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现实和悖理

冯圣葆


    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着百分之七、八以上的年增长率，这不是因为中国改革已经使制度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已经使得制度顺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而仅仅是因为改革正在进行，正如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真道理’ ，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就是‘发展’。

    2、30年前，在中国要想把土地变成商品，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宪法是不许可买卖土地的，后来，土地可以转让了，祇是因为人们习惯於转让土地的‘长期使用期权’。其实，人们绕过了概念障碍而已。所以中国往往是用一种方法使不可能的事办得妥妥贴贴.这就叫做改革。不记得从何时起，西方从经济学家到政府代表，纷纷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声称根据经济学原理，却使用各种压力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久前人民币果然升了值，虽然幅度很小，也证明西方坚持的立场似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那么，下一步如何处理？似乎应该进一步大规模升值。一位中国着名经济改革专家估计，中国很可能不再采取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方法，而可能出人意外地，一箭双雕地，采取人民币通货膨胀的办法，从而使人民币同外汇的比值调整到较合理的幅度。北京这里的自由化学者认为，这种考虑是不合理的，因为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后果首先会损害公众的利益，而不可能像设计者所梦想的那样，缩小东西方货币币值的差距，他们认为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这又是另一种孛理，也是行不通的。按这位改革家说法，比如政府给农民减免了一些农业税，那哪能减免多少？即使把农业税全部免去，能有几多？但是如果把棉花或粮食收购价略予提升，每个农户将有多少进账？缩小东西方差距也一样，不久前略加提高煤炭收购价，农民矿工采煤积极性立即大为提高，媒就源源而来了。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人民受通货膨胀之害，而应当说通货膨胀不乏为一种经济手段，看你怎么用？何时用？用到什么关口上。

    半官方身份的改革派人士认为，中国劳动力价值低廉，至今知识分子劳动力依然十分便宜，大致说，西方得付一美元的工作量，中国知识分子祇需付他大约一元人民币，所以如今不仅中国普通体力劳动力有巨大优势，而且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劳动力也仍然占有极大优势，所以西方不仅商品生产向中国转移，资本大量流向中国，把中国当作制造厂，现在连设计研究单位也开始转移到中国来了。这种情况使西方的劳资矛盾激化了，可是缓解了中国职工失业下岗的矛盾。

    改革家还认为，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宣告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经济危机必然导致阶级冲突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实行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也受挑战。他的结论是，市场经济正把经济引导向‘有你有我，才能有卖有买，双方相互依存’，而不是你死我活。这种说法当时就被一位在北京的自由化朋友反驳了，他认为在中国有哪一个发财的人不是依靠权势的？与此相联系，那位改革家认为，中国通过极不合理的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同时使工人有活干有份於企业盈利，实际上完成了俏悄的，而不是通过激烈阶级斗争才完成的资产私有化过程。可是我的自由化朋友反驳道，哪有不是沾官僚光的私有化？小自乡镇企业到大的亏产流失的大国有企业，落到私人手里者，谁不是靠王亲国戚，有几个发财的人不沾官僚的光？我个人认为至少目前的，私有化的资产不再那么集中，不再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地集中在官僚资本手中，这毕竟是一的种企业的质变。从而使本来主观盲目的按计划发展变成了自发实现的按市场需要的生产与流通的自发的规律性。使经济发展的鸟笼缩小了影响力。而曾几何时，人们还认为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达到要学习俄罗斯那样分发代价卷把全国国有资产分发给工人都做不到了，因为可以分发的将是负资产值，将是企业亏产的负值，所以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国有资产的价值早不如俄罗斯垮台时的国有资产.事实上，十多年前我自己去中国东北，同一些大国有企业谈判，很多企业执行一条零资产转移的企业转让的政策，就是很大的设备尚非特别落后的企业宁可把设备、市场和债务一起转让给企业家而且实行零值转移。我看不出来处处祇有企业利益的私下浸吞。而更多的是谁能经营得法。可见管理权也不是轻易流失的，比如我到牡丹江市去过，几年前，交通银行曾投资给一家全国最大的轮胎厂，而且派了一个工作组，驻厂参预管理，交通银行负责人明白告诉我，一个主要问题是收购橡胶有大漏洞，是营销人员受了贿.但是垓厂在牡丹江市委支持下，利用银行法规定不许银行参与企业经营，发动工人抵制银行工作组，把他们赶出企业，幷且还企图把债务也推卸掉，说什么‘他银行才几个人，我们工厂几千人，他们竟也要同我们分享利润？’ 我后来瞭解到，原来这家企业想依靠上市从老百姓那里骗股票钱，所以有持无恐，果然不久他们的股票上市了。公布的上市报告连篇谎话。可见不能说，银行和企业家都是共产党，天下乌鸦一般黑，交通银行违反银行法更加无理云云。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有没有瓶颈？他认为中国所利用的先进技术外国投入多少开发资本？现在到了利用殆尽的地步，所以中共提出了<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是时至今日，要真正开发出西方都尚未开发成功的新科技却非同小可，我接触过纳米、超导等新高科技，其开发资金之巨，时间所耗之久，非今日中国领导所能想像。可以说，昨日日本所遇到的问题，犹如中国之今日，祇是程度不同而已。战后日本也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西方技术把日本经济推上奇迹般高峰，等到东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有人说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碎，其实不然，而是当年日本利用过的主客观优势不再了。现在日本的劳动力也不再便宜，可是可以利用的西方技术也不再了。那么日本比起中国，它的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得多，尽管它的技术开发基础比中国强，仍然是沉重的负担，这才是中国和日本相互挑战的要害。关键在於中国领导至今没有真正看清科技兴国的必要性幷确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我曾为中国最主要的纳米企业的二把手，我认为从中国最高领导到企业家至今没有明确的战略和策略，或者说显然两者都错误，没有看到纳米技术在生产发展历史上的创世界之先的巨大作用。因此导致原先中国在纳米粉制造上世界最先进地位没有受到珍惜，发展方向不明确，而在资金上得不到支持，以至那位难能可贵的‘纳米迷’今年二月间离开北京，到今年九月仍然逃荒在南方没有敢回北京。据说是去年银根抽紧造成他的还债困难所致。

    超导技术，据说华裔专家真正是执超导技术之牛耳者，有一位被赞誉为‘超导连接点博士’的专家立志要把超导技术在中国开发而拒绝日本或美国来购买他的专利至今却不得不在美国大学教普通物理谋生，却眼看中国去买德国的超导磁悬浮列车，他大为感慨，阻拦不住，递给朱鎔基一份报告又回了美国教普通物理学.当他又来电求我继续为他集资时，我祇能同他开玩笑说，祇好等我中了乐透奖再给他投资罗！

    专家还谈到，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到底是不是增加了。他自己作了一个调查，对象是一个北京市民家庭，其中1有一人下岗月补贴祇有300人民币，但是家长尚有2000元月薪，夫人也有一点收入，月薪也是300元。同十年前的1995年相比，当时这位现今下岗的青年尚小，祇有家长月工资500元，当时物价便宜，可是房租水电约40元。按猪肉一元一斤计算，可以购买300多斤猪肉，现在猪肉按10元一斤计算，仍然可以购买240多斤，似乎实际价值稍逊，因为房租水电依旧，一家人感觉还是比从前宽松了。

    专家原是国家体改委干部，经常受邀请当作专家出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安排经济事务，如何使用外援款项等。我见他那天他刚从一个友好的中东国家回北京。他说起来，就讲到中国的士大夫历来都黯熟经济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优势，不可低估。所以我们不能祇强调“弱势群体”，祇看到下岗工人。应该看到全体人民的收入水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