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富裕农民家作客

（河北）曹维录


    1，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舆论和道义的压力下，对过去关上门自吹的宣传方式有所改变，也在有选择地作一些负面的报导，中央2台有一个节目叫《直面贫困》，可算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那些经过精心编制的报导突出了如下几个方面：一，当局对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不再掩丑，也在如实报导。二，极端的贫困不过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家庭的现象，并压低贫困的标准和贫困的数字。三，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这些地方的民众生活问题，正在努力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四，祇有在中共的领导下才能改变这些地区和家庭的贫困。在这种宣传误导下，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基本人权问题被掩盖了，使这里的人们生活在社会关注之外。本文写作的目的是要直面中国社会真实的生活，让人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

    这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当今世界，物质极大丰富，而在这里，贫困却还是困扰人们的主要问题。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封锁，这里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或一点不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自娱自乐。我要讲述的是一次到富裕农民家作客的经过，在中国农村如果还存在一个靠勤劳富起来的“中产阶级”，这个农民家庭可算是一个典型，他生活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个地区中他又是富裕的农户，从他的生活、思想和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

    秋末，我受这个富裕农民的邀请，到他家去小住几天。他叫吴昌付（化名），是我的一个亲戚，以前，我曾多次到他家作客，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主动邀请我去的，去了以后，不再住低矮简陋的小屋，而是住他新装修好一年多的宽房大屋。

    公共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左摇右晃，不时在田野的各个路口停下来上人下人，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个断桥前边停下来，公路右边有一个通往田间深处的小路，这就是我要去村庄的路口。我从车上下来，吴昌付的儿子吴录（化名）开着农用三轮车早就等在路边，他是专来接我的，我们还要走大约5里路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村。吴录很热情地邀我上了他的车，车的前边是一个连开车的坐两个人的坐位，我就坐在他的身边，享受着“专车”的待遇，车一路嘣嘣地响着向他们的村庄驶去。

    田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我们一路大声地说着话，经过了桃树林、枣树林、苹果林、杨树林，还经过了玉米田、棉花田。路边的杂草在风中晃动着枯黄的叶子，未洛尽的杨树叶子绿黄一片片的相间，桃树林的枝权隔路相交，遮档着田间的道路，我们从中穿过。

    忽然，吴录问我懂不懂阴阳宅，我说不太懂，祇是知道一点，他就对我说：“你看那个坟地怎么样？”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田野里有一棵一抱粗的大柳树，树下边是一个大坟圈子，里边有两三座坟。我对他说：“那棵大柳树挺不错的，别的我也没有看出什么。怎么了，那个坟地好还是不好？”

    吴录说：“那是我们村支部书记家的坟地，立了十几年了，他会看风水，自己建了这个坟地，现在是我们村最富的户。”

    我问吴录：“他是先当的书记还是先换的坟地？”

    “先当的书记，当书记后就把坟地挪到这个地方了。”

    “这么说他当书记和坟地没有关系，倒是挪坟地和当书记有关系了？”

    “是吧，”吴录说，“可大伙都说这个坟地好。”

    我们到了吴昌付的家，这是一个有三亩多大的院子，中间有三间破旧的土房把院子分成前后两块，前边的院子作了菜地。农用车从宽大的铁门直接开进了红砖铺地的院子。正面看新房，横下里二十四米，1米高的台阶上是一条两米宽的平台。房子宽7.5米，宽大的门窗使屋子里整日阳光不断。

    吴昌付听到车响知道我到了，笑容满面地从屋子里迎了出来。他60岁上下，高个子，背有点驼，满头白发，白胡子，一对长长的眉毛也白了，有点象画上画的老寿星。脸上是横七竖八的刀刻一般的纹络，是典型的饱受风吹日晒的农民的脸，农村的风风雨雨把他塑造得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他走到我跟前，笑着和我说：“前些日子就想叫你来住着，事太多，这家结婚那家结婚的，地里的活也忙不过来，现在清静点了，你可以多住些日子。我房子装修后你没来过吧？”我点点头说没来过，他说：“那好，我就领你在各屋里转转。她们在厢房给咱烙肉饼，一会儿我们去吃。村子小，没有卖东西的，听说你来，肉是从镇子上买来的。”

    我跟着他走到屋子里，一间一间地看了起来。这真是很不错的一片房子，要是在城里，几十万也买不到这么好的房。大约在中间位置上，是60平米大的一个大客庭，大理石磁砖铺地，白粉涂墻，木制天花板，中间留有灯池。客庭里新式桌椅一应具全，靠窗的位置上有一个柜橱，上边放着36寸大彩电，下边隔层放着vcd，两边是大大的音厢，客庭的角落里放着洗衣机和冰厢。客庭两边都是卧室，一共有六间，有一间大的卧室垒着老式的火炕，这是吴昌付老两口住的屋子，冬天每天烧火，非常暖和。卧室的角落上有一张桌子，上边放着二十寸的彩电。

