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和迫害者

（北京）刘自立


文革反思正在出现倒退

    文革受难者辑录的工作已经有先行者做到初具规模，虽然这个工作比起苏联人辑录被斯大林迫害者要做得差，比起德国人辑录被希特勒迫害之犹太人也做得差，但是，问题在於，文革受难者的辑录工作是个人单枪匹马做的，不是国家行为，也不是社团行为。这说明政府和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所谓公共领域中人（其实，中国什么公共领域也没有），对此保持阴险的沉默。我认为，与其说这个工作在个人手中进行，不如说整个中国拒绝进行辑录受害者这个工作——这个判断和他们拒绝进行六四受难者辑录工作是一致的。故此，对文革受难者的国家辑录工作，何年何月可以在中国开始举行，人们一无所知，更好像一无所憾——忘却是否会战胜记忆，抑或相反，人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文革五十年纪念，会比四十年纪念更加倒退。笔者无法估计这个判断。但是至少，在四十年纪念的时候出现的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说明，文革反思正在出现无可估量的倒退。这个倒退，主要表现在一个可怕和可悲的断言上——“文革无罪人”。

    文革中主要人物的罪行，在70年代末，由於党文化的限界，产生了许多隐患。但是，党文化判断的许多良性内涵毕竟还是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所谓的决议当中。这个决议中的正面阐释，幷非完全来自这个文化，而是这个文化对於民众意愿的某种让步。比如说“十年浩劫”说，就是民众判断和党文化判断的一个折中。党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时下人士所谓“伟大时代”说，也说明他们中人起码不会写下如此与民众意愿和判断完全颠倒的说辞.但是，在民众没有任何思想资源的多数判断中，党文化之与文革判断自然留下绝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毛，成为一个溜号的文革不被追究者。这是文革批判最大的隐患。所有与之伴随出现的一系列文革反思之反动，成为今年文革纪念论坛上的怪现象。此怪有极大表现.其一，就是毛的反官僚论和造反论获得再度肯定。

    这个挺毛论之所以小行其道，不无影响，是因为他们把人民反抗，说成是毛的一种文革内涵，从而获得某些善良人士的支持。人民文革说和毛文革说，在此结合，婚生了“人民文革”论。他们的主要看法是，毛如何如何革命，制衡，甚至民主，遂使得失控的文革走向毛初衷的反面等等。我们说过官僚和独裁者的一二而，二而一的纠缠关系.也说过，独裁者反对官僚的深层次原因。这个关系其实是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毛之不存，皮之尚存也——毛是这个皮，不是毛。毛不是“毛”，这就是毛的革命辩证法。换言之，毛的僭主统治，暴君统治，在最大限度上取缔了官僚阶层的独立存在。这个取缔，就像恺撒的独裁产生了“后宪政时代”（见《论僭政》斯特劳斯等） .但是恺撒的后宪政，不是民主时代的空前绝后之举，是整体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选项，包括前恺撒时代的民主。毛的暴君制度，则是重複中国历史上的无民主统治。本来没有民主的中国，在经历了蒋介石的有限专制以后，回到毛的无限独裁。官僚系统对於这个绝对独裁体制的抵制是先天不足，与之同谋的关系，甚至是被毛牺牲掉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谓受害者和迫害者得以产生的较为根本的原因。


文革中独裁者和官僚的矛盾统一关系

    文革中出现的官僚集团的内斗，恰恰说明了独裁者和官僚的矛盾统一关系（请原谅我们採用这个黑格尔术语）。这个矛盾的产生，使我们想起古代希腊罗马各个阶层互相制约的那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僭主，贵族和平民。毛在利用农民起义的成果以后，迅速消灭了这些阶级分野。他的政治资源变得简单和直接了当，就是党统治一切——他统治党.这个列宁主义原则人们幷不陌生。在这原则之下，毛驱使所谓的人民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就像使用他的家奴来达到一种私人目的一样。最大的家奴就是周恩来这样的佞臣。於是，文革前后的中国政治，早就具备了文革打倒官僚的先天可能，文革祇是毛具体应用了这个没有贵族，没有平民参与的独角政治怪兽的残暴游戏。这个文革，所有阶级都附属在毛的策略和战略中懵懂无知，连刘邓也是如此。他们的最大幻觉是，他们错误地把党文化看成是一种阶级文化，贵族文化，而没有正确地把它看成毛文化，私人“文化”。这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害於毛的原因。我们承认，现今的中国，官僚阶层的主政改变了毛时代毛主导一切的政治原则，转变为领袖屈服於整个阶层，他们的作用正在削弱，变成傀儡。

