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公正——中国社会新缺失

（广州）巩胜利


    前不久，中国出了一本40万字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据称该书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课题调查”后得出、并向全世界发布结论为：数据为“中国市场化程度69%”，报告称“这说明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了”。有国际观察家一语双关说：这份“中国报告”背后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籍此甩掉中国戴了40多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摆脱尴尬的身份”。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国人们在加入WTO之后，梦寐以求的一件重要的“国是”与国际 环境，然而中国社会真是取得了“市场经济”69%的进展吗？据本书的核心论说宣布：“中国市场经济总评分为2.51分，折合成百分比为69%”。从这个原则意义上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所有指标已经超过国际评判市场经济国家60%的临界水平“——这是画饼充饥、还是中国真的已经超过了”市场经济“的标准？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份于前不久在中国出版、向世界各地发行的《中国报告》的重要用意，它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市场化程度”而不是严谨意义的“中国市场经济”概念，进而补充说明了其内心想要表达的源头主题及“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决定性结论。这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是而非诀窍：据称这个报告的评判标准是“自己设计”的，而评分的分值率却是按“国际判断”的“临界水平”，这样洋为我用、各取我需的做法，这能是公正、公平世界的天下吗？假如用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120分制的微积分标准，来给中国中文系博士生成绩打上一个100分“超合格”的评分，这有可能让天下人们来信服吗？很显然，“中国市场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两个根本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中国市场化”是局部的、支流的、甚至不需要国家法律来加以调整的，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则是宏观的、国家的方向大略，通常是指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意义.据本课题组主要成员、原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所所长李晓西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份《中国报告》借鉴了美国、欧洲、加拿大在“反倾销”案中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共总结出“市场经济”共性的五条标准来衡量为：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题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等。现在，我们就以这些“标准”、结合“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报告，来看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到底有多大、有几多“市场经济化”程度？

    2004年6、7月，美国与欧盟分别就中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召开听证会。美国和欧盟分别以一致意见否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A、关于“政府行为规范化”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向“市场经济”迈进，但最关键的中国政府行为与“计划经济”时代之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规范”了很多，但这种规范与国际大环境下的“市场经济”甚至还有很大的差距。按“市场经济”规则，国家除“政治资源”之外的所有“经济资源”、“商业资源”都应该向社会和公民来配置，而中国的“经济资源”依然是严重的“政经垄断”。比如金融的“财富”资源，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银行和金融实体（到2006年）；再如烟草、盐业、电力、邮政、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等重大民生问题，依然是国家长期的“政经一统垄断”，政府依然是当然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拥有者和“双料”的裁判员与运动员，特别是这些关系到国际民生、人民奔小康的经济资源与产业，几乎连一个“市场经济”的缺口也都无“法”撕开、无法还“民生”于民。

    “政府行为规范化”，关键是要规范政府的“市场与经济”的行为。否则，在政府一统“政经垄断”之下来讲“行为规范化”无疑于自欺欺人，你自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到底能把政府行为怎么“规范化”？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批权”恶习，至今依然泛滥成灾。破除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资源”“商业资源”的“政经垄断”，中国“市场经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首都北京的有线电视网络，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北京歌华有限电视网络股份公司，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有政府垄断背景的有线电视公司，2003年，该公司将北京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每月由12元猛增到18元（此数据见《改革内参》2003年23期“信息动态.时政”头条），既没有任何价格听证的解释、也没有任何成本分析的构成，就是死、都非要吊死在这唯一的一棵孤树上。这种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绝对一统垄断，难道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与公民如此绝对的垄断与霸道？


B、关于“经济主题自由化”