    吴昌付和我边聊天边看房子，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也有几分得意。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几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有了自己心满意足的住处。房子盖好四年多了，装修好一年多，住进来也一年多了。连盖带装修加上给儿子娶媳妇总共花了10万多块钱，这10万多就给他几十年的积蓄“净了锅儿”，还欠了两万多的外债，今年，他的外债还得差不多了。一家六口人都有活干，大女儿刚刚结婚，二女儿在市里物业公司当文员，生活比较稳定。他认为他的苦日总算受到头了，祇要一家齐心努力，很快就会有一定的积蓄，使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中，用他的话说是“过松心的日子”，他认为这都是由于他的智慧和勤奋。

    我们看完了房子就到厢房去吃肉饼，这是他们家最好的饭食，是专为我的到来而准备的。我们高高兴兴地吃完饭，他们一家下地去干活，我在他们家看书看电视，我是这家的老客人，不须要特殊陪同，象自己家人一样“随便儿”是农民待客的最高礼节。

    天黑以后，他们从地里回来，我们熬了粥，继续吃中午剩下的肉饼。吃完饭，我们提了几袋从地里揪来的棉桃，在吴昌付的有火炕的大卧室里边看电视边抠棉花，更重要的，我们俩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2，吴昌付对自己现在生活很满意，也颇有几分得意。当我问到他在这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子里所占经济位置时，他说：“中等，可是外人都说我是中等靠上。当官的咱不敢比，现在是人家的天下，就应该他们富。搞生意的咱也不比，生意有起有落，弄好了可能富得冒尖儿，弄得不好，赔得过不了日子的也有。如果祇说土里刨食吃的农业，我能算是个上等户。”我说：“就我看，在农村，你现在硧实算是个富户，用现在时髦的说法，你是个成功的农民，对这些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成功说不上，不过总还可以，我和父亲作了一下比较：他虽然被划为地主，给儿子祇盖了三间土房，我给儿子盖了六间又高又大的正房，三间厢房；他过年才能吃上一点肉，我不用过年过节，什么时候祇要需要，就可以买肉吃；说不好听一点，我的媳妇是拿妹妹换的，我儿子的媳妇是我给他娶来的。这样看，我比我父亲不是强了一点吗？我能把日子混到现在这样，最终还是个智商的问题。首先你要看准自己是个什么材料。如果你就是个农民的材料，你总是把自己往老板堆里放，今天想搞这个买卖，明天想搞那个买卖，最后什么也搞不成的就是你。我的三个孩子上学都上到初中，我就不让他们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那个材料，白扔钱。想搞生意，我也不支持，现在搞生意要有关系、路子，要有靠山，有对付黑社会或者和他们在一起混的野性，这些我们都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地种地。我作印刷厂厂长时，每月有600多元工资，我要是不离开那儿，到现在房也盖不上，儿媳妇也娶不了。我离开了，就对了。”

    他的话我总是听着很特别，他对任何事好象都有自己现成的看法，这些看法别人很难给他改变。小时候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在干活之余读了很多书，喜欢和别人争论问题。我没有反驳他，问：“你们家被划为地主，许多年被管制，还因此影响了你上学，你不怨恨吗？”

    他说：“说实在的，是有点恨，我上学时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学生，就因为成份高不让我上学了，我这一辈子就毁了，能不恨吗？可话又说回来了，那时不都是这样吗？别人都不说什么，我为什么就特殊？这是走社会，谁让倒霉的事让我赶上了呢，就认了吧。”

    我问他：“你对现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他说：“改革以来，生活是没问题了。我最难忘的是1968年，那时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没饭吃，大饥荒时我们这也没那年苦。不满意的就是人心太坏了，越来越坏了。说话也就是百十来年吧，我的祖先到镇的集市上去卖驴，说好价了对方带的钱不够。我的祖先让他找镇上的铺面作个保，买驴的说没有认识的人，让他写个字据吧，他说他不认字。他们边说边走到一棵树下，蹲下来，拾起别人扔掉的半个破碗，我的祖先就把这个破碗一砸两半，把一半递给买驴的，对他说：”下个集日我们还在这个树下见面，也许你没时间来，也许我没时间来，不论谁来，祇要拿着这个碗碴，两块一对上，你就给钱。'结果下个集日的时候，买驴的把钱就给齐了，现在的人行吗？“

    “三十多年前，我们家不够吃，我到集市上买棒子（玉米），那时私自买卖粮食是违法的，都是手心里抓着一点卖。我和一个人买好了，对他说：'我还要买别的东西，不能现在就要你的棒子，先给你10块钱，散集的时候你在大机磨等我，我把钱给齐了，弄着粮食走。'那个时候10块钱就能买50来斤棒子。那天我去的很晚，到大机磨后，卖粮的人还在那里等着，他直埋怨我，说：'我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来小时了，你怎么来得这么晚？'你说现在的人行吗？他要是不给我粮食，我到哪去找这个人？要是现在，我也不这样作事了。现在出门处处是陷阱，你在街上一站，南来北往那么多人，看着都很好，随便找上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祇要给他机会，他就坑你，不信你试试。以前的人吃苦也好，受罪也好，心里都有一个尺子，越过这个尺度他就不干了。现在的人心里没有这个尺子了。

