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当代名人

（西班牙）黄河清


    梁漱溟先生身历三朝：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细分起来就更多了。

    梁公年未弱冠即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谋刺袁世凯，推翻清王朝；民国任记者，採访袁氏总统大典，就聘北京大学教职；蒙蔡元培赏识，承梁启超下交，受辜鸿铭赞叹，得马一浮青睐，与晏阳初同志；李大钊、孙炳文乃至友，胡适之、陈独秀系同僚，周树人、熊十力是旧识；顾颉刚、朱谦之、朱自清出其门下，冯友兰、谭平山、王昆仑是其学生；状告康有为借窃古书，面责毛泽东有无雅量，建议东北王改进乡村建设，视察邓小平行事合法与否。“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佛门狮子吼，千古绝唱：“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孔学济世心，毕生精神：“祇相信自己理性”，揭示两千年中国文化要义；更注重本人修养，实践九十载华夏道德精粹。

    梁公阅尽风云，历经沧桑，经邦济世，忧国忧民，参禅讲学，实践乡建，特立独行，正身慎独，老而弥坚，精彩纷呈，寿终正寝，光耀后世。

    笔者后学小子，虽未有幸，亦自知远不够资格备列梁公门墙，为入室弟子，然忝为梁公忘年之交，多次耳提面命，亲聆诲导，书信往还，受教无穷。自梁公西逝后，屡见回忆、介绍梁公文章，多有精到卓见处，鲜有全面、系统提及梁公生平议论交往者。而此类人物事例，正可从一斑窥梁公不同凡响、超见卓识之全豹。遂不辞浅陋，勉作此文，扼要、简略介绍、陈述，以为研究、发扬梁公学术思想、民主精神、博大情怀之参考小助也。

    拟分政界、学人、其他三类。挂一漏万，偏全难兼，抛砖在先，期在引玉。

    政界：袁世凯、蒋介石、李大钊、孙炳文、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马歇尔、邓小平、王若飞、高岗、张国焘、陈绍禹（王明）、叶挺、张群、章伯钧、沈钧儒。

    学人：蔡元培、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马一浮、陈独秀、胡适之、熊十力、章士钊、陈寅恪、冯友兰。

    其他：彭翼仲、卢作孚、黄远生、蒋百里、林宰平、张君劢、张申府、朱谦之、陶行知、晏阳初、唐君毅、黄炎培、任继愈、杜心五、杜月笙。


袁世凯——袁世凯蔑视大总统就职大典。

    梁漱溟19岁在顺天中学堂毕业前后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剪了辫子。京津同盟会领导人是汪精卫、李石曾诸人。辛亥革命爆发，京津同盟会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刺杀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除刺杀载泽五大臣的工作由吴樾执行，我不知其详外”，刺杀袁世凯和良弼的行动，梁漱溟知之甚详，着文质疑袁世凯女儿袁叔祯回忆有误。由此推知，梁漱溟虽未直接行刺袁世凯和良弼，但应该是参与了准备工作的。

    1912年，梁漱溟以《民国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大典。“我和袁世凯觌面相逢，交臂而过。我着实把他打量了一番，把这个一世奸雄瞧得清清楚楚。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矮个儿，身量和我差不多。他穿着一套军服，都糟旧了，光着头，恍惚记得帽子是拿在手里。他留着短鬚，有几根花白了，鬍鬚周围以及两颊都没有刮乾净。”梁漱溟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衣冠楚楚，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亦着军装，军装整齐，显然郑重其事。由此，梁漱溟断定袁世凯蔑视这一重大典礼，没有郑重诚敬之心，不把大总统一职放在眼里。果然不久，袁就公然叛国称帝。


蒋介石——蒋介石比毛泽东差远了。

    我问过梁公你同蒋介石说过话吗，梁公答曰：熟人了，怎么不说话！我又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公答曰：“差远了！”

