的空间.这样，老百姓的维权活动在中国总算获得了合法发展的命运.这是中国人民走向觉醒、自觉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结果，并不是执政党恩赐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救世主、大救星身上，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一无所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连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也被剥夺殆尽，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

（二）老右们也要维权

    一年前，我和几位老右朋友领头在海外发表了《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上书，并且征集签名，结果有一千几百人签了名。

    我们的上书发表之后，因为祇有我个人能够上网，所以随后我发表了十来篇文章，阐述我个人的观点，通报签名的情况。在《“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记“右派”维权签名》一文中，我说：去年九月底，由史若平拟稿并发起《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网上签名活动，至今有4个月了，已经签名的有540人，加上委托我签名、我还没有来得及签的，共计达到600人了。

    多乎哉？不多也。打了55万右派，虽然死去的不少了，但是活着的也不少，怎么才祇有这么几百人签名呢？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位声援者充数，因此，签名人数的确不多。

    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如今最年轻的右派也超过70岁了——有小于18岁打右派的人，但不多。这个年龄段以上的人，会使用电脑的实在是寥寥无几，在这寥寥无几的人中，能够突破网络封锁，直接阅读《议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中的寥寥无几。可以证明这种情况的是，第一，一多半的人签名都是委托我代笔的；第二，能够通过电子邮件和我沟通的人，也祇有几个人。

    这当然也说明中共网警的伟大功绩。纳税人没有白白养活他们。他们把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的文字，都屏蔽了起来。胡锦涛应该代表党中央感谢他们，给他们授一枚一顿重的纯金制作的大勋章！

    但是，为维护“右派”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声音，他们能够封锁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吗？难哪！直到今天——2月12日，我还不断接到电话，询问签名的事项，要求代为签名。

    今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桂林打来的。这是几天中桂林打来的第二个电话。对方把签名信赞扬了一番，说写的好，写的对。他们是才从朋友那里看到，看到以后，立刻和我联系.有一位朋友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1957年时做省报总编，打了右派。这位年近90的老报人，称赞我们有勇气。他说，这个话早就该有人出来说了。他们已经把签名信复印了好多，分寄给各县的“右派”，请他们签名。

    今天接到的第二个电话是浙江永康县来的。打电话的人说，他的老爸是在一个中学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打的右派，已经死了。他自己如今都58岁了。想起他老爸打右派之时，他刚读小学，结果受到株连，连中学也没有读成。他们兄妹四人，都过得极为凄惨.他是从金华市的朋友那里得到签名信的。现在，他和母亲要签名，而且复印了签名信，让其他的“右派”也来签名。这位58岁的民营企业家，认为签名信写得好极了，“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他正在背诵这封签名信呢！

    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接到不少。他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活动，希望这个签名信会得到中共领导响应，认真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必要的基础.如果对这些历史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和谐社会从何而来？

    由此我也知道这封签名信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地下”传递，有的人刚刚才看到，看到之后马上就表态要签名。有人听说名要签在海外网站上，毫不犹豫，毫不害怕，但是也有人怕和“海外反华势力”掺合，不敢签名。

    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长期持续不断地妖魔化海外宣传的功效，也不得不称赞反右派运动的伟大历史余威。的确，不少打过右派的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余悸犹存。签名？不怕秋后算帐吗？共产党会善罢干休不记你的黑帐吗？有个别的人，之所以委托我签名，是准备将来一旦追究时，可以把责任推脱到我身上。

    至于那些没有打过右派的人，既有同情的支持的，也有冷眼观看的，还有为我提心吊胆的。

    怪不得邓小平不肯否定反右运动了。当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时，社会的稳定，执政党的稳定，就十拿九稳了。

    我也询问了一些朋友现在的经济状况。总的说，他们现在大多还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因为“改正”以后，虽然工资恢复到打右派以前的水平，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和那些没有打右派的比，那是没法找平。再加上各种原因，有的人现在收入是相当低的。例如，一位重庆的退休教师“右派”，1950年大学毕业，现在月收入是1180元，就祇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了。