    “前些日子，我们这儿还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人赶着三、四十祇羊去放，开来一辆汽车，从上边下来三个人，一个人拦住放羊的，另两个人抓住羊捆上就往车上扔，扔上三四只羊开着车就跑，你说这不就是明抢明夺吗？还有些人专在村子里找那些外地收棉花的人，见到后，就围上来，假装是工商所的，找你要收棉证看，你给了他，他就说是假的，罚你二百块钱，正是起证的价。你不给钱，他就不给你证，你说老百姓怎么活？这是比较好的，还有在交棉花的路上等着抢劫的，知道你刚交了棉花，身上有钱。这样的人一般都有当官的靠山，左一个严打右一个严打，就是越打越多。”

    我问他对现在腐败问题的看法，他说：“腐败就对了，他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要命地抢天下，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孙后代腐败，说是为别人，谁为别人去玩命？我没见过一个。历代都是一样，搞政治的哪有什么好人，现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稳定什么也搞不好。'说得多好听，49年以前为什么不这样说，那时就是他们把中国搞乱的。现在要稳定，就是要稳定地吃你、喝你，还不让你吭声。国民党也腐败，可是国民党和现在这个党不一样，参加国民党的多数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有钱，也要点脸面，腐败也是偷偷摸摸地不敢公开。现在这个党什么也没有，提着空肚子来的，不吃肥了不拉倒，公开地叫着板地腐败。”

    我说：“现在是这样一个政治现状，你不希望改变吗？”

    他说：“不，一个是我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我的孩子有班上，有地种，这样就挺好。第二我是一个草民，说了当权的也不会听我的，白费话。你说政治改革他就政治改革了，改革了他还吃谁去，最起码，他吃着就没有现在这样顺当了吧？再有，外国实行三权分治，好是好，在中国一万年也不会实行。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人他抢了你的房子，你去和他说：'这房子算咱们共有，一起住，一起管理它吧。'他会说：'我冒着生命抢房子就是为我自己，你没有能力守住这房子就祇能认倒霉。现在房子是我的，我死了以后是我儿子的，儿子死了是我孙子的。'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不是在说气话，我说的是实际。

    “你讲道理，现在当政的不吃，你骂他，他自己骂自己比你骂得还狠。有人骂村支部书记是臭流氓，这个书记就说：'嘿！你怎么说得这么对呢？我就是个臭流氓，不是流氓我能干这个吗？'对他说，你这样对待别人，以后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你的。他就说：'好啊，我先把你治了，将来你有了权力再来治我吧，我等着。'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政权，你能有什么办法？讲道理不行，骂也不行，这就叫'刀枪不入'，应了那么一句话：不怕不要命的，就怕不要脸的。看《三国演义》，都夸诸葛亮有骂死王朗的口才，他骂得死王朗，不见得就骂得死曹操。三国里有祢衡击鼓骂曹，陈琳写檄文骂曹，还有徐母骂曹，一个比一个骂得狠，曹操被越骂越好，陈琳还把他的头痛病骂好了。骂也要分对象，被骂的要有羞臊，懂得廉耻才行。被称赞的不应是诸葛亮，而应是王朗才对。”

    我们边说话边抠棉花桃，不知不觉地到了夜间十一点多钟了，几袋棉桃也差不多干完了。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睡觉在他们家很正常，于是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睡觉了。吴昌付让我和他在一个屋子住，说火炕暖和。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屋子，我就单独住一间吧。住在一起，说起来没完，谁也别想睡觉了，明天怎么干活？于是我被安排在一个小一点的卧室里。

    我不知道吴昌付的议论是不是代表着现在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心态，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有许多满意的地方，他们在同别人的对比中得到了比别人强的满足；也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对现实中那些痛恨的东西有着无可奈何的痛苦。他们怕改变现状，并不是处处都顺心了，而是对改革没有信心，怕改不好会更坏，倒不如象现在这样还能免强活下去，用他们的话说：“别治不好聋治哑巴了”。


    3，第二天，我准备和他们一家一起到地里干点活，不到七点的时候就起来了。起来后发现，他们的饭已经作好了，准备吃了饭就去地里干活。在我的执意要求下，他们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去地里栽树。我和吴录去拉水，余下的人在地里挖坑栽树苗。

    吴录二十六七岁，很活波，祇是每天从早到晚地在地里干活，几乎没有多少交往。今天我和他一起拉水，有了一个说话聊天的人，非常高兴，话好象也比平时多了起来。农用柴油车上放一个很大的塑料桶，这个桶能盛52桶水，大约有一吨多。我们坐在车上，吴录嘣嘣嘣地一路开着，到北边一个村子里的机井去拉水。