    1932年南京市长石瑛借梁漱溟因事来南京之便安排梁去见蒋介石。石瑛是梁在北大时的同事。这是梁、蒋第一次见面。此前，一九三零年，蒋介石通过齐鲁大学的校长朱经农传话给梁漱溟，要梁来武汉见面，梁漱溟没有去。梁、蒋第一次见面，梁留下了蒋“很虚伪”的印象，因为“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瞭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

    在重庆，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前，蒋介石同梁见面称其为“漱溟兄”，梁去香港办报回重庆后，蒋就改称“梁先生”了，因为民盟和《光明报》倾向性很明确，是抨击国民党的。


李大钊——“李守常是我至熟至熟之友。”

    梁漱溟和李大钊相识早於北大同事时。据梁公长子梁培宽先生说：“先父与李大钊是如何相识的，先父已不记忆。祇能说有这样一个可能：先父在中学时的好友郭氏与李大钊为同乡，同为河北乐亭人。他即由郭之介绍与李相识。”

    1912年，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任职，梁漱溟在《民国报》跑外勤记者，两人已有来往。李大钊请从上海来的陈独秀吃饭，梁漱溟是陪客之一。这也是梁漱溟同陈独秀第一次相遇而相识。此后三人都被蔡元培延聘入北大任教。

    梁漱溟结婚，会事先知会李大钊；李大钊被捕，梁漱溟奔走呼救；李大钊遇难，梁漱溟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李守常（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几乎不见梁公如此叠词造句，可见李大钊同他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文化革命前，中共党史早期图文资料中有一张相片，是四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在北京一公园的假山上照的，文字说明其中一人为李大钊，其余三人则付阙如。其实，其余三人中有一人是梁漱溟，另两人是张申府、雷国能。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中，这张照片的四人大约都作了文字说明瞭.“当一九一九年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进门和离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的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坐下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看，下次来交还。总之，彼此十分亲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

    “一九二零年冬月我走访守常於其家，告诉他我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因而自述出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他出生之时亦死去，所以他竟没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顷见《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赵氏夫人，年长他好几岁（似是成婚时他自己十二岁而赵十九岁）……”

    “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祇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来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就闻知他与全家被捕消息，……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於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於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按：杨是张亲信的参谋长），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於衷。——据闻临到守常被引出行刑，其眷属乃释放出来，回到朝阳里旧居。……我赶去看望时，守常之子葆华默然植立，不哭不语，其母则哀哭在床上不起来。”

    李大钊虽然同梁漱溟熟不拘礼，但他组织共产党的事却没有向梁透露过半点。我听过梁公在闲谈中说过此事，我也在梁公的某篇文章中看到写过此事，惜乎手头无此文，不能引述。


毛泽东——“晚年狂悖昏乱，其党内人士亦不为之讳。”（参阅拙文《梁漱溟与毛泽东》）

    先师同我说过：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我后来将此向梁公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公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梁公讲了四个字：轶群绝伦。他怕我不懂，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还把这四个字的出处说给我听：三国里关云长听说马超同张飞打架，也要去同马超打。诸葛亮写信劝他，说马超虽文武双全，也不过是黥布、彭越之辈，可与翼德幷驾齐驱，“未若髯之轶群绝伦也”。梁公说同毛泽东谈话后，也有此叹。


周恩来——“有善可称，无疵可指。”（参阅拙文《梁漱溟谈周恩来。》）


朱德——朱德曾想拜访梁漱溟。

    1945年梁漱溟二访延安时，中共高层有10个人听梁漱溟高谈阔论，朱德是其中一人。当梁漱溟谈到政权、治权要分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党、政要分开）时，“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就在这次访问中，朱德还向梁漱溟提起当年他留学德国后途经莫斯科回至北京，曾想访问梁而未果。朱德欲访梁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入党介绍人孙炳文的建议。


孙炳文——梁漱溟的名字是孙炳文改的。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记者时，孙炳文是该报的总编辑。孙长梁九岁，梁称其为大哥。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写文章用笔名“寿民'或‘瘦民”。一次，孙炳文给梁题写扇面时把梁的名字改写成“漱溟”，梁觉得好，就一直沿用至今。孙炳文后来赴德、法留学，与周恩来、朱德交好。据先师说，孙炳文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则是张申府。先师与朱德同时留德。国民党1927年清党时，孙炳文在上海被捕杀害。孙炳文女儿孙维世，后被周恩来认作义女，文革中遭江青迫害，周恩来批准逮捕，惨死狱中。


