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入狱七年忆

（北京）杨宽兴


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犯

    刘贤斌入狱已经7年了，有关他的文字并不多见。高墻关得住人的身体，却不应关住一个人的名字，但在物欲横流的犬儒时代，一个名气不大的政治犯，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大家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也许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本该大书特书的刘贤斌，这位被捕在中国互连网普及时代之前的勇士，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也许，时光那拖沓的脚步，还要在贤斌的身上，重重地踩过6年的每一个日子。这种漫长的蹂躏，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令人欣慰的，世界并没有把他忘记，在他获得魏京生人权奖的那个夜晚，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自他入狱，几乎时时感受到他被囚禁的那种痛苦，孤独时的许多诗歌，也都为他所写。我和贤斌相识于1994年，那年，我24岁，尽管已经初历坎坷，却仍是处在并不深识愁滋味的年龄。找到一个机会，想也没想就去了北京，怀揣着投奔革命的热情，在王丹家中，结识了刚刚出狱的刘贤斌。

    贤斌对北京要比我熟悉，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因为参与纪念六四等活动被捕入狱，1993年刑满释放后，在四川稍事休整，便重返北京，进行他的“二次革命”。

    开始，他没有住处，我便要他搬来和我同住，不久，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间平房，安顿下来，但仍和我离得很近，我们的交往，便一直延续了下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但这不是问题，我甚至都没问过他，那个时候，大家都没生活来源，活下来的诀窍是：尽量减少消费，寻找机会打工。

    通过贤斌，我认识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马少华已是“二进宫”了，这次刚刚从西安看守所里放出来，他告诉我，出狱后他是打算安心去养猪的，可是一见到刘贤斌，他的“革命热情”便再次高涨。

    贤斌经常到我的住处找我，我们在北大未名湖畔边走边聊，在求知欲旺盛的年龄，我们不再有求学的机会，这样的聊天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有时，我去清华园，在他的小屋子里，一起吸烟，我吸烟的习惯，还是贤斌带给我的。

    不久，妻子因为我的缘故，失去工作，她也来到北京，和我一起开始了漂泊生活。我们搬家后，离贤斌住得远了，但联系依旧频繁，他几次来回北京和四川之间，除了寻找朋友，传递资料之外，回四川筹措生活费，大概也是目的之一。

    其间，我们曾分别到各处联络，藉以寻找1989年的感觉，但时光不再，在各处遭受的冷遇和欢迎，其实都祇是一种友情的存续，并不具备现实的政治意义了。但这些活动，无疑给他的“犯罪”档案里，又增加了厚厚的记录。

    有一次，我幸运地接到一单发放商业调查问卷的生意，如果顺利完成，我、刘贤斌、马少华三人一共可得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建国门一带的跨国公司办事处，三人赶到国际大厦，不久便灰溜溜地坐到路边的栏杆上。我们无法越过这些办事处的门禁系统，跨国公司工作人员冷漠的口气，使我们感到自卑，继而自嘲：“我们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连资产阶级的门厅都进不去。”

    好在那时年轻，沮丧的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我们原封不动地将问卷退回，也许，穷困潦倒的我们，祇要编造一些调查数据，是可以将200元钱搞到手的。


在苦难与等待之中

    1995年5月20日，我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走，奇怪的是，刘贤斌竟安然无恙。我入狱的时候，妻子被迫再次搬家，新家位于刘贤斌租住的清华园附近。我被释放的当天，意外地见到刘贤斌。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使我患了严重的疑虑症，另外，我向北京警方做过不再活动的保证，于是与刘贤斌的相邻而居，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知道，我是被密切监控的，如果我和刘贤斌在一起做事，就构成新的罪行，如果我知情不报，可能会马上被再抓进去，而刘贤斌也逃脱不掉。于是我劝他回四川暂避风险，事实上，在那一阵子的大抓捕中，贤斌得脱，实属侥幸，他的处境也确实很危险了。我想，对当时的紧张情势，贤斌还是有点担心的，同住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刘贤斌去买车票的时候，因为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表情显得很紧张。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紧张的样子，不知道别人的描述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是我所知他唯一一次表现出的软弱。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和四川老家的陈明先女士恋爱。

    对于监狱的生活，他比我熟悉，他当然我更懂得监禁的滋味，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死囚犯被处决前几天的心理和生理变化，他告诉我，和他同号的死囚犯，行刑前几天，因为恐惧死亡，连面部发生了严重的物理变形。恋爱中的人，谁愿意过着与死囚犯关在一起的生活呢？

    如果1995年的贤斌确曾因为便衣的跟踪而感到紧张，我想是他对陈明先女士的感情战胜了他的政治冲动。在清华园的小平房里，我见过陈明先的照片，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但时光若能倒流，我希望陈明先女士，以及我的妻子，不要嫁给贤斌和我这样的人。

    贤斌这次离开北京后，我们就祇是偶尔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并且，我在尽量避免同他做不必要的联系，我知道，几乎所有的通话都被监控。有一次，我受人之托，给他寄了一张境外组织中国人权的200美元人道救济支票，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也同时给深圳的马少方寄了一张支票，感谢中国人权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们的帮助。不过，我给刘贤斌寄支票，以及另外的一些小动作，使北京警方严重不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住处两次被抄，连日记都被拿去复印。