    这里，我要交代、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上签名。这是因为在国内无法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写中央信反映，不予答复。国内网站不给发表。就我们的本心说，我们真希望把我们的呼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谁都知道，这祇能是一句玩笑话 .中国的初中生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网上已经消除了国界。我在美国可以随意进入中国的任何一个网站，一点击就通，但是中国政府却对海外网站实行封锁，阻止自己的公民自由打开所谓“海外网站”，给缺乏互联网知识的这一部分中国人造成一种“海内”、“海外”的虚假印象，并且对“海外”网站妖魔化，予以非法化。

    我们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时不我待。我们迫切地希望反映出我们的心声，所以被迫把签名放在海外网站上。

    反右问题又不是一个机密，需要藏着掖着，越是坦然公开，越能引起中央关注。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目的。

    总之，大家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最苦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追求的是讨个说法，难道反右的错误祇是扩大化吗？难道反右是必要的吗？难道被扣的工资就不了了之吗？……大家最强烈的希望是中共中央彻底平反反右这个大冤案，使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能够真正正视自己的错误.最近，中央负责同志到处表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我们的要求和中央的打算是不谋而合。难道中央不需要听取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声音、愿望和要求吗？

（三）任重道远，曙光在前

    在这前后，我还写了《给网友的信》、《右派上书，签名逾千》、《为什么我们要求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我们“右派”是中共的大功臣》、《彻底平反右派，天理昭昭》、《我上了网警黑名单》、《道歉，请共产党首先垂范》、《右派维权，何错之有？》等文。

    一年来，我们得到的唯一回应就是，几位参与了发起的老右，受到各自单位党的负责人的谈话，倒是没有批评，没有追究责任，而是循循善诱、和颜悦色地劝告我们，有意见尽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向上反映，争取内部解决。反右是中国的问题，拿到海外去呼吁影响不好，等等，其苦口婆心诚恳劝诫之意，实在令人感动。 还有说，《新世纪》《观察》《议报》等等是反华网站，中央已经定性，要小心，不要被利用，云云。这种谈话，有的就是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直接出面的。

    因此，随后，我在4月30日写了《胡锦涛同志，请制止公安干预》一文。我说：中国的公安是干什么的？这谁还不知道！中国的公安是对付“敌人”的。那么，我们的上书是敌我矛盾的问题吗？我们还是专政对象吗？

    就从中共的这一个态度看，足以证明：彻底平反右派是多么重要啊！否则，我们还是动辄得咎，老是要叫公安担心、费心、用心。我们不过是按照事实提出要求，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准则，法律的一般准则，人权的一般准则，而且也是共产党一向的政策、条例、规矩，要求彻底平反。仅此而已。中共的反应实在令人遗憾，太过分了。

    请问，上书《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这是敌我矛盾的问题吗？如果是敌我矛盾，怎么处理？如果不是敌我矛盾，为什么要交给公安处理？中央给公安授了什么权来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后，就再也没有官方人员对我们说话了。

    现在，我还无法预言，我们这些老右的维权要求是否会得到共产党善意的回应，但是，作为发起者之一的我，由于在网上不断地发表实话真话，说得比较尖锐，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几个月来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频繁的持续不断几乎是没有停顿的骚扰、恐吓、威胁，使我无法安宁地生活。

    李慎之先生的感悟是极为深刻的。他说：“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2、30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转引自傅国涌《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我最相信 李慎之 先生的这句话：“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毕竟是在进步，由50年前可以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无所畏惧地打成右派，到今天右派可以在海外网站上发起签名，要求彻底平反，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赔偿损失，而我个人和另外一些老右，还可以在海外网上，对反右历史肆言无忌地发表意见，这些胆大妄为的言论和行动，至今大多数人还没有受到追究，受到惩罚，这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在进步，前途是非常有希望的吗？我祇是认为，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

    维权，在中国，任重道远，曙光在前。

    （2006-10-29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