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农村”之路在哪里

（广州）巩胜利



“三农”问题的历史症结

    据称“建设中国新农村”，将是2006年中国“两会”及未来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但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50数年以来一直不能得到历史性的根本解放呢？57年“三农”历史的症结又在何方？21世纪今天、中国已经实施了20数年的“市场经济”能彻底解决中国“反哺”“三农”的根本问题吗？中国今天发起的“新农村”运动能跨越“三农”而将中国农民带向小康社会吗？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9亿农民（是指非城镇人口、“农业户口簿”持有者），依然长期、50数年没有“国民待遇”身份，没有就业保障、没有劳动保护保障、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没有土地保障、没有受教育的保障。中国农民及“三农问题”，是中国原“计划经济”留下的历史老大难问题，是因为中国国家、社会制度人为的将中国公民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人口”（又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国家供应粮户口”和“非国家供应粮户口”），而生成的国家公民身份的“差别”。

    讲到中国“三农”，必须讲土地的问题，而中国50数年“三农”问题的源头，是中国农民根本没有土地的“产权”，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就是中国“三农”的根被彻底悬空，农民、农村、农业——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三农”的本质还有什么？这是全世界为数绝无仅有的没有理清土地与“三农”根本源头制度的几个国家。几乎全球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把产权与土地与房屋进行挂钩，中国50数年“三农”问题长期呆滞，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使用权”是什么？有主权的意义吗？

    2006年，中国新政大张旗鼓的重新定义和发起建设中国“新农村”运动，但能取什么样的结果呢？中国自1982年开始发起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到2006年延续了20数年再次以执政党最高决策，八个“一号文件”都成了中国的未竟事业，是否再10个、15个、20个“一号文件”的这样一直发下去？“一号文件”多，一方面是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另一方面则是“一号文件”的长期无能、根本无法落实到位！一个国家的国策、方略的长期需要指明到达，又长期无法到达、不作为，这难道还不是源头国略出现了严重的悖论？是否国家源头根本国策应该重新审视？

    “八个”、跨越二十数年的中国最高决策的“一号文件”，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今日中国新一论的“新农村”建设，中国50数年的源头制度和土地方式能得到更新、正视和理清方向吗：一、中国农民能拥有土地的“产权”吗？没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就永远没有主权；没有主权，就祇能搁置“生存权”与“发展权”——绝大多数中国农民，50数年没有发展壮大、富强起来，这是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社会体制有着根本源头的不同。

    二、中国农民何时能拥有“国民待遇”？没有中国的“国民待遇”，让中国农民参与中国社会的就业、劳动、医疗卫生、受教育等等耗去50数年、整个一生的产出与价值。中国可以彻底打破原“计划经济”游戏规则，可以给予中国9亿人口当然的“国民待遇”身份吗？

    三、没有土地，中国农民怎样取得建设“新农村”的“第一桶金”？到21世纪，中国所有城市建设，几乎都纳入了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建设的投资规划，中国绝对庞大的农村——9亿人口怎么办？中国“新农村”主人——主体的9亿农民，从何处、怎样才能取“第一捅金”而用自己的手来建设小康？来亲手建设中国未来的“新农村”？

    值得中国建国57年来与历史彻底思索的是：跨越20数年，中国最高决策的8个“一号文件”为什么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三农”的历史贫困格局或生成中国“新农村”的良性生态环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9亿农民的命运？？反而，中国农民因“读书”则更加贫穷落后（见2006年2月23日《南方周末》封面《乡村教师含泪供弟上学》文章），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资本主义最根源的发明之一“产权革命”能挽救中国农民未来及根本的命运吗？

    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能应用于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农民与土地的“中国特色”吗？否则还有它路来引领中国9亿农民、来跨越57年的贫穷落后吗？


中共8个“一号文件”

    第1个、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１９８２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2个、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3个、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第4个、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4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３０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第5个、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5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6个、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第7个、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意见》，成为第七个一号文件。

    第8个、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第8个一号文件力图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况，在八个方面从新施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八个方面总共向中国“新农村”转移支付资金可能达到4000亿人民币（见《南方周末》2006年2月23日A4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