    毛的阶级分析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幻觉.他的革命观横竖没有任何正面参照。共产党的僭政不是僭政，不是恺撒和拿破仑；祇有一条是和凯，拿一致的，就是暴力后盾，枪杆子。比如说拿破仑，他前有革命，后有法度（和恢复宗教信仰）；比如说希腊僭政，是贵族，平民，僭主政治之轮替（见亚里士多德）；而毛们，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水浒，三国，加上毛化马克思列宁，他们甚至根本罔顾政治学说中宦官和朝臣对於皇帝的某种制衡借鉴（利马窦看到这样的制衡；钱穆对於此类制衡写过类似的文字……）。毛无此认知，他的思维不是制衡监督，而是痛彻厌恶之，极力反对之，他祇是要大一统.当西方人讨论哲学和社会，皇帝和导师，居士和街头这些问题的时候，国人根本无此意识，他们把毛的正教合一，帝师合一，看成是一种幸运，高呼，学习，崇拜。文革后四十年，一些恐龙思维者也无此认知。他们祇是知道革命和造反。这样一个革命不断论深入其骨髓，他们即便被毛锒铛入狱过，还是死像毛尸，活像毛骨。他们不知道，人民所以变成民粹，不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和反抗，而是因为他们无知无视革命和反抗带来的结局——而革命的全过程，是要重视结局和前途的——毛式革命，文革，恰恰是不记结局后果的。这样的革命，正好是革命和极权的两面，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人民被毛裹挟的造反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革命像是反抗者的甜点，但是，革命无害论者，不计此蛋糕有无毒素，一律加以吞噬，说，祇要是甜的就是好的。这个我们称之为罗素之鶏的浅薄，让人民文革者处在自身受害者的可悲地位而不自觉；甚而论之，中国现状的趋甜主义是不是有了引导，自觉和抗毒性，还在未知之中。历史如果没有智慧，这种革命万能论自然还会冒头.我们历史上的无数农民起义，变成洪秀全的荒淫无度和暴虐统治；我们的毛革命，带来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造反派之所以呼应毛之煽动，无一不是在重複农民起义和毛式人民革命的邪恶游戏。他们知道革命的诀窍，就是变化成为王洪文一类新毛。他们无知於毛的无法无天，既制造不了新的天，也制造不了新的地。他们造反於天地无存的乌托邦梦游之中。所有造反派，成为某种漠视革命之反和造反之反的法则的一群芸芸毛众.而在这些恐龙纪念四十年文革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寄托就是革命，造反，反抗。这个反抗，究竟有何价值呢？

    你起葬於洪秀全问一问吧！

    国人悲哀之处在於，他们毛式骨髓里没有任何反革命资源，没有有限专制，塔列朗和俾斯麦民主宪政，或者说，有限民主制度，开明专制的资源，没有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阶级调和论，参与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民主的修正主义资源，没有任何自由主义的资源，甚至没有色诺分，马基雅佛利和伊拉斯谟对话於僭主，君主和领袖的皇帝教师之资源，他们想方设法把毛的罪恶和权谋转变为一种血腥的乌托邦——他们高叫道，他妈的，运动了！——这就是正确.於是，这些恐龙的危害之处在於，他们把国人苦苦追索的普世价值（如胡适在1948年自由主义言说中重複的观点）置於脑后，把文革的造反和革命，说成是一种和自由民主之有机结合的萌芽合理性——其实，事情完全相反，正是因为人们把这个毛神话加以打破，幻灭和绝望於毛式文革，才产生了对於迫害者的警觉和受难者的悲哀，从而否定文革，出现反文革的四五。我们在所谓的造反运动中看到的，祇不过是人民被毛裹挟的维权和造反——其实，这恰恰是毛要达到私利私欲而故意放开牢笼一个罅隙的原因——他可以对此完全关闭自如，因为，他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就知道民粹煽动的手法，他现在故技重演，把他自己缔造的国度改观成为国民党——然后，他在一年多的放开后迅速收拢.这个文革的假人民性和1949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朝令夕改——你们认为他在土改初期的分田地是人民文革吗？可怜的是，中国人中良知良嗅者毕竟太少，他们的正确和公正祇是建筑在僭主的假良知假良嗅上，这个假物的名字就是革命。没有证据显示，毛式正确，革命正确，在中国产生了对应的行动，像是法国复辟时代产生的反思那样。所有关於革命反对派，类似伯克和斯达尔夫人般的文字，人民文革者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何以革命之后，法国人容忍了神圣同盟和塔列朗，迪斯雷里。他们像是雅格宾和热月党人一样陶醉於血腥和暴力，像是布郎基一样失语於建政和民主。他们的毛，直接酝酿了红色高棉的理想主义，而他们，却不满於毛的所谓倒退——向周恩来的准反革命的倒退——杨小凯和李一哲就是这种反对毛开倒车的先行者，他们的主要看法是，让毛回到1966年第一次文革之中——他们不懂得毛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可以完全修改初衷（杨氏后来完全改观了他的巴黎公社说，走向普世价值的选项）。