王若飞——“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

    1933年，王若飞舅父黄齐生曾到山东邹平访问梁漱溟，听他讲乡村建设理论40余日。临别时告诉梁要去绥远探监，看望是共产党员的外甥王某。时隔13年后，1946年梁漱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见到了王若飞。因为“彼此不同一组，晤面次数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记得曾有一次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气敛神肃，不多说话。——此一印象深刻地留於我脑际。不久，惊人的讯息传来，回延安的飞机中途失事，若飞同黄老许多人均遇难，其中有我熟悉的叶挺和秦邦宪两位，……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为此开追悼会，我亦往吊。”


叶挺——“一个英雄”。

    梁漱溟称叶挺为“一个英雄”。叶挺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陈炯明兵变时，枪林弹雨中救宋庆龄於千钧一发间。北伐期间，叶挺任铁军独立团团长。西安事变，国共和谈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叶挺以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遭蒋介石软禁於桂林东郊。梁漱溟不避嫌疑，请友人绍介引导，去叶挺软禁处访看他，向他介绍自己访问延安的情况，议论抗日现状、前途。叶挺热情接待了梁，留他午餐。叶挺后与王若飞诸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梁漱溟前往唁，为之黯然。


马歇尔——马歇尔称梁漱溟“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

    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调停。民盟在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居主要地位，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代表民盟，故同马歇尔在两党之间周旋奔走。梁公同我很认真地说过：马歇尔是真的劝国共不要打仗，是真的希望中国和平。外界都说他七上庐山，其实是九上庐山。蒋介石避而不见。“马帅於所负使命极热心尽力，而蒋多方刁难，致马有九上庐山之苦，后且引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以协助其工作。”

    梁漱溟因不善英语，每同马歇尔会面，陪同他作翻译的是叶笃义。“叶原为司徒所主办燕京大学的学生，甚相熟，於是他遂成了司徒马帅所引为一时之顾问者，每从他询知中国方面的情况。”据叶笃义说：马歇尔说梁漱溟很像印度的甘地，“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

    附：关於甘地，梁漱溟曾作如下论述：“徐悲鸿曾对我谈，他往时留寓泰戈尔国际学院，一次适逢泰戈尔招待甘地的茶会。此两位印度名人彼此交谈全用英语。因甘地一向是说印度斯坦话，而泰戈尔一向是说孟加拉话的，若各用乡音反而不能相通。——这是一件可哀歎的事……”


高岗——高岗异相，两眼翻白。

    我於1985年听梁公说过高岗、饶漱石的事。

    “我同高饶有接触，这两人我都认识。——我到东北，每走一处，都有人招待。招待的人就告诉我：我们的主席，高主席向你致意，我们的副主席来招待你。副主席是林枫。后来就由林枫在家里招待我吃了一顿饭。林代表高岗。我在招待处一天休息时，处长跑来找我，说我们高岗主席来了，在客厅里等着要看你。我去见高。高这个人身体高大，满脸麻子。见面时给我一个印象不大好。他这个眼睛，黑眼珠总是往上翻，翻上去时，祇见白眼珠，不见黑眼珠。这当然也不能说他是什么好坏。他问我同行来了什么人，都请来见见面，问我各处看了有什么意见。我说了几点，至少有三点意见。……高也同意。高非常好吃、好色……”

    “同饶的接触在北京。饶本来是在上海的，同陈毅一起负责，两人地位高下相当。饶有个电报到北京，不利於陈。我五零年从四川到北京，住颐和园，叫西四所二，靠近石舫。饶也住颐和园，常碰见。高饶彼此情况就不瞭解。据外界人讲，高饶合颗对付刘少奇。这个问题被发现，高饶被贬。高死在北京白塔寺医院，饶离开北京。高自杀，向护士要安眠药，留下来，积得很多，一次吃下去，完了。”