    中国众多商业、经济、财富及资源性产业，是一种“划地为牢”对“外”说的所谓“自由化”。中国第一增长性经济产业——中国电信，是最标志性、没有任何“市场经济主题”的所谓“自由化”。⑴、中国电信“经济主题自由化”，是建立在祇能中国国有独家国有垄断下的自己认为的“自由化”，没有形成电信源头不同经济成份、不同资本的“自由化”；⑵、国外电信企业和非国有资本、及海外企业都绝对不可能从中国电信源头来参与“经济主题自由化”竞争，如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号源，一统独家垄断；⑶、而“经济主题自由化”，应该是建立在国家“法律”的经济体制之内、不同经济成份、不同资本来源、不同社会体制源头的商业经济“自由化”。中国电信的“月租费”一项，囿于中国“计划经济”近30多年前的一纸“批权”，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税法》还难以改变而长期生生不死？！

    2005年11月28日—12月4日《法制早报》《北京电话入网新合同仍存“霸王条款”》一文中，北京邮电大学舒华英教授第一次惊天披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维持手机通信双向收费的国家”。绝对政经垄断的中国电话产业，就是这样霸道的坚决维护着“计划经济”的“批权特色”。

    中国根深蒂固的烟草、盐业、电力、邮政、自来水、电信等等的“政经垄断”，使中国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生态的重要产业根本无法进行“经济市场”的主题来自由化和让别人进入，甚至长期与市场“经济主题自由化”大相径庭。如中国烟草业，不仅是全中国、长期的市场割据、铁板一块，而且这种“经济行为”长期各自高度垄断，已经损伤广大人民使用、经营、生产这种作为商品的“权力”和“权利”；又如中国盐业的“政经垄断”，已经使全中国13亿人、与生命攸关吃的盐——一包盐增加了十多倍到几十倍的沉重成本价格。中国“经济主题自由化”，现在是积重难返，难于上青天。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至今依然没有一家象“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个人银行、非国有的能独立放号的电信企业、一家成品烟生产企业、一家非国有的电力营运公司等等等，近30年后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资源的国有垄断，社会体制的“批权”腐败，一直没有从源头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这能是“市场经济”“自由化”根本源头的进步吗？


C、关于“生产要素市场化”

    在中国各级政府至上而下的“政经合一”的垄断体制之下，是根本无法在国家法律环境之内、特别是经济、商业资源源头上进入“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序。中国的电力、金融等，都分别属于国家“生产要素”和国家资本要素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电力走“市场化”之路，依然是铁板一块的国有自家，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所谓的“市场化”。中国市场经济绝对的“先行者”——广东省决策，在2001年宁用自己每一度超过0.80元的电，也不用云南电网送来B不到0.20元人民币一度的电，这就是中国所谓“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经典写照。中国金融“人民币”要走“市场化”之路，要走人民币币种自由兑换和自由浮动的“要素市场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谁敢、有可能、能够设想和真实的实施吗（祇有学者们一窝蜂的大看热闹）？谁敢例出、并给出中国人民币走向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兑换”、并有一个中国式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时间表来呢？近60多过去了，第一代人等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要等多久呢……？

    “生产要素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商业发展的最源头的经济生态大环境。正是象中国烟草、盐业、邮政、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等依然是国家一体化的“政经垄断”，要展开中国“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竞争这有可能吗？现在是在中国各级政府自己的产业、自家是“裁判员”的旗帜下，又有自己生死利益之内的中国烟草、盐业、邮政、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能在国家经济、商业活动上，从源头进入中国国家及WTO、国际市场的前提内，来实现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化”公平、公开吗？


D、关于“贸易环境公平化”

    “贸易环境公平化”，是中国原“计划经济”留下的历史老大难问题.诸如中国烟草、盐业、电力、邮政、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等“经济资源”性问题，祇准国家、国有来一统“政经垄断”、裁判员与运动员又根源就是本家，在这些超过十多个关系到“民生”的重要产业中，竟没有一家“民营”色彩的企业进入这些产业的源头，这能说是“贸易环境公平化”吗？贸易环境公平化，就必须打破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经垄断”。贸易环境公平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于中国国家加入WTO，从中国的法律源头来加以改变和突破。