    於是，迫害者这个称谓，人们迄今不甚了了。


迫害者就是用革命为名造就杀戮

    我们所言迫害者，一言蔽之，就是用革命为名，造就杀戮的那种革命或者文革。正是因为毛式僭政，他的人民，他的贵族，这个是假贵族，他的敌我阶级，他的私人与公共的朋友，甚至此一他与彼一他，都可以因其现在的需要被打倒，镇压。於是，在以毛为唯一标准的政治中国，没有谁是他的不被打倒者，被保护者和真正同类。毛的反人类罪行是，他成为一切中国人的敌对方。这个奇怪的逻辑在中国却是大行其道，在整个文革中大行其道。这个提前到来的“1984”比起“1984”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中国的1966，1967……。远在三大战役里，在土改里，在造反里，毛以一切方式和理由杀死了一拨拨中国人。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人们跟着毛解释着，什么叫剥削阶级，什么叫剥削阶级的党内代理人，什么叫革命之敌，人民之敌，什么叫人民。他们从来不想一想，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毛的受害者。毛的各级官员，其实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人们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干什么呢？打倒你的土地的占有者，打倒你的工厂的占有者，打倒县委，地委……打倒知识分子——於是，这些毛式小小统治者被打倒了，杀死了。人民，变成了什么呢？他们中一小批人，成为毛式家族的干将，像蒯啊，聂啊，王洪文啊。但，多数人依然如故。很多人没有实现洪秀全的理想。

    （他们远在四十年后，远在美国，在圆梦。但是，他们生活的美国，却是一个已经进化到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那里祇有法律和媒体调节的劳资和官民纠纷。他们允许不合作和非暴力的抵抗。反对者，早就不是革命者——这是美国人的共识.但是，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他们执着地说，以前祇有造反，现在才是宪政。对於不知道语言可以解构者和不知道“文革”，“革命”和“人民”这些虚无的概念早就被解构者一样，我们无法面对他们的语言结构做出更好的回应，因为，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常的，对於革命语言的解构能力。这让我们想起德理达解释玫瑰的话，“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像人们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这个基础上说，“无产阶级”和“文化”和“革命”，其实都是无关其旨的毛式臆造，文革既不是这个阶级的革命，也不是革命本身，更不是文化。这里祇存在无产阶级的影幻，革命的妖雾和文化的墓地。就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毛式问题的提出一样，毫无意义；固然，这个原则成为毛式革命的第一原则，从1920年代到50年代，到1966年。但是，这个敌我原则，什么也解释不了。毛是谁的敌人，谁的朋友呢？语焉不详。他没有被定义为北洋军阀的敌人，同时他自己愿意成为其敌。如果没有北洋军阀让度於他的空间，他游弋全国，成立会社，奢谈乌托邦的幻觉之行为，就成为思想之敌，行为之敌，要被批倒批臭。

    如果他的政治抱负不是产生了孙文的联—容共政策，他也不会成为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他会被看成“卧榻之侧”。

    如果不是国民党的空间政策，井冈山也就子虚乌有。

    敌人，给了他一定的发展余地，他却用它来消灭一切政治甚至经济文化之空隙。

    在这个无余地国度里，敌人，首先是其战争之敌。后来，剥削者，成为敌人；之后，投降的剥削者，成为其假想敌，躺下装死之敌；其子子孙孙也成为其假想敌。於是，大规模的迫害，成为他一生杀戮的原因，幷想如此没完没了。