    路上吴录和我说，他没去过什么地方，最远的地方到过天津。他对那些祇在他的想像里存在过的地方充满着神秘感。我和他讲新疆天山和巩乃斯大草原，讲东北寒冷的天气和铺天盖地的雪原，讲广州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和地铁，讲摩天大楼和北方难得一见热带植物，讲恢弘壮观的珠江、洛溪大桥和江上往来的轮船。他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本地也有人到广州去打工，有的还去了深圳，他对这些人很羡慕，也想到那些地方去打工，不为赚钱，祇为开阔视野，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当然，我知道吴录不过是和我随便说说而已，我们谁也不会当真。他的家教是很严的，初中毕业后，他曾经在印刷厂当过几年印刷工人，后来由于家里缺少强壮劳力，不得已辞去了工作，在那里坚持下来的工人，现在可拿到一万几千块钱的年薪。吴录对父母没有埋怨，他是那种父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孩子，他的媳妇也是父母作主娶的。

    吴录说他们这里也有好多好玩儿的，地里什么鸟都有，有一次，他们还用夹子打到了野鸡，长长的翎毛，非常好看，祇可惜野鸡跑了，还把夹子带走，在快到镇子上时让人给拾走了。他问我，有一种和鸽子一样的野鸟叫什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是叫斑鸠吧？“我说不太清楚，他说：”这种东西我们这儿也有，有许多鸟人们都不知道叫什么，经常在林子里来飞去。现在这个季节，还可以打到野兔。野兔好玩极了，它总是走它走过的路，你在它走过的路上下夹子，就可以打到它。如果不是活太累，熬得时间太长，在我们这儿生活其实也不错，空气新鲜。夏天到处是树，一片绿，林子里有各种叫不上名子来的野鸟，村子藏在树的后边。有一次，喜鹊还落在了我的车上。“

    我问吴录，对将来有什么想法没有，他笑了笑说：“有什么想法呀？农民不就是种地吗！以后有机会，我想学点养殖方面的知识，养狗，听说狗肉卖14块钱一斤，很贵的，就是不知道我爸爸同意不同意。”

    我说：“想法不错呀，你可以往这方面努力一下，不养狗也行，可以养别的，别的地方还有养鸵鸟的，你爸爸不同意，我说服他。”

    吴录说：“我爸爸不好说服，看看再说吧，也许我爸爸还同意呢。”楞了一下，他又对我说，“我希望我们这儿出一个大官。”

    这真是一个怪想法，我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他：“为什么？”吴录说：“要是出一个大官，县里、市里就要出钱建设我们这个村子，把我们这儿的路修好。现在没有路，想发展什么都受影响。我们村经济作物多，树苗要运出去，收下来的水果要运出去。去年，我们家就有三千多斤红果烂掉了。”

    水拉到地里后，我们就放水浇树，往每一棵栽好的树坑里浇两桶水，遇到较干的地方，还要多浇一些，三桶或四桶。说是我们两个管浇水，其实主要的活都是吴录干的。我在车跟前管放水，四个小水桶倒换着用，每个小水桶大概可盛四十多斤水，吴录两手提着两个桶水来往奔跑于各个栽好的树之间。水车就停在一个地方，有的树离水车较远，要跑二三十米外去浇。放完水后，我们再去拉。

    拉水的机井离栽树的地方大约有三四公里，有这一段儿路，吴录正好休息一下，这也是我们谈话的时候。吴录虽然岁数不大，但也吃了许多苦。在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父亲在生产队纸箱厂作业务，经常在外边。母亲一个人种承包的10多亩地，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母亲下地的时候，就用一根长绳子头系在他身上，就跟着到地里去干活了，那时他刚刚扛得动锄头。并不是特殊地虐待他，他的姐姐和妹妹也一样，都是这样过来的。爹是亲爹，妈也是亲妈，都很痛爱自己的孩子，但为了生活，祇能这样。

    这一天我们拉了8车水，到第7车水浇完的时候，天就差不多快黑了。大家一商议，还是再拉一车吧，拉一天水给机井上10元钱，多拉一车两车不多给钱，少拉了也不好意思少给，既然天还早，干脆就多拉一车。吴录没有意见，他好象有的是力气。我没有干力气活，虽然他们都说我累，那是因为我是客人，又没干过农业活，大家是在和我客气。我和他们说，我一点也不累，既然大家都愿意接着干，就再干一会儿，我干的那点活和玩差不多，在哪都一样。我们最后决定回去一个人给大家作饭，剩下的人再浇一车水，埋好树后一起回家。一天中，十来吨水都是吴录一个人用手提着浇的，到回家时，天已黑得看不见人了。

    吃完了晚饭，我们弄到屋子里几袋棉桃，还和昨天一样，继续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边抠棉花。在这天晚上的聊天中，吴录还受了他父亲的几句抢白。吴录说：“现在天黑得早了，晚上也可以看看电视了，在夏天，别看有两个彩电，都是摆设，谁也没时间看看电视。”吴昌付白了他一眼说：“这么说，你是指看电视活着呀？！”吴录说：“谁说指看电视活着了，这不是闲说话吗，农民不就是指种地活着吗？”吴昌付说：“这就对了，你记住了，到多早晚儿，好好摆弄你那点地，这才是真格的，别的都是瞎掰。”说是这么说，吴昌付每天都看电视，他看电视很简单，就看天气预报，别的可有可无。