邓小平——邓小平说梁漱溟“真是胆大可恶”。

    1951年春，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参加西南土改。民主党派组织了一个西南土改团，团长章乃器，原来名单中没有梁公。当时西南是邓小平、刘伯承主政。邓小平开会欢迎土改团，却要这些人“各自说一说是从怎样一种动机和思想来参加土改的。”梁漱溟除随众说了一些是来学习的话外，竟然另外说：“我在京参加了土改法的制定，我来此是想看一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法。”邓小平绵里藏针，当场咽下了这口气，却在另外的会议上骂梁漱溟“真是胆大可恶”。

    邓小平将这笔账一直记着。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华国锋下岗，邓小平主政，梁漱溟将写了近60年的书稿《人心与人生》托人送到邓小平处，要求出版，却被“留中不发”，不理不睬。过了好些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几经周折，才使此书问世。

    梁漱溟在毛泽东面前却说过邓小平的好话。土改回来，毛约谈梁。梁公谈到西南匪患很快根绝是邓小平政策得当的结果。邓招降土匪，不杀投诚、抓获的土匪，放土匪回家，还给安家费。土匪们、土匪的家属们将这讯息和事实传扬了开去。土匪见有活路可走，自然或回家、或投诚、或不顽抗。匪患自然靖平。毛听梁讲后，连连说：“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军事政治各样他都行。”


张国焘——张国焘离开延安投蒋前曾找过梁漱溟相询陈独秀的地址。

    梁漱溟在北大执教时，张国焘正在北大求学，虽然不在梁所教的那一班，但以资历、辈份论，张国焘是梁漱溟的学生。1938年1月，梁漱溟初访延安时，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接待之劳，概由张任之。大概是有那一层师生关系在吧，张国焘殷勤备至，梁公在延安16天的参观访问，张都亲自陪同。

    张国焘后来借各界公祭黄帝陵的机会叛离中共，来到武汉。梁漱溟恰有乡村书店设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附近。一日，张国焘来到书店访梁，询问陈独秀的住址，梁答待我查明答复，但以后不见再来。


王明（陈绍禹）——“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

    王明是中共七个参政员的首席代表，因而，梁漱溟与其在武汉、在重庆的参政会上经常见面，所以，会看见他在参政会上发言时，“纵身跳跃起来”的场景。

    1939年梁漱溟巡历敌后各游击区返回重庆后与中共方面交流、介绍情况，出席者有陈绍禹、秦邦宪（博古）、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秦执笔记录甚勤，面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均沈默不发一言。”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

    陈绍禹后来去了莫斯科勾留不返，长期因病腹泻不止，苏联医生束手。陈要求国内卫生部派一中医名医赴苏为其诊治。岳美中被派往苏联为陈治病。岳美中以师礼待梁漱溟。“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複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祇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複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徒然花费了3个月的医药工夫……”


李济深——“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蔡元培——“先生一生的成就……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於后世。”

    梁漱溟与蔡元培初识在民国元年，那时梁是《民国报》记者，蔡是临时政府内阁阁员，梁因采访政府与国会活动见过蔡几面，但“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1916年，梁漱溟以所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於其寓所。“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原来蔡元培路经上海时已读过了梁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颇为赏识。以后蔡又约梁和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相会於校长室，正式提出请梁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程。当梁以浅陋不学推辞时，“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元培长梁漱溟26岁，这番话，摒弃了延聘者的套语，有的祇是真诚、是兄长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励、谆谆教诲。谁会不感到温暖、熨贴而从命呢！

    梁漱溟从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前后共7年，其间因病求去两次，皆得蔡元培恳切挽留。

    梁漱溟感叹於蔡元培的相容幷包之量，认为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尤其是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陈先生之精闢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祇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幷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着者…………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2、30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梁漱溟对於自己因蔡元培而得在北大任教职的七年生涯，作如是说：“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於这新派的一夥。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时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祇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的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於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梁漱溟在北大的7年，凡同蔡元培的书信往还，蔡总称梁为“漱溟先生”，梁“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在礼义废弛的当今中国大陆，愿先贤的美德有以教化沈沦中的教授、学者、作家、名人们。

