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犯的现状与内幕——在台北“人权对话”论坛上的演讲

陈破空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的《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毫无本质区别，祇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混淆国际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一章。中共《刑法》的排列由重到轻，所以，在中共的概念里，政治犯是最严重的。这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们一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这表明，尽管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但中共当权者的头脑并没有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中国政治犯的范围极其广泛。批评和抗争的人是政治犯，如民运人士；追求自由表达的人是政治犯，如网路评论家（师涛等）；维权律师是政治犯，（如郑恩宠、朱久虎等）；追求民族自治或独立、捍卫少数民族权益的人，是政治犯，如西藏、新疆、内蒙古地活动人士；除此之外，追求不同宗教信仰的，甚至练气功的，也都成了政治犯，比如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成员等；甚至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环保人士，也成为政治犯（如最近拘押的谭凯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被发配劳教。

    目前，依然系狱的中国政治犯，最保守估计，还有7千多人，这主要指的是民运人士、自由作家、网路评论家等。实际上，如果加上其他各类因理念、信仰、和言论获罪而被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则远远超过上述7千多人。仅法论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现今被关押在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的，就高达10多万人，有名有姓的，就有6万多人，在狱中遭酷刑虐待致死的就有2767人。还有一些政治犯，是以其他刑事罪名遭到囚禁，最多用的，就是经济罪、嫖妓罪、或流氓罪，如魏泉宝、姚振祥、郭海峰等。

    中国政治犯数目成谜，这里提到的，仅仅是最保守的统计。完整的数据和真相，还有待将来中共监狱资料解密后，才能大白于天下。中共不再强调意识形态，更加走向实用主义，庸俗化的和流氓化的实用主义。迫害异议人士的手段，千奇百怪。中共为了嫁祸与加害异见人士，罪名五花八门。

    随意使用“间谍罪”，是中共加害异见人士的手段之一。比如，任何与台湾有交往的人与事，都可能被加上“间谍”罪名，回中国了解工运的海外学人杨建利，就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5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用“间谍”罪名对付杨建利等人，等于承认，台湾是另一个国家，而且是敌对国家。因这一罪名被捕的人士，还包括宋永毅、李少民等。

    “泄露国家机密”是中共嫁祸异见人士的另一个罪名。比如，受雇于《纽约时报》驻北京的研究员赵岩，因在去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披露江泽民可能辞去军委主席职，而遭当局逮捕，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据了解，当局起诉赵岩的唯一证据，就是赵岩写过的一张小字条，用于《纽约时报》内部。

    将异见人士或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是中共迫害政治犯的又一手段。刚刚获得释放的异见人士王万星，因公开纪念“六四”，被中共以“精神病”为名，在精神病院——北京“安康公安医院”关押了13年。当局指控他患有“政治偏执狂”，而国际医学界从没有这一病理名称。据独立人士和独立机构测试，王万星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不存在任何精神异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则数以千计。

    如今，中共更以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他们在越南绑架了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在缅甸与该国军政府合谋，绑架了“中发联”创始人彭明，带回中国后，都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甚至装模作样的声称：王炳章是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中国。

    前不久，广东省太石村发生村民罢选风波，受到各界关注。因风波一时难以平息，中共竟然唆使当地黑社会势力，对前往观察的人大代表、教授、记者等，公然进行黑殴打和黑威胁。其中湖北人大代表吕邦列被打得昏死，后被强制遣返湖北；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险遭车撞；连英国《卫报》记者也受到恐吓。维权学者郭飞熊，则因这一事件被当局逮捕，被捕后，郭飞熊以绝食绝水相抗议。

    安徽异见人士张林，在今年再次被捕前，曾遭到黑社会势力残酷殴打，这批黑势力甚至将他拉到派出所，当作警察的面狂殴，致使他遍体鳞伤，眼球冒血。在场警察竟不闻不问。显示黑白两道已经完全勾结，警匪一家，以对付异见人士。

    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今的中共，在对付社会抗争和异见人士方面，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伪装，撕下一切面具，仅奉行：不管白道黑道，摆平了抗争，就是真道。

    中共否认以言治罪，然而，他们随时都在以言治罪。互联网，本来是当今人类的先进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互联网问世，本来便于人类更自由、方便、快捷地沟通信息、交流资讯。然而，中共却恐慌，视之为祸水，反其道而行，不惜耗费巨资，豢养数十万网警网特，封锁网路，过滤信息，监控通讯。这清楚证明，中共反潮流、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却让中共制造出更多因言获罪的政治犯。师涛，黄琦，清水君，张林，杜导斌等人，皆因在网路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而被捕入狱，并被分别判处重刑。

    其中，师涛被判刑10年，竟有雅虎香港公司的出卖的“功劳”。说明，中共以利相诱，逼使国际资本臣服于其专制淫威，为其独裁利益服务。雅虎公司不仅出卖了人权和人道原则，也出卖了起码的商业道德：出卖自己的用户。

    中国政治犯，被中共当局视为头号大敌，罪名列前，刑罚严重，尤其有组织的政治犯，判得最重。对政治犯的超期羁押，非常普遍。看守所本来已经人满为患。超期羁押，使监狱内部环境更形恶化。政治犯被关押期间，待遇最为恶劣：

    1，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受刑事犯监控；（少数情况，也单独关押，如魏京生、王丹、王炳章等。）政治犯在狱中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包括通讯和接见限制。

    2，待遇不及刑事犯。如，一般不减刑、不假释、很难获准与亲友见面；劳改场和劳教场，犯人成了管教干部们赚钱的工具，政治犯也不例外。长时间、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甚至被强迫生产供出口的劳改产品。

