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大学生反哺农村工程”的通信

（北京）党治国


晓静小友：

    你推荐的11月30日的《华商报》，我特意买了一份，关於马永红的报道很快看过了。感谢你为我介绍了一篇有价值的报道。

    你为21岁的大学生马永红到家乡支农支教的行为所感动，从你的音调中，我想像你照例流出了眼泪。凡是保持着单纯心灵的人，都会为马永红的经历所感动，为他的挫折而困惑。虽然生活屡次让人失望，你仍然常常被感动，这正是你的可爱处。而只要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为那些真诚善良人们的高尚努力之成功、失败，希望、失望而感动，中国就有希望。希望幷非朝秦暮楚的妓女，而是上帝放置在我们心中的生命和自由的火种.“21岁的马永红在今年9月做了一件大事，同时震动了他的两个生活圈，即他就读的西北政法学院，以及他的家乡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他费尽周折，终于使得学校同意了他‘休学支农’的要求，幷在今年10月，把户口从西安转回了农村。”

    马永红是当今中国罕见的有志青年。早在去年年底，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支农支教”计划，幷起名“大学生反哺农村工程”。

    “反哺”一词令人感动。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像马永红这样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从农村得到的哺确实还太少。从农村得到的“哺育”最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和官员和一夜暴发的巨富。可惜他们现在想的仍然是如何从农村抢掠更多的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力，从来就没有想到“反哺”农村和农民。我们有些政府官员在国际场合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的人口。”每当听到这种贪农民的辛苦和功劳以为己有的大言不惭，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羞耻。现在的宣传材料，说的都是小岗村二十几位农民在七十年代末冒险搞家庭联产承包的事迹。实际上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的七十年代初，温州就已经私下实行分田到户了。不过他们没有声张，而是心照不宣地只做不说.只因为政府官员会批斗他们，会无情地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数十年吃不饱饭，根源正是那些政府官员束缚着他们，使他们不能“自食其力”，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农民不但付出了劳动的代价，而且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终于能够养活自己和十三亿人口，幷且忍受贪官和奸商剥削压迫，验证着“财富就是抢劫”的经济学名言。如果要反哺，首先是那些政府官员和一夜暴富的商人们应该反哺，而不是马永红这些大学生。然而自觉幷带头反哺的，竟然只是马永红这些青年，这正是人们感动而且感慨的原因。马永红竟然第一次就联络了三十多位大学生志愿者，使我们看到了充满希望的现代中国的新青年。

    在得知他的支农行动后，由所谓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梁漱敏乡村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发起的“农村发展人才培训计划”将他录取为学员.但是，农村和农民缺少的，幷不是所谓的“发展人才”，而是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完全彻底的使用权”，是他们不受干预的真正自由的对于村委会干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他们组织自己农会的权利。回避这三个关键问题，所谓“农村问题研究”就是欺人之谈。

    “为了让农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发展，马永红倡议和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后来发展为有三四个村子参加的‘东麻坪农民协会’。到现在，合兴村的500多户人家中已经有102户、500多人加入。马永红雄心勃勃地想让农民协会成为一个经济合作性质的组织，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实现致富的梦想。”他在农民协会的墙上挂上他写的对联：“改变自我做好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型乡村。”

    他们办的夜校，与其说主要是学文化，还不如说是教农民如何成为乡村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在那些乡、村干部看来，他们这些官员才是乡村的和农民的主人。他们要“代表”农民的利益，又怎么能容忍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们只需要一种组织，就是把农民组织成为他们的农奴，或者叫做“驯服工具”，哪能容忍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于是他们锁了夜校的门，派出所的警察也以志愿者“没有暂住证”而出面干预.在调查中，农民向马永红反映村干部在退耕还林和移民搬迁中的问题，他在夜校直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不满表达了出来。

    于是村委会主任何刚表示不满了：“他怎么能公开评价村里两委会的工作呢！”让人不满意的显然不是“公开”，而是“批评”。如果马永红对村干部公开表扬，即使让全世界都知道，也不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

    “基层干部的不满直接影响了镇上对马永红支农支教的态度。在今年10月的一次活动中，2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被一些村庄婉言谢绝，理由是‘镇上通知的，不再接待’。”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没有影响镇上，农民对马永红的欢迎态度没有影响镇上，害怕批评和揭发的基层干部的不满立即就影响了镇上对马永红的态度。镇上代表谁的利益，岂非一目了然！

    有100多位农民推举提名，马永红参加村委会换届竞选，他的助选宣言就是一句话：“让合兴村村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选委会”却以他是非农业户口而否定他的选民资格。最后对簿公堂，法院判决确认了他的选举资格。而在投票时，选票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果农民要投他的票，就需要填写他的姓名，而有些村民却不识字。结果出现了45张废票，马永红得126票，原村委会主任何刚得148票，相差22票。我们不难想像，那45张废票都是什么性质的。

    即使不算作废的45票，仅以有效票数而言，马永红的得票率也占到46%.80年代菲律宾的大选中，独裁者马科斯得票约60%，与他竞选的阿基诺夫人得票率为40%.当时我认为，选举幷未真正结束，阿基诺夫人胜利在望。因为给马科斯投票的，大多随大流，态度坚决的只占少数；而选举阿基诺的，则是反对马科斯的坚决分子。果然不久马科斯就在强大的反对浪潮下下台了。合兴村的选举与此类似。如果选举是平等的和自由竞争的，马永红的当选必然稳操胜券。

    他们只能在选举程序上作弊，说明对自己没有信心，说明他们必有胆怯之事。他们只代表一小撮，既违背村民利益，也是逆潮流而动。这极少数的“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显然是一些与马永红他们相反的人。农民李秀芳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再穷也不能穷政府，再苦也不能苦干部。”马永红的理想是“让合兴村村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让村民永远去过受欺侮的和痛苦的生活。马永红要村民“改变自我做好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型乡村”，他们却要做村民的主人，惟恐村民团结起来。

    所以说，他们和我们的分歧，不是如何搞好乡村建设的方法或者道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搞好的问题.如果诚心想要搞好农村的事情，就没有搞不好的。如果竟然没有搞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根本就不愿搞好。中国的农村，有的是人才；以中国之大，有的是人才。人才不是被埋没了，而是备受压抑和打击，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但由合兴村的选举和农民的态度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中国的典籍《易经》中写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理或者天道，和人性是统一的，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长久起作用的因素，是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种体制、一种制度命运之所系。违反天道和人性的作法，本身就是倒行逆施。永远不可相信少数人倒着走，能超过或者战胜大多数向前走的人。

    既然我们和他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就没有妥协的余地。原则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我们不只要支持那些为正确的原则而斗争的人，自己也要为正确的原则而斗争。我们应当坚信，马永红和他的同学们必胜，合兴村村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必定要实现，由他们自己代表自己，为期不会很远了。

    如果只有感动而缺乏思索，久而久之，我们的感觉就会迟钝、麻木、退化。我们应当努力学会思索，而首先要分清我们和他们的分歧在哪里。当我们不再上当受骗，就会走出思想的怪圈，就会不断地有所前进.应你之约，就写到这里.祝你晚安！

    （2005-11-30夜1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