    梁启超——“我年轻时受知於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又一位便是梁任公启超先生。”

    梁漱溟15岁时就遍觅梁启超着作及所编报刊共约5、6百万字饱读一过，寝馈其中约3、4年，慕梁大名而深向往其思想精神。但梁启超比梁漱溟大20岁，且梁漱溟的父亲生前曾往访梁启超四次未得一见，投书两度未得一复，梁漱溟当然不敢唐突冒昧再去寻访梁启超了。

    1920年某日，名满天下的梁启超偕同蜚声军界的蒋百里及林宰平，携长子梁思成“移尊枉步访於我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梁启超好佛学，早在戊戌政变时，和谭嗣同因同好佛学而时相探讨。“他之所以首先来我家看我，也是因为听说我是一个研究佛学的人。”这“听说”，除了报章杂志的介绍外，就是听同来的林宰平所说。林宰平是梁漱溟“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林宰平“受梁任公先生临终委托为其毕生写作审订出版之事”。熊十力挽林宰平联曰：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究今古，当世几人。

    1925年梁漱溟编印了其先父的遗书，送给梁启超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梁漱溟附信特地指出这段话，请梁启超过目。梁启超“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於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於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巨子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梁漱溟曾不时去看望梁启超。一次，“看见他正俯在案上，恭笔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寿屏上写字，这寿屏正是他为老师康有为70寿辰而作而写的。”此前，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在政治上已分道扬镳。张勋复辟，康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段祺瑞、梁启超马厂誓师，讨逆檄文出自梁的手笔。梁漱溟深自感服於“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气度、精神之余，亦慨叹於梁启超之笃於师生之谊，念旧情深。

    对於梁启超本人的的政治败笔，梁漱溟亦不讳言。“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於内战连年。”


辜鸿铭——“……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他竟参予了中外当局折沖交涉，为国家贡献非小……”

    梁漱溟在北大文科哲学系时，辜鸿铭在北大文科教欧洲各国文学史。梁辜曾相遇，却没说话，盖因梁漱溟当时才25岁，“少年气傲”也。

    梁漱溟有感於兵连祸结，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印了几千册散发，也放了一些在北大教员休息室的桌子上，任人自取。某日，梁漱溟与辜鸿铭邂逅於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量高於我，着旧式衣帽，老气横秋。彼时我年祇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内外了。”辜鸿铭随手取了一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了翻，“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即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免歉然。”


马一浮——“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据梁培宽先生回忆文章：梁漱溟与马一浮初识在1921年，当时马一浮以两部木板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赠，一部是宋儒杨慈湖的《先圣大训》，另一部是明儒罗近溪的《旰坛直诠》。梁漱溟对梁培宽说过：马老送给的这两部书他读后受益不浅而深爱之。尤其是罗近溪的那一部对他启发甚多，影响尤大。1922年，梁漱溟书写了一条幅：“毫忽不能昧  斯须不敢瞒——春日读近溪集有省”，装裱起来，悬於室内以自勉自励。

    1932年，梁漱溟拜谒马一浮於杭州寓所，自称后学。有乌以风描述当时情景：“梁漱溟先生谒先生於延定巷。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先生答礼。就坐。先生问梁先生近做何事业。梁先生因谈论乡村建设理论与心得，滔滔不绝。既出，先生谓予曰：梁先生有辩才”。“先生颇以梁先生祇注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

    1939年，梁漱溟巡历敌后各游击区后返回重庆，马一浮当时在乐山，对梁漱溟的敌后之行说了八个字：“行劳天下，比於禹墨。”又另外称道曰：“出生入死，奔赴敌后。”