    他成功地把他的假想敌政策，变成全民共识.所有人，都会成为敌人，他们的阶级属性改变后，遂成为思想之敌，意识之敌。对这个敌人可以不经审判地处死——或者被人民群众整死。而人民群众中任何人，也可以瞬间变成敌人。造反派一会是朋友，一会是敌人——他们想不清楚这个难题——其实，这有何难，祇要看看毛式文化，就可以一律题解。这个文化就是，毛式统治切断了任何文化，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於是杀戮这个滔天大罪，可以成为一种杀人功勋（革命无罪！）。在没有任何文化承传的低劣文化革命中，毛造就了人民的毛化，幷使其成为毛式革命的一个的特点.从受害者的角度讲，这个毛化人民，是全体中国人成为毛的工具和受害者，同时，这个工具化，开始有可能使其成为迫害者。这个毛化辩证法，持续在毛整个的有生之年。


毛式统治是回到最坏的“绝对君主制”

    争执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本来就没有意义；就像毛可以打倒国民党，也可以打倒自己最为亲密的同党，从刘少奇到陈伯达.在这个无原则斗争里，谁都可以打倒谁，谁都可以瞬间正确，也可以瞬间敌人。这个非理性社会旷古未见。这样一来，祇是时间在订正一些所谓的试错；但是毛式试错运动的本义不是波普意义上的试错.波普是在尝试正确的意义上发现错误，而毛的罪行昭彰於世，却无人敢於对峙。这是两种试错.一个限制於真理，一个绝决於常识.一切今天的正确性，原则性，明天就可以改变。这样一来，文革造反和革命的定义，甚至可以不遵循以往革命的敌我原则，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的原则.在毛这里，第一等级是朋友，也是敌人。第三等级，工人农民，是朋友也是敌人——他的官僚，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有人说，毛式革命是要制衡官僚，他祇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他最后有赖於那个阶级，新阶级，官僚阶级，他们是毛之父母，也是毛之子女——所谓毛体制内外游刃有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於是，毛式统治失去了以往东西方任何国家存在的阶级互动和阶级通融。他消灭了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区别，回到最坏的“绝对君主制”。他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直接消灭其对手。他的道理是极为强悍和蛮横的，反对毛就是反对人类；而毛，正好成为人类的反对者。

    这个思维，东西南北，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实为罕见。毛的诛心之论1957年后初步见效；文革初期，没有人以为他在上当受骗.1966年的所谓“五十天”时间段，毛式文化呈现了扑朔迷离的政治景象。但是，这个景象其实很简单。毛式革命，由於毛式在党内的实际处境，使得他一改自上而下官方镇压的方式，回到湖南农民运动，痞子运动方式，其实，也就是土改和其他群众运动的灭绝方式。这两个方式，毛是交替使用，各取所需的。1966年春天，夏天，毛把这两种方式先后摆在桌面上，给刘邓一个二律悖反。於是，刘少奇等人祇好先是选择了工作组方式，以后被迫撤销——这个方式使其成为一，传统的官方迫害者，二，毛的受害者，民粹运动的受害者。建立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毛一人之下，正，负（判断）集於毛身。这时候，受难者成为刘邓工作组的受难者，像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副校长.她6月23号就被工作组统治下的暴徒学生殴打，侮辱。8月5号，在工作组撤销以后，她被校红卫兵（各种名目的红卫兵，暴徒，学生）殴打致死。她的死说明的问题是，毛式文革两个阶段，迫害者正在转变成为毛的受害者——刘氏受害者。官僚被独裁者消灭着（新的官僚正在产生）！这就是毛式的敌我哲学和党文化的敌我历史之重现.这里丝毫不存在一些人之所谓——由於毛回到北京，破坏了工作组的革命秩序，从而产生了秩序的失控和刘的失势，遂出现乱斗乱打，打死人，所以这个失控和失势来源於毛的“再发动”，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抱怨工作组的被撤销.他们记叙，在北京7.29工作组撤销大会上，邓氏儿女们的悲痛和哭泣；因为大救星忽然出现，人们转悲为喜，欢天喜地——乱七八糟。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马上转变成为红卫兵路线.她们发明了红袖章，在悲恫了刘少奇以后，又欢喜地受到毛的接见，为他带上这个血污标记。种种迹象说明，拥刘者，对於刘氏死亦为毛，活亦为毛这个党文化事实，不甚了了——王氏，最后证明了这一点.文革的真正到来，是毛式革命；刘氏在完蛋前，不是还要和毛进行一轮反右派统一战线论吗？刘忘记了，一切真理在他们那里等同於一切荒诞，一切谬误.毛，於是和他顾左右而言他，天气如何，哈哈哈……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追究迫害者的时候，毕竟要解释死者是被什么样的力量致死，迫害者的具体身份是什么，主凶的主义何在，和毛主义的异同，他们的后面是谁，等等。这就为大一统制度下，革命者的链条式杀戮提供了细节，提供了佐证.我们的意思是，虽然，在没有文化继承的毛式统治下，正面的文化之消失，不等於负面文化不可以蔓生出若干细节。这个细节，就是毛式与刘邓氏的文革之小差别，大一统.（人们从几乎像文学记述中描写人物心理一样，解释他们在漫长的文革中如何倏忽之变——如何把受害者和迫害者集於一身，幷由此产生了反思党文化的複调结构。这个结构，这个反思，许多是高级官僚在做阶下囚时候的反思，此反思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拽出毛式哲学呢？看来，走上边缘的人还是产生了。像是胡耀邦一类人。他们的边缘哲学受到世人的赞许——虽然，许多人为其没有最后走出边缘而遗憾；更多人是转了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党文化。於是，89年的敌我界限，再次产生，杀戮，再次产生，国人拥护之，服从之的行为和动机再次产生。）