    对于吴录，我给吴昌付提了个建议，别祇知道让吴录一天到晚没死没活地干活，他还年轻，以后还要自己发展。可以让他用六成精力干活，二成精力学习，二成精力玩、搞人际交往。吴昌付说，这个说法对是对，可是做不到，活就在那摆着，不干不行。再说，现在是鼓着十成劲儿，才勉勉强强地往头里混，一松劲儿，那非要了好看不行。庄稼人，过不好日子被人笑话。


    4，尽管吴昌付自我感觉很好，总是认为自己很富裕，我还是给他泼了点泠水。去年，吴昌付种的20多亩棉花赔了约2000块，又有三千多斤红果没卖出去烂掉了，一年的毛收入祇一万多元。今年各方面比较顺，红果卖了2000多元，枣卖了3000多元，玉米卖了1500元，棉花卖了22000多元，树木卖了5000多元，二女儿5月上班，给了家里2500元，加起来，地里的收获共计36000元。如果除去一年中在农业上的投资，剩下的纯收入大约也就25000元左右。如果把两年的加在一起，再平均下来，每年的收入大约在16000元左右。全家六口人，人均大约是2700元。

    我对吴昌付说：“联合国公布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1——2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8——16元之间，你家的生活费用远远低于这个数，你应该是个贫困的家庭，怎么反到是个富户呢？”

    对我的问题吴昌付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农村和外国不一样，中国农民的目标就是活着，能活着就行，外国人他要活得好。打个比方说吧，大米一块六一斤，白面九毛五一斤，要让我说，白面也是细粮，你就非吃那个大米不行吗？猪肉五块钱一斤，羊肉十块钱一斤，猪肉羊肉不都是肉吗？你就非吃羊肉不行？螃蟹、大虾都好几十块一斤，那些东西不吃一样，你非吃不行，钱就不够花的。农村和那种人叫'败家子儿'，不会过日子。再有，水果这些东西，是吃着玩的，不能当饭吃，不解饱，有的人什么弥猴桃、芙蓉果、栗子、开心果什么都敢买，喝水非要喝'可乐'不行，这些东西就卖不了我的钱去，自家地里收了，就吃点，自家地里没有，就不吃。你是个农民，你是个中国农民，和外国比不了，和中国当官的你更比不了。一句活，你没长那个嘴来。”

    吴吕付的话让我感到有点悲哀，看起来，他的富就富在了宽房大屋和满屋子新式装饰上了。假如有媒体记者来采访，给他们家录一个像，然后说中国农民如何富得流油，就凭庭院、房子和屋内的陈设，你会一点也不怀疑报导的真实性。如果不是深入到这个家庭的内部，如何知道他们的辛酸？他们的生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活着给别人看”。

    我对他说：“行了，我们不和外国比，就说中国吧，2004年国家公布的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622元，你们家在国家最发达的东部，你又是这东部比较富裕的农民，可是你的收入也才刚到了农民的人均收入呀。我奇怪的是，发达地区的富裕农民才刚达到人均了入的平均数，这个人均收入是怎么来的呢？”

    吴昌付笑了起来，他说：“说你是个书呆子，你别生气，你就是个书呆子！要是连农村干部的收入一起统计，人均收入可能不会低于你说的那个数，要是不算干部，祇说农民，连那个数的一小半都不到。说话十五年前，我们前院那家有的钱，比我们村所有户加起来的钱都多，生产队的那个副业简直就成了他家的了。可是，那些人的收入不敢往外说，决不会统计上去。

    咱们国家的统计，是上边给数字，下边按照上边给的数字填。有一年，镇里让村里抽查十户，统计村民收入。说是抽查十户，其实是让挑选十户，收入必须到人均2000元。村里找了十户富裕的，坐在屋里算起来，当时我也在场。有一户，算上卖的猪，卖的羊，卖的粮食也凑不够2000多元，会计就对他说：'你们家还卖了个驴。'那个人说：'我们家没卖驴呀？'会计说：'知道。，就祇当卖了个驴，上边不是要这个数吗？问你别的，你又想不起来。'那人说：'行行行，我卖了个驴。'算来算去还是不够上边要的数，会计说：'你们家又卖了个驴。'那个人笑了，说：'我们家不能总卖驴呀，这也太假了，咱就不能卖点别的吗？'会计说：'好好，卖什么都行，祇要凑上上边要的数就行。'那人想了想，为难地说：'我也没什么可卖的了呀，该卖的都卖了。'你说，这不是骗人吗？咱们都是经过'亩产万斤粮'年代的人，还是那个党，还是那个派儿，现在他就不说瞎话了，就好了，那可能吗？“