    1957年、1961年梁漱溟或专程或顺途赴沪杭拜访马一浮、周孝怀、蒋维乔。马一浮特意介绍梁漱溟去拜访薛福成（李鸿章幕府，学问为马一浮极力称道）。

    1962年，梁漱溟托学生给马一浮带去了《读熊着各书书后》一长文，得马一浮复信曰：“星贤来辱手教见示。尊撰写熊着书后粗略一过，深佩抉择之精。熊着之失正坐二执二取，鹜於辩说而忽於躬行，遂致堕增上谩而不自知；迷覆已成，虚受无望，但有痛惜。尊论直抉其弊而不没所长，使后来读者可昭然无惑。”此手札独得免於文革丙火，可谓有幸有缘。

    一九八零年，马一浮平反追悼会在杭州举行，梁漱溟发去挽电：“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章士钊——“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但多才多艺亦複多欲。细行不检……”

    梁漱溟成名之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最早是投寄给上海章士钊的《甲寅》杂志的，适值章因奔走倒袁离沪，稿子为商务印书馆的蒋竹庄（维乔）所得，遂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先师视自己论民族乐律的稿子珍同拱璧，却放心交给梁公转请章士钊设法带到香港寻求发表（时在70年代初期）。先师在世时同我讲过此事，先师去世后梁公也同我讲过此事。


王国维——“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於一九二零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着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於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家在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份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沈。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沈於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陈寅恪——“大学问家”。

    梁漱溟说“我与陈先生叠有晤会机缘，先在桂林；后在南京俞大维家。在俞家一面则陈方从英国回来，双目失明矣。”

    梁公对王国维、陈寅恪的学养德行推崇备至的同时，亦感叹於俩“大学问家”对哲学缺乏慧悟。

    “王静安先生有言：余疲於哲学有日矣。（按：王先生译出日本文哲学书最早）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而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学纷无定论，宗教难起信心。此其感想与前王先生之言甚相类似，吾故连类及之。如两先生既各有过人之才智，蔚成其学养及其不朽的着作，而竟然若是缺乏哲学的慧悟，则信乎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也。”


胡适——“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开创性的……这是他的功劳。”

    “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於他。”

    “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祇有卷上，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祇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着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陈独秀——“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

    梁漱溟与陈独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大钊请客的一次饭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南陈北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两大创始人的李大钊、陈独秀曾是梁漱溟的至交和同僚。

    梁漱溟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梁公将陈独秀同胡适之作比较：“……然未若陈先生之精闢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祇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於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

    梁公对陈独秀的为人处世则不赞一词，称他 “细行不检，於人口实”，“其为人圭角毕露”。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对陈、胡的评论。鲁迅说：如果把人的韬略比作武库，那仲甫是在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适之则是写着“内无武器，来人放心。”梁漱溟作为哲学家，其议论平实、准确；鲁迅作为小说家、杂文家其描述诙谐、深刻。然二人“所见略同也”！


熊十力——“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相识富有戏剧性。梁公在成名作《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尊佛法，对熊十力说佛家使人流荡失守的议论指名道姓责斥“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不意熊十力乐而受之，给梁漱溟写信，说读到梁的文章，“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细谈。”不久，熊即从天津来京与梁把握快谈。这便是梁漱溟与熊十力四十余年交谊的端始。

    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求学，转而讲学，又入北大讲学，皆得力於梁漱溟的介绍、推荐。多年来，熊与梁漱溟的学生多人随同梁公进退，同住同行，相从不离。梁公虽从未有丝毫以师长自居之意，为文作书，从来以同辈视熊；实际上，熊十力曾从学於梁漱溟则是事实无疑。

    梁漱溟与熊十力“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梁公将此归结於“由於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梁漱溟对於学术问题非常严肃、认真，决不随和、苟且。梁公在称赞“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后，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於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於学术即吾所以忠於先生。吾不敢有负於四十年交谊也。”


康有为——“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越到后来越恶劣）。”

    1912年，梁漱溟送妹妹到西安某女校教书。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听寺僧讲，“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於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梁漱溟回到北京后，就着手依据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手段，迫使康有为归还佛典。为此，梁公走访请教了名律师黄远庸。（因手头缺有关资料，容后补充。）