迫害者唯一的政治资源就是革命

    顺此推演，在毛记红卫兵和刘记，邓记红卫兵方面，至少北京地区，呈现出各种打着不同旗号的红卫兵杀戮。具体是哪家红卫兵杀死了哪个“敌人”，历史应该追究。人们辑录了那些死者，但是没有闹清楚，他们究竟是在哪些造反派的武斗或者文斗中被整死的。这个区别的呈现，和上述毛式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反差。反对和拥护蒯大富，反对和拥护聂元梓的派系，在杀人这个问题上，都不甘落后，罪孽深重。全国之情景大同小异。“正确”方，或者错误方，都在杀人，这就是文革的事实。一些人说，他们是杀死共产党，一些人说，他们是杀死反共产党.他们的这些区别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的答复是，毫无意义.他们是在杀人——这个，就是“意义”。而这个杀人，就是秉承毛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国人的时间，就是毛氏空间.他的年年岁岁，日日月月，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万端地针对敌我。源於这个原则的非原则，源於这个理性的非理性，是他的战无不胜，永远正确之秘诀.可悲的中国人，还要在四十年后跑出来说，这个杀人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正确——这的确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说法——那是毛氏猴戏的一部分，不是真理，不是主义，是耻辱，奇耻大辱！究竟是你趁机毛，还是毛趁机你，这是奴隶和主子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提供奴隶造反於主子的真正之机会！

    毛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为宇宙万物找根据”（见列宁语），人民可以吗？当然不行。毛掌握了所有资源，“真理”，是非，民意（总意志——卢梭语），信息，暴力……在这个绝对不对等的封闭政治天平上，“人民文革”者有无任何重量可言呢！毛让度的政治空间难道是一个疏忽吗？完全不是，恰恰是他有意为之。毛让度这个假民主，伪自由，当然有其目的。这个真目的，就是他要假天下大乱，打倒政敌，完成霸位。（一般人的评价是，四人帮，五人帮……新领袖，还不如那些老领袖——除去那些造反得势派，王洪文派，不这样想）。这样看来，新领袖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毛的助手，但是，由於他们的某种不确定地位，他们也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毛的受害者。这个逻辑其实很残酷，很残暴，其中无任何是非曲直可言。但是，这些迫害者的迫害，却是历史给予他们的评价，他们一生的耻辱来源於他们春风得意的迫害者的历史定位，而不是后来他们成为受难者，阶下囚。