    接着，我和他谈到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问题，农业税是农民很大的一个支出项目，一旦取消，农民的收入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吴昌付笑了笑，对我说：“这些年来，这个政策，那个政策出了不少，都是变着法子骗老百姓的，经得多了，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们村去年向镇里上交18万元，今年取消农业税了，上交还是18万元，一分钱不少，这钱从哪来？村干部又不会印票子。他们祇会花票子。上边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在别的村看到的一张传单，上边有这样的话：“……村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免收农业税。可是我们村的书记、村长等，无故把地收回，高价向村民承包，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光这一件，还有其它罪状，大家看在眼里，为什么不敢吱声，为此，我们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换掉这个没有民众选举的支部团体。我们要上访。……”

    我把这个传单的事和吴昌付一说，吴昌付说：“对呀，这就是村干部想出的完成上交款的办法。我们村的地也要变动，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变，怎么变也是老百姓倒霉。那个传单上写着要上访是吧，上访也没用，这是上边支持干的，不然钱从哪来？不是'不交农业税'了，是'不叫农业税'了，叫什么？有的是名称，农业发展基金、扶贫基金、农村财政提留、土地承包费、统筹款、上交款……，就是有一样不变：要钱不变。真要是打算不再榨取农民血汗了，那就好办了：把地一点不剩地分给农民，有愿打工不种地的自己往外承包，有想种地的自己去找不种地的户。一时找不到的由村里干部给牵线搭桥，收一点中介费，还可以出农业经纪人专作这样的事。真要那样，干部也就没人想当了。国家敢那样干吗？那样了国家的那些官们还吃谁去？狼对羊说：从今年起我不吃你们了，我咬你们，我嚼你们，我啃你们，用北京话说我'掂备'你们。说来说去还是吃的意思。”

    吴昌付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事：生产队时期，每日劳值祇有两毛多钱。有一次镇里给干部开会，对那些劳值祇有两毛多的生产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队干部想办法，无论如何劳值要提到五毛钱以上。镇领导气愤地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不能让社员拼死拼活，辛辛苦苦地干一年白干，这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贫下中农的感情问题。”镇领导给话不给钱，该上交的一点也不能少。队干部回来后，就从分给社员的东西上想办法，所有分给社员的东西——蔬菜、柴禾、瓜果、杂粮等作价一律提上去一倍多。这样账面的劳值是上去了，老百姓手里还是没有见到钱。

    我把这话和吴昌付一说，吴昌付笑笑说：“对呀，这些年他们不就是这样胡弄过来的吗。其实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谁也说不准，这段时间，农资产品都在一个劲儿地涨价，一袋化肥就涨了三十多元。农药、地膜、种子……没有不涨的，这是不是和取消农业税有关系？这个政权不会生产，也不会作生意，和外国作买卖总是让人家骗，那个大鼻子老俄就吃死了中国了，中国就是他的冤大头，又骗地又骗钱，直到现在还死缠着不放。但这个政权有一个特点，他会骗，翻开毛主席、邓小平的书，里边都是说的为老百姓好的话，论说好话谁也没他们会说，作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当官的，我说得绝对点，从上到下，没一个好的，也许有好的？反正我是没见到过一个。对他们，你就坚持一条就行：不信！明明是那么回事，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就不信！他说煤球是黑的，鸡蛋是圆的，日头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我也不信！这叫'你有千条妙计，我有老主意'.可有一宗，我也不惹他，他有军队，有警察、有枪、有炮、有坦克，我干吗惹他？我要是叫绑匪绑到山上去了，我能跟他讲法律、讲道理吗？我松了，我认了，我不说他好，也不说他坏总行了吧？”

    这一天，我和吴昌付边干活边谈话又说到很晚，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处世有自己的一套经验。


    5，吴昌付很注重作人的尊严，他拼死拼活，几乎是把一家性命都搭上了才挣得了一点家业。现在，他家在农村硧实可以说是个富裕户，这不仅表现在他有漂亮、宽敞的房屋，一应俱全的室内陈设和农用机具，还表现在他在一般用钱时能够不费劲儿地拿出来。他执着地把一个家庭发展到这样，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他在外作人的尊严，他怕别人看不起他。

    有一个小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有一次他到市里办事，恰好急需要3000元钱，就到市里一个亲戚家去借。亲戚把钱给了他，然后让他打一个借条。亲戚这个要求让他的脸涨得通红，他说：“今儿个你算拿到我的短处了，我硧实急着用钱，不这样，这钱我放下就走。你不是要条子吗？好，我给你打，可是你记住了，我祇要还有一口气，这钱我就不还，你就留着那个条子吧。我要是不打条，下次来市里我就把钱给你了。”在吴昌付看来，让他打借条就是不信任他，就是怕他赖账把钱黄了，他怎么能是那种人，这不是侮辱他吗？当然，最后他没打借条拿了钱，也很快就还了人家。如果我们拨开吴昌付富裕的迷雾，走近这个家庭，近距离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富裕历程，其实步步充满着辛酸。