    在中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民运分子，会有人欢呼，也会有人辱骂，但是，当你身陷牢狱的时候，全世界终究会因为无可奈何而寂静下来，所有的苦难与等待，祇能由你和你的家人承担。我不想再次入狱，我想维持住一个家庭，于是，1996年，我离开了北京，和妻子一起回到济南。

    此后的两年间，我一直在济南做小生意，和刘贤斌之间，也祇有很少的书信联系。突然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而此时，他已到济南火车站。巧合的是，刚刚学会上网的我，此前一天偶然看到他在长沙被抓而又被放的消息。

    老友重逢，喜从天降。一别3年有余，贤斌的热情依旧，而我，则没有他那样的乐观。我对他当时的政治活动所知不多，他给我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时的我，对政治表出的兴趣，已远不及与贤斌间的手足之情，我希望贤斌能在济南多住些日子，可是，他还要赶着去青岛，而且同行的还有一位袁亚娟女士，那天晚上，我们三人的谈话，在袁亚娟女士的《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中有所记载（见王建辉《有没有》）。安顿好袁女士之后，我和贤斌来到山东教育学院的操场，边散步边聊天，这是我们分别3年之后最透彻的一次谈话，他对我介绍了他主持“人权观察”和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我则跟他讲述1995年分别之后的复杂经历。我遗憾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详谈，这使我后来陷入深深的自责，以我当时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若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谈话氛围，或许我可以阻止他义无返顾地走向监狱。


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不人道的判决

    也许，即使有那样的机会，我并不能说服他，反倒是他将我说服。我知道，我们在性格上太接近，即便不是出于政治观点，我们也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他的热情、坦荡等性格，无一不在我身上存在，但是，我比他懦弱自私，另外，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真实的藉口：家庭负担。不过，在他的鼓励下，我答应在济南适当开展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不久后开始的又一波全国性抓捕，使我对他的承诺也落了空。

    多年前，我们印过一次名片，身份一栏祇有五个字：民主主义者。尽管穷困潦倒，但我们为自己能够坚持民运人士的身份而自豪。现在，我早已羞于如此自称，我的逃避，从朋友的角度看，是一种背叛，我不知道将来的刘贤斌是否还会认我这个朋友。我敬重他，因为他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又同情他，因为他的十三年默默无闻的刑期。据说，有关方面在逮捕他之前，做出这样的评价：“活动能力极强”、“极具反侦察能力”、“全力从事活动”、“极具危险性”，尽管我不认同这样的定性，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坚持下来，我也可能得到这样的定性，我也可能是13年的刑期。

    当我走在拥挤的大街上，或在无人的深夜，想起贤斌，我会百感交集。今天，他不再从事他的政治活动，他也无法承担起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他祇是一个拥有漫长刑期的囚犯。我无法忘记我们在1999年的谈话，当时他告诉我，他太疲惫了，而且感到知识老化，想找个机会上学，好好读几年书。现在回想起他说话的语气，不胜唏嘘。从学业上讲，我们的青春，在几乎无人认可的奉献中荒废了。而6年后出狱的贤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还有机会上学吗？13年，会发生多少令人无法想像的沧桑世事，他和他的家庭又将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一个个被迫分离的日子？

    我猜想，刘贤斌的重判，主要是因为他“死不改悔”的态度，从1989到1999的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停止干扰警方的清闲，但警方是否也应想到：从实际效果来讲，他并没有给社会稳定造成任何危害，他激情四溢，但从不缺少理性，对他而言，抗争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书生意气。我敢说，当今的中国，如果有人会威胁社会稳定的话，那绝不是贤斌这样的人。

    贤斌从中学时期就患有肺结核，后来又曾复发，为此，他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可是我在济南见他的时候，依旧感觉他比以前更瘦弱，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承受13年的刑期折磨？这样的现实，使人感到焦急和无奈，但也使我们无法回避他的13年刑期加在我们良心上的压力。

    中国历史有太多令人感到沉重的事件，需要大家进行认真的反思，但政府更应该意识到，每一次对异议人士的严厉打击，在给这个政权带来短暂稳定感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无法回避的新的政治压力，压缩了六四之后本来就很狭窄的政治空间，实际上是一种两败俱伤的选择。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这样一个和平抗争的知识分子，判处过于漫长的刑期，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十几年的政治打压和生存压力，已经使原有的民运力量被社会边缘化，但政府应该看到，即使年年打压，新的异议者仍然会顽强地站出来，重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相反，这种不人道的判决使更多的人失去对政权的基本信任，实际上是政府对自己的一种政治否定，更何况，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施以重判，会使人们丧失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客观上鼓励了普遍的腐败蔓延。而这种漫长到可怕的刑期，不象严肃的法律判决，更像是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所做的极端报复，但报复性的惩罚祇能带来仇恨和不信任，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难道这是判决刘贤斌的本来目的吗？

    我们应该意识到，刘贤斌、胡石根、黄金秋、许万平、杨天水等人以及他们背后每一个家庭的切肤之痛，一天比一天更重，谁也不应继续漠视。我们希望外界舆论能够对此给予更多关注，也希望中国政府表现出务实和灵活态度，早日使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