    迫害者首先是一些没有心灵的屠夫，文化，政治，加上经济诸多领域的屠夫。他们没有良知，正义和道德。他们唯一的政治资源就是革命，打仗和土改——他们消灭了地主，毁灭了生产，消除了文化。但是，他们迫害行为的开端，正好是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就是被毛，被革命剥夺正规教育和服膺历史熏陶的过程。他们基本上是一群人云亦云的无知无畏者。故此，他们无知於他们的文化被革命切断，道德良知被革命切断的历史。他们在炫耀他们的新启蒙（陈伯达和艾思奇的愚昧煽动）。这个是文革和革命思想的没有来源的来源。他们这些最初完成洗脑的知识和道德的受害者，在延安或者莫斯科，演变成为毛式或者斯大林式的迫害者和革命者。这就是文革造反派老师们的革命历程。

    而文革造反派，正好在承续这个革命的“驯兽记”（人民被驯兽，见西赛罗语）。他们被党文化逐步掏空了心灵，掩饰了是非，封闭了文化——他们交出一切，包括良心——就像老党员所谓.然后，他们获得一官半职，成为各种司令或者委员.这些可怜和可恨者，开始对人群实行同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剥夺.他们在文革初期，成为刘少奇的工组作，成为新的反右斗争的骨干；或者他们成为反对工作组者，造反有理者，或者武斗者。很快，他们先后倏忽倒台.这些破害者，成为受难者。就像他们的同类，在1957年遭遇的那样。他们成为敌我双料的政治存在。


文革研究的病态和虚伪

    这个由我到敌，由敌到我的全过程，在文革里上演了一百次，一千次。直到林彪，这个最大的我，和最大的敌的形成。

    大学生和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同样在上演这个敌我，我敌的荒诞剧。他们的行为极为滑稽和可笑，但是，在两派或者多派打击下惨死的人们，就再也笑不出来。这些政治正确，或者追求正确者，在杀死敌人方面却是极为一致，极为统一，极为无情的。我们看到一些文革研究者，在研究一些理论（包括笔者），但是其实，这些理论的无足轻重在於，他们都是毛式思维的产物，什么“东方红”，“井冈山”，什么“四一四”，“四三，四四”，什么“巴黎公社”，什么“联动思潮”……在针对杀人一事上，这些思潮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在滥杀无辜——这就是最大的理论，最大的现实。

    所有造反派，红卫兵，都在杀人，这就是文革的真像——这个真相，已经裸露无遗；现在的问题不是揭示一些未知真相，而是人们正在把这个既有的真相加以淡化，漂白和美化。许许多多的思维者，顾左右而言他，似乎要把这个简单的真相，裹上一些理论和学术的外衣，再把杀人的本质从中掉包或者偷换为革命，革命正确——这是文革研究的罪孽，病态和虚伪.虽然，我们承认，在那样一个全民丧失理智的疯癫年月里，所有的派系，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官吏，都在杀人，整人和毁人，但是，由於各种派系，人民和官吏，都生存在某种政治势力中，他们秉承某些观念，派念和私念在杀人，这就毕竟不同於统一的杀戮。这也就是我们认可的，如何揭示和解释“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之问题.……

    迫害者，也是受难者。这个道理已经说得很多。从文化灭绝的现实看，国人都是受害者。有无绝对的受害者呢？我们认为回答当然是：有！

    那些死前写下毛万岁者，像翦伯赞那样的受难者，就是无辜的受难者。知识分子受难者许多是迫害者，前迫害者和后迫害者，像周扬，是前迫害者，但是，像吴宓和陈寅恪这样的受难者，就是绝对的受难者。他们自外於那个毛，那个党文化，党国。但是，这样的受难者是不是很多，有全局性呢？我们不敢妄言。回到一个最为简单的概括，受难者人群如果祇是在民间，我们的反思就是极为单纯的。他们是文革的受难者。这样的受难者有几百万人。农民，工人，一般的地富反坏右，都是纯粹的受难者。他们的死，没有污点.问题是，我们重複说，是哪个势力，属性如何的毛式或者刘氏革命，致死其於文革，这个细节是要追究的。不然，党的集体智慧就无从表现了。把毛一个人孤零零供奉在迫害者的灵位上，公道，也不全公道。他成为一个抽象的魔鬼，使得许多肆虐残暴的恶徒顺势溜走，不是历史学者的严肃态度。当然，我们已经排除了把毛供奉在革命灵位的愚蠢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