    首先是超强的体力劳动：吴昌付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结婚，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他们家祇有三间老式的旧土房，屋子里有三个破铁桶，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妻子也是地主子女，结婚前家里曾三次被抄家，他们用换亲的办法结了婚。也许是由于出身地主倍受歧视，在生产队时总是干苦活、累活和没有报酬的活养成了耐劳的习惯，吴昌付妻子段青春（化名）是百里不挑一的能干女人，在结婚后的头二年，每年冬天她都破冻挖土，把院子前边垫出了一片一亩多大的菜地。后来，她有了一男二女三个孩子，在抚养三个孩子的同时，她还承包了十多亩地，吴昌付在村办企业干，地里活都是她一个人的。孩子刚会爬，她就把孩子拴在枕头上或者窗户上去干活，十几块地，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干完一块，就打一个小对勾。半夜十二点以前睡觉的时候非常少。

    每个孩子都在八岁就开始随她下地干活，直到他们一个个上完初中，家里增添了新的劳力，她承包的土地也逐渐地扩大到了80多亩。

    上个世纪末，孩子们都大了，段青春也五十出头了，她要盖房子、给儿子张罗媳妇了。那时大女儿在市里上班，儿子和丈夫在村办印刷厂上班。这一年的冬天，狂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大地一片银白，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妇女，赶着一个小毛驴车，上边带着冰镐、铁锹等到地里去拉土。这个人就是吴昌付的妻子段青春。所有盖房子的人家都是雇用拖拉机运土，祇有他家是段青春自己垫房基地。一车、两车、三车，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一个冬季和一个春季，其间除了她的两个侄子帮了几天忙之外，所有200多方垫房地基用土都是她用小驴车一车一车拉上来的。

    近几年来，他们家每到冬至后都卖树杆子，砍树杆在冬至后是有意安排的，这个季节别的农活少，正是卖杆子的好时候。每到早上5点多，他们就起床了，吃一点东西就打着蓄电池的电筒下地，中午在地里吃一点蛋糕，晚上7点回来吃饭，常常是汗水湿透了棉衣。

    超强超时的体力劳动，使他们过早地衰老了，身上出现了一些疾病症状，祇是他们自己并不在意。

    其次是把生活的费用压到最底限度：段青春在天津市里有两个姑姑，每过一段时间，她就去看望她们。从她家到姑姑家有八、九十里的路程，她总是骑着自行车去，车上带着花生、瓜子、红豆、大葱、大蒜、瓜果梨桃等各种农产品送给姑姑。回来的时候，姑姑也给她好多东西，从桌、椅、板凳到身上穿的衣服，各种药品，糕点和肉类食品等。

    在自己地里的菜还没收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吃自己淹制的咸菜。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以粗粮为主食，玉米在他们家的饮食中占着主导地位，白面其次，大米在餐桌上难得一见。一般人家吃玉米，都是把玉米先去了皮壳，然后再磨面，一斤玉米可出7、8两面，而他家从来不去皮壳，一斤就是一斤。有几个小事很能说明他们在过日子上是多么仔细：那天，外边来了个卖豆腐的，段青春弄了一碗豆子想换豆腐，我说：“我去吧，不用豆子了，拿钱买，多方便。”她说：“不行，用钱买贵。一斤豆腐1块2，一斤豆子才1块3，1斤豆子能换1斤半豆腐，用钱买不上算。”有一次，村里来了卖羊肉的，我就出去买了二斤，回来包饺子吃，段青春埋怨我说：“买这个干什么呀，11块钱一斤，好猪肉才5块一斤，差点的猪肉10块钱三斤，不都是肉吗？羊肉有什么好吃？”段青春是旧历腊月初四的生日，现在的年轻人，把生日看成天大的事，在他们心目中，其地位仅次于婚、丧、嫁、娶。段青春的生日，不要说别人，她自己就常常忘记，就是不忘，她也不过，象平常一样吃饽饽喝粥。她常说：“我们家的日子是从牙逢上刮下来的。”这话说得非常贴切。

    早些年，段青春的父亲每年都到她们家住一两次，爸爸年纪大了，吃饭时就单独作好一点的，所谓好一点，就是给他吃点鱼、肉等好菜。老人不好意思放开口吃，剩下的就下顿继续吃，3寸大的小鱼，热了一次又一次，把鱼留得又干又硬，三个孩子谁也不动一口。

    吴昌付夫妇虽然都没得什么大病，但小病一直不断。但他们从来不去看门诊。有一点不舒服，他们就在家里找一点药吃，那些药有些是从天津亲戚家拿来的，有些是廉价药贩子手里买来的市里发的劳保用药，这些药放了已经好多年了，早已过了保质期。吴昌付一家就是用这些药自己给自己看病。吴昌付的胃口不好，常常在夜里疼醒，他就吃一点做饭用的小苏打。

    第三是牺牲受教育的机会：吴昌付夫妇都没有读完小学，他们的三个孩子也祇上到了初中，由于经济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现在的初中也就相当于早年的小学。和父辈一样，三个孩子的相继失学也完全是由社会原因，祇不过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年，吴昌付夫妇因为同是地主子女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现在孩子们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上学。表面上看，他们是由于没考上才停止了学习，实际上是，就一般智力而言，他们是绝不可能考上学的——没有节假日，回家后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学习的机会，他们还要利用午休的时间到地里帮母亲干活。