黄远庸——“……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於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漱溟因欲状告康有为借窃古书而向黄远庸谘询请教法律问题，这是梁黄的首次见面。

    梁启超名文《中国三少年》所赞赏的民初三个有为青年第一人就是黄远庸，余二人为张君劢、蓝公武。

    “当时黄远生（黄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笔者按）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

    1913年，梁漱溟编了一册《晚周汉魏文钞》，登门求黄作序，黄慨然允诺，序文中亦多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梁漱溟75年后仍“至今难忘”。

    梁漱溟的成名之作《究元决疑论》即有感於黄远生的横死而作。

    黄远生为袁世凯所胁迫，时人误黄为袁党。梁漱溟则“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黄远生歎复曰：“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既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庸不知何修而得此於足下”。黄远生逃脱袁世凯的魔爪，只身潜抵上海，不久赴美，旋即为国民党刺杀，死於非命。消息传来，梁漱溟“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冯友兰—— “芝生老同学”。

    1984年2月6日至9日，我应梁公之邀在北京梁公木樨地22搂寓所听梁公谈毛泽东，曾亲见一位身躯高大肥硕长髯的老者来拜访梁公，梁公起身迎他，来人称梁“梁老师”，梁答曰：“不敢当”。这是我亲耳听到他们之间的对答。后来我看到一张冯友兰家居的相片，感到那位老者很可能就是冯友兰。

    梁公因成名早，25岁即执教北大，许多学生与他年相若，有的还大很多。梁公长子梁培宽先生告诉我：梁公从不称他们为学生或视为门人弟子，总是以“同学”相称相待，即使对追随他多年的学生也如此。冯友兰是梁公所执教哲学系班的学生，梁公对其迎合江青，批判孔子的言行幷不留情面，多有批评指责，但在礼仪上则一如既往，不以老师自居，也不慢待他。梁公有信致冯友兰，称其“芝生老同学如晤”即是明证。何为“不亢”，此之谓也。梁公举手投足，言行随意，已达儒家“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也！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挽梁公联曰：钩玄决疑  百年尽瘁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  一代直声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卢作孚——“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

    卢作孚是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鼻祖。毛泽东谈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梁漱溟与卢作孚结交在抗日初期的1937年。1941年梁漱溟将自己创办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四六年梁漱溟从政界退出，息影北碚3年，着述《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在北碚所从事的种种活动，都得到卢作孚及其胞弟卢子英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梁漱溟在同卢作孚的交往中，“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瞭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更是极难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於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社会。”

    梁漱溟早在1918年前后就听周孝怀老先生对卢作孚称赞备至。时隔六十五年，梁漱溟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

    这么一个好人，有大功於国家社会的大好人，却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惨遭横死，被逼自缢身亡。梁漱溟1983年作文纪念卢作孚时，感慨系之：“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梁公且一反作文常态，非常感情地写道：“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蒋百里——“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而最后失败却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这是1936年春节大年初一蒋百里在上海接待来访的梁漱溟时谈的。“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这是一九三七年初蒋百里对梁漱溟讲的话。

    这一年，蒋介石在约谈梁漱溟时，梁转达了蒋百里自动请缨去山东视察防务的要求。蒋介石表示同意，幷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瞭解山东情况‘。梁蒋在山东见了韩複矩、胡宗南。后来，蒋百里出使欧洲，还给梁漱溟寄来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蒋百里坚持抗战的议论传诵一时，”然而料不到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张君劢——张君劢是忠厚长者。

    我曾在一次听梁漱溟先生谈话时插话问梁公：张君劢，《毛选》里毛泽东可把他骂惨了。梁公说：“他不瞭解张君劢。张君劢是个老实人。其实，老实人，不是一个聪明人，忠厚长者。”


张申府

    “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於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申府好收书，又多旧藏。申府富於学识，资助我者不少。（70年前张申府与我在顺天中学同学）。”

    据先师讲，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梁漱溟、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四人有一张合影，被中共作为李大钊早期活动照片收在中共党史资料里。