    政治犯经常遭到狱警或犯人头的侮辱与殴打。坐牢期间，有一次，我因为要求看报纸，就遭到看守警察一顿暴打。在劳教厂，动作稍慢，即遭到中共管教干部指使的犯人头（班组长）殴打。最近，异见人士清水君（黄金秋）在狱中不断遭到殴打，监狱方面又强迫黄金秋每天跑步超过三万米，致使他双脚溃烂。当局甚至威胁要把黄金秋送进精神病院。内蒙古政治犯哈达，被施酷刑，经常将其四肢固定于铁床。法轮功学员在狱中所遭受的酷刑，更是十分惨烈。

    3，不公开审理，黑箱作业；最近，重庆民运人士许万平又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拒绝旁听，秘密审判。

    4，对政治犯的活动、逮捕、与审理，当局控制媒体，一概不予报道。（与台湾美丽岛事件后，军法大审判的公开报道，形成对照。）

    5，政治犯出狱后，继续受到监控和迫害。包括：定期谈话，传讯，限制活动范围，软禁，挑拨和隔离朋友关系，跟踪，监视，信件检查，电话窃听，骚扰，陷害，黑社会恐吓，制造车祸…… （画家严正学，作家张林等的遭遇。）以至于，出狱后的异见人士，不仅没有安全感，也毫无个人隐私可言。日常生活中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随时都有麻烦。对政治犯来说，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囚禁在监狱中。实际上，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联想：台湾称“入出境管理局”，大陆称“出入境管理局”。意涵：台湾入多出少，大陆出多入少。）

    6，政治犯被流放国外，意图将异见人士与中国民众相隔离。中共的“人质外交”。（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徐文立等，均属此例。）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政治犯几乎没有得到国际声援。1989年以后，中国政治犯得到了国际声援。因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受到全世界媒体报道，举世震惊。国际声援，使中共略有忌讳。但随后，就发展了人质外交。按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坏事变好事。”

    7，政治犯家属受到监控和骚扰。

    中共法庭审判程序古怪。分法院、审判委员会、政法委三级。审案者不能判案，判案者不能定案。所谓司法受“党的领导”。中共制订的法律中，有许多冠冕堂皇的条文，但祇是摆设，摆给外国人看的。变戏法的拿块布，遮遮掩掩。对于他们自己制订的法律，他们并不打算执行，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自我违反。形成一种立法者违法，司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等怪现象。实际上见怪不怪，因为这与共产党的本性相吻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贼喊捉贼，监守自盗。这就是共产党的厚黑学。本人劳教场经历之一：犯人偷偷搞来《劳教条例》，竟被没收。我曾问管教干部为何不遵守法律和条文，比如《劳教条例》？干部问 ：在哪儿？拿给我看看！赌定我手中无凭。

    中共监狱当局不执行中共自己制订的法律，原因有二：其一，中共最高当局经常直接干预执法，对下面的不法行为予以默认和纵容。比如，酷刑，中共最高当局从不予以制止，因为，酷刑，有利于他们办案和监管。每当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中国监狱酷刑等，中共就躲闪、拖延。等于公开遮掩其劣行。对国际公约，即便签署，也不执行。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其二，因为人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执法部门自行其事。

    概言之，中国监狱中最突出的问题：超期羁押，酷刑，超时劳作，腐败。其黑暗，使外界所不能想想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是如果虎穴的人，我亲身感受了那种黑暗。超期羁押：被提堂，成了犯人们的盼望。犯人们常年不见天日，偶尔被公开挂牌游行，也成了“福气”。酷刑：千奇万种，常常有犯人被打残，甚至打死。超时劳作：犯人成了狱方赚钱的工具，犯人成了奴隶（祇有在古代题材电影中才见过的场面）。腐败：无所不在，从看守所，到劳改场、劳教场。从审讯阶段（公安局），起诉阶段（检察院），开庭阶段（法院），到服刑阶段（监狱、劳改场、劳教场）。“严打”期间，更是司法干部大发横财的天赐良机。劳教场，甚至成为毒品交易场所。真正见证了什么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高墙下的腐败。是中共看守所、监狱、劳改场、劳教场的另一个特色。

    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执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在其背后，是立法者违法，立法者犯法。另外，当局仅为犯人提供残败食物，强制洗脑，大多数时候，当局拒绝向犯人提供书报、电视、体育、娱乐等，犯人也几乎没有休息日。所有这些，不仅践踏了基本人权，也与中共自己订立的法律相违背。

    个人经历。第一次坐牢，判三年，两年半在一个六平方米的牢房度过。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头发变干，皮肤变薄，轻微一碰，就会出血。视力严重减退。有一次外出体检，铁镣撑破了双脚，一路血迹，惊煞路人。

    1991年底，中共发表《人权状况白皮书》——包括“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我碰巧得到一份《广州日报》。发现完全是一纸空文，满纸谎言。于是据此与狱方交涉我个人境况。狱方不理。1992年初，当检察院来人时，我径直抗议，要求他们转告广东省委省政府：我出狱后会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揭露他们。所谓“白皮书”，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后半年，当局被迫调整了对我的待遇。

    第二次坐牢：劳教。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生产供出口的人造花。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为此，我辗转寄出一封信，揭露这一黑幕（1994年），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广州市第一劳教场为此亏损甚巨。后来得知，这是中国政治犯直接从监狱中向国际社会提交此类证据的第一例。

    祇要中共独裁统治一天不停止，中国人民就一天都不会停止抗争。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成千上万和层出不穷地制造出来，成为中国社会最黑暗的写真。

    （2005年11月10 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