    三个孩子相继上班劳动，给家里的生活增加了活力，没有了上学的支出。在大女儿和儿子结婚前，他们家5口人，5个人劳动，相继有了一点积累，这点积累盖房子时被用光。前不久，小女儿提出了继续去上学的要求，遭到家里的拒绝，家里的道理很简单：“你要是那块料儿，当年你就考上学了，你不是那块料儿，家里也不去花那个冤枉钱。”小女儿一肚子委屈：“我没考上学，还不是由于家里？谁家象我们，一天到晚干不完的活。”

    吴昌付一家非常艰难地顶着一个富裕农民的名义，在让人羡慕的外表下过着艰难的日子，用他们一家——甚至可以说是苦难——的生活经历诠释着“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神话。


    6，吴昌付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了需要大笔花钱的事了。吴昌付和我说，他还有一个岳父要花钱发丧，由于岳父的几个儿女祇有他家还算富裕，所以发丧的钱基本他出。但也用不了多少，三千五千的就够了。这样看来，他将每年都有一定的积蓄。

    但是，吴昌付的富裕中其实也存在着危机，他的富裕其实是很脆弱的。在谈话中我和吴昌付把话题引入了更深一层。我发现，在他的生活中，如果我们把他的生活结构稍稍地作一点变动，他的生活就将是另一个局面。我们作了一个设想，假如现在二女儿不是在上班，而是在上大学，那结果将会怎样？上大学每年的费用要10000多元，再加上她大约每年为家里挣的6000元工资，他们家每年的收入将减少约16000元，差不多就是他家现在的年均收入。三个子女中有一个上大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家里的年收入就接近到零。如果有两个上大学，他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吴昌付说：“要是那样，我就不给他们盖房了，也不娶媳妇、嫁姑娘了，都由他们自己办。”

    当然，这祇是顺便说的一个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家里出一个重病人。我对他说：“我不是咒你，生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再说你们一直干着超强的体力劳动，积劳成疾可能性是很大的。”

    吴昌付说：“你说的这是实际，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得病，我们旁边的一个村，有一家挺富的，四个儿子都很有钱。结果就是因为妈妈病了，第一次每个儿子出20000，病没治好，钱花完了，第二次又每个儿子拿10000，这两次，就把四个儿子都花空了。如果不解决了农民看病的问题，不管你现在生活得怎样，永远不能说你脱贫了。听说现在又要搞'合作医疗'，不知怎么个搞法，我也想参加。我大女儿给我和她妈都入了疾病保险，但那祇是有数的几样病，超出那个范围就不管了。”

    我问吴昌付：“你现在身上有病吗？我说的是那些需要好多钱才能医治的顽固病症。”吴昌付说：“不知道，没有吧？我就是胃口不好，别的没发现什么。”

    我说：“你检查了吗？”“没有，检查要好多钱，再说，我也怕查出病来，我就这样胡里糊涂地干，什么时候不行了，腿一蹬就得了。我不怕死，现在孩子的事都办完了，就更不怕了。但我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去死，那样会给小辈儿找罪，别人会说：'这家的孩子不孝顺，把老人给挤兑死了。'这不是往小辈儿脸上抺屎吗？你说是不是？”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万万没想到，一个衣食都没有问题了，在农村是个富裕农民的身上，居然还闪过自杀的念头。不过细想起来，生活对他们确实没有多少意思，他们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为儿女办事上，盖房、娶媳妇、女儿出嫁，现在，事都办了，他们倒感觉有点空虚和失落了。现在他们一门心思都在如何为儿女保住这份家业上了。吴昌付的想法很简单，不去查有什么病，假如真的有什么大病自己表现出来了，那就到了晚期了，祇要咬咬牙，抗几天也就得了。吴昌付说：“我已经过了60岁了，死了也不算短寿了。”

    类似的情况在他的妻子段青春身上也出现过。05年的春天，段青春的右半个头常常疼痛，自己吃了几次药也效果不大。儿媳妇要她到市里去检查，她执意不去。儿媳妇就给她在市里工作的女儿打电话，要她的大女儿想办法。大女儿从单位找来车接她去市里。她问大女儿：“我这个病保险公司管不管？”她的大女儿骗她说：“我已经问过了，保险公司管，不用我们花钱。”她这才放心地跟着大女儿去了市里。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她子宫里长了瘤，就动手术去掉了。大女儿想让医院检查一下，看那个子宫瘤是不是良性的，找她要那个瘤的时候，她说“我扔掉了。”大女儿非常着急地说：“你怎么扔了呢，不查一下怎么行？”她回答说：“查什么呀？查出病来怎么办？”她的想法和吴昌付就是那么惊人地一致。

    我在吴昌付家住了7天，这7天让我知道了许多东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生活要靠精打细算才能维持，而他们抵抗灾害的能力，却几乎等于零。那些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家庭又将是什么样呢？在第七天的傍晚，吴录把我送到了公路口的断桥边。

    我在路口等车回去，望着茫茫的原野，弯曲的田间道路上随风滚动的落叶，田间星星点点忙碌着的农民，我的心中无比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