朱谦之

    “同学中特出人物莫如朱谦之，后来与我关系非浅；我曾资助其赴日本留学。谦之收藏颇富，得其助益不少。朱谦之故后，其夫人何绛云犹时时供给一些。”


任继愈

    “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

    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

    这是笔者记录的1985年8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谈话。


杜心武——“杜先生於道家之学造诣不浅”。

    “据我所知，先生……自幼（八岁）好习武艺，结交名手，竟以此荡其家产。十四岁即在川黔滇一带山区为商旅保镖。以加入哥老帮会颇早，年辈居上海黄金荣、杜月笙之前……”

    梁漱溟与杜心武相识结交约在1919年，其时，杜心武在农林部任职。杜心武20余岁时弃武习文，考中秀才，旋又东渡日本求学，毕业於西京帝国大学农科。其间，结识了宋教仁。辛亥后，宋教仁出长农林部，遂引荐杜入农林部任职。

    1928年，梁漱溟与杜心武相会於上海。“午饭时，主人为我备有素菜，以我习惯不肉食故 .因而引起杜先生谈其不同意见。大意谓佛家之茹素及其静坐法皆於人生非宜。道以自然为宗……道家是‘性’‘命’双修的，先修命以为基础；佛家乃遗命而修性者。自古道家以养生为主，杜先生之言固是其代表。……拳术之至者通於道。道非它，性命自然之理耳。通於道，可得‘神全’。因述其少年时所遇矮师之事。……於旅客中遇一老人奇矮。自己年方少，好弄，辄戏耍狎侮之。老人戒勿逞能，以若所能者不堪一较量。试相较量，自己每被击中而不得一击老人。於是叩头拜认师尊，请问姓字。老人曰但以矮师称呼我可也。自己内心总不甘服，其后曾伺隙进击者两次，亦均失败。一次值老人俯首就地洗面，从其身后猛然一棒。棒下，面盆碎於地，乃见老人迎面而立，指笑我淘气。一次值老人双手端持一锅燉肉胁持碗筷而行，又从其后猛然一棒，则见老人稳立对面，所奉食具竟无一失。不禁讶问：”难道你老背上还有眼睛么？‘老人答云：“何必眼睛才是眼睛。’——以为通身全有眼睛之用。”

    杜心武曾在全国国术比赛表演大会上应群众坚请表演步法，“起步行走如常人，徐徐为周圈绕行而已。台下众人方哗笑不满意之间，台上忽而步法展开如飞，迅即如闪电，不见其身，但见一黑影团团而转。正在台下骇异轰动时，先生在台上则悠然而止，稳立台心，向群众微笑点首，面不改色，气息宛如平常焉。”

    梁漱溟从生命、宇宙、自然的高度来演绎这一现象：“此一表演，人或赞为绝技，而实非一种技巧。《庄子》不云乎‘臣之所好者道也，而进乎技矣！’试问外国体育家赛跑，纵然最快者谁又能达此境地？而且所难者犹不在其快速，而难在气不喘嘘，面不改色。”“……人类生命特点在得解放於动物式的本能进入理智生活一路。通常在对外行动时，人以意识拣择和后天习惯来代替自发的本能，同时人身内部生理气血运行则付之植物性神经，不须经过意识。但道家於此，全然翻转来，既在内部生理运行上渗入自觉意识，而可能达於某种的自主自如，而当其对外则往往任天而动，无所容心。此时他的身体动作（例如步行）径可接通宇宙生命自然之力（此为动物式本能之所从出而远超过之），不用人为之力，是以他逸而不劳也。”“即此一事，可见杜先生於道家之学造诣不浅。”

    梁漱溟洵洵大儒，又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但他毫无门户之见，於杜心武的道家修为倾心推许，广为传扬。


杜月笙——“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

    1941年，梁漱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当时在香港避难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竟在某日请梁漱溟一个人到“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吃茶”。“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着於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婉言拒绝了他。杜月笙后来还请了梁漱溟吃茶，仍碰了软钉子。

    （因流亡海外，有关资料欠缺，个别人物无法撰写，暂付阙如。敬祈读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