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与他的“中国问题学”

（北京）李卫平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星斗考入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四年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几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由工科转向了文科。开始，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涉猎经济学、传统文化等多个学科。1990年代初，他萌生建立中国问题学的设想，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理论雏形已基本确立。

    胡星斗教授还是十分活跃出色的社会活动家。2005年9月，纪念联合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他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代表，应全球和平联盟的邀请，到纽约参加了纪念大会，幷用英文发表演讲，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赞扬。


由工而文

    胡星斗教授表示，他实际上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中学时年龄小，稀里糊涂的，便由着老师选了理工作为发展方向。尽管如此，他的理工科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他始终认为理工科不仅内容枯燥，而且大多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雕虫小技，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对国家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时，胡星斗还是一名十分热心的文学青年，担任学校诗社社长，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工作后，胡星斗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科学技术层面，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社会制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缺陷。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再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祇会白白浪费。他表示，自己天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比较多，对自然科学那种冷冰冰的东西没有兴趣。於是他下决心转而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当时社会科学人才正处於断档期，十分缺乏，所以他一向学校提出，校方立刻就同意了，转行十分顺利。他笑着说，如果是现在，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庆幸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社会共识，青年学子奉其为圭臬；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仍记忆犹新，全社会畏人文社会科学如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少青少年被迫放弃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违心选择自然科学作为学习研究方向。胡星斗教授最终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幷卓有成就，十分幸运；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在自己厌恶的职业中耗费生命。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损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面落后，与人们很难自主选择学习研究方向有着莫大的干系。广而言之，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於，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国问题学的发轫

    胡星斗表示，他不喜欢杂乱无章、零敲碎打地对各种问题随意发表意见，习惯於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思想，因而一直都试图建立系统的属於自己的独特理论。他表示，即使这种理论不是主流，也可能还不特别规范，但祇要能自圆其说，是自己独创的，就很有意义。

    胡星斗很早就对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一直在做诸子百家的教学工作；他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贫穷十分痛惜，非常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迅速发达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通衢大道。因而，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学”方面有所建树。胡星斗表示，“中国学”国外称“汉学”，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学问。但“中国学”这个题目太大。他不久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这时，他想到鲁迅等人提倡作学问应该研究现存问题的观点，认识到理论必须有针对性，才有存在的价值。这里的关键在於，以批评的视角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祇有这样的学问才能长存於历史，具有久远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国学”中加上“问题”两字，1993年创立了“中国问题学”。


“中国问题学”的内涵

    胡星斗将“中国问题学”分为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个大部分。他由文化入手，出版了两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着，后转向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目前祇有政治方面尚未进行系统研究。

    他认为，中国文化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更强调经验思维，很少涉及理论和逻辑思维；经济问题在於，市场经济与权力结合，缺乏公正、诚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社会问题在於，乡村与城市社区公民自治程度很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力量遭到压制。政权包揽所有社会工作，既做不了，更做不好；政治上没有 建立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宪政制度。

    目前，他准备集中精力，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建立“文革学”，对文革产生的原因、文革对当代和未来的影响做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视“文革学”为“中国问题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文革是中国问题最集中的暴露。但目前有关文革的文字偏重记录，反思较少，仅有的也很零碎，缺乏系统性，而且很多资料没有公开，正常研究有很大的阻力。 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胡星斗表示，这个问题非常複杂。他认为，最深层的原因来自文化，文化又与环境及最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而且主要是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各相关制度。制度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没有先进的制度，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可惜走上了邪路。近来，国家在制度创新方面一直处於停滞状态。

    他表示，自己的探索更多是蓝图性质的，虽然无法立刻实现，但绝不能没有。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点理论指导，不知道最终的目标在那里，祇是一味试验，不断犯错误，不停地交纳巨额学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便十分堪忧，要么功败垂成，要么成本极高。他认为，中国需要许多思想家，以探索各个方面的路径。


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胡星斗认为，宪政理论实际上是常识，一点都不深奥；客观实际是，搞得好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拒绝先进的宪政制度，没有站得住的理由。他表示，国情当然应该考虑，但不能将其当作藉口，把一些违背人类文明常识、十分丑陋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来宣扬，以保护落后，阻碍社会进步。

    中国问题的解决，一是要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改革之中，形成决定性的大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走向何方，幷不仅仅决定於领导人。因为他们必须顺应民众的意愿；二，想方设法用民主人权宪政思想，影响权力核心层人士；三，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先进观念，幷参与社会变革。他认为虽然不必倡导精英理论，但也不能搞民粹主义。精英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某种导向作用的事实不容抹杀。动乱时期，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是农民，他们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但和平时期发挥作用的人，主要还是站在历史潮头的改革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先知先觉，为众生之先。

    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资产阶级引导的，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因而比较顺利；韩国、南美等国家的现代化由军人主导，他们以强权推动国家进步；而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仅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往往停留在观念的鼓荡层面上，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中去，无法与经济和政治精英结合，不能转变为制度建设。这是近代中国多次启蒙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原因。


对近期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

    胡星斗认为，奥运会之前，政府总的政策将仍然是“稳定压倒一切”，不可能放松控制。但奥运之后，政治改革也很难继续拖下去。因为随着奥运会结束，经济可能步入萧条，房价会大跌，失业率会大幅攀升。这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怀疑现政权的合法性，当局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因为现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宪政的基础上。这样，政府很可能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被迫一步步退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胡星斗表示，他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现实的一面。他的理想是自由社会主义，即不仅有民主法治宪政，还有公平公正、人文关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当下，他主张在维护既有秩序的情况下，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革，追求实在的一点一滴的进步。他认为，既不能过高估计国家已有的成就，也不能视现实一团漆黑，应该理性地评价我们生存的社会。这是我们改革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与出发点。

    （2006年1月16日星期一於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