    到2006年初，中国电信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各占一半、总数达到7亿多用户，然而在全中国境内竟没有一部电话不属于国有“政经垄断”公司放出的电话号码，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贸易环境公平化”的结果？再如中国金融银行业、中国烟业、中国盐业、中国电力、中国电信业、中国邮政等等财富爆发性产业，长期50多年的一统“政经垄断”，已经很难让其它经济成份来参与竞争、甚至很难让除“国有”经济成份之外的企业有生存下去的生态环境。中国目前没有一家以上产业的私营和个人的企业，来自源头“合法”经营以上产业，这是中国“贸易环境公平化”从源头的严重悖离和阻抗。中国的国有资本、一统“政经垄断”，让中国的“贸易环境公平化”之难，从起点到终点都难于上青天！


E、关于“金融参数合理化”

    中国“金融参数合理化”，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世界性”花招，也是“愚人节”上、愚弄自己、也愚弄世界的“合理化”笑话，是为了应和WTO的数据需要、也是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制造”工程。从对接国际社会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能祇靠“制造数字”来一蹴而就，而要从国家的经济资源、商业资源等源头的生态问题上——中国政府需要不断开放、不断剔除“政经垄断”“批权”上来加以改善和到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金融数字”，更不能用自己、代表官方意志的一句“金融数字合理化”，来掩盖中国金融业总体、广泛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所谓数据。2003年的中国审计，中国工商银行的“黑洞”，是中国“金融参数合理化”的又一经典写照。中国金融界以“金融参数合理化”的“次流”数据，掩盖了“主流”数字的必然漏洞和黑洞。

    中国银行业拉开了改革——股票上市的冲刺，但至今没有一家银行将上市的股票财富与中国公民分享；已经在香港上市的“中银国际”，依然演绎着中国银行业资本黑洞的陋习；6月1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银行，过去曾发生一系列资本漏洞。中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辽宁省与北京的中行分支机构、最近中行河南省某支行吴国防发生1亿元人民币的承兑汇票，并交纳了71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的监管漏洞。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的中国银行已发生涉案非法亏空资金达7.37亿美元之巨。

    中国金融银行业国有“四大银行”的“呆死账”数字，是中国“金融数字合理化”的天下第一大“黑洞”。据中国金融业界独具权威、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银行家》杂志、总第2期封面文章透露：1999年，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四大”银行的历史坏帐问题，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转移、剥离出14000亿人民币的历史陈年坏帐；但事隔不久，这“四家”国有银行又新增近10000亿人民币的坏帐。于是，占中国金融业超过90%以上业务的这“四大银行”，到底有多少呆死坏账，成了历史永远的不解之迷。到2001年末，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累计超过24000亿人民币（中国官方公布约合3000亿美元左右，国际研究机构人为中国坏帐总数有10000亿美元之巨）的坏帐、并且继续在滚动增加。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说：这些坏帐占“四大银行”总贷款的9%，而国际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估计是，中国国有“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5-30%之间.被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广泛接纳、认可的中国著名学者、夏斌教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现在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在2000年有一部《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论述中国“私募基金”达7000亿（这是该学者在2000年时的报告，而到2005年之后，有学者估计中国现今的“私募基金”总数将接近20000亿人民之巨）。而中国“金融数字合理化”怎么能遗漏这些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近10%以上的金融数字不报、也不统计、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出路？又怎能让这个国家、这些庞大的“民间资本”，长期成“不合法”的“黑金”、永远存在和不存在的、历史性的延续下去呢？


F、至关重要的“国民待遇”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9亿多农民、长期50年多以来一直被排除在中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劳动就业与失业等“国民待遇”的体系之外，不管是中国式“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中国式的“社会机制”，都需要中国社会、在国际环境下来统一认识，这都要求今后中国历届政府以前赴后继、持之以恒来加以完善和跟进，都必须拿出正确的决策和智慧去面对、并加以解决这种重大、依然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农村人口，在中国没有生与死的社会和医疗保障生态，没有最起码的“国民待遇”，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生存生态环境更是十分严峻，要建立中国总人口70%之外、覆盖整个中国社会10亿人口之上的社会保障体制，远非中国三届、四届政府、8年、20年所能够完成。不能成功组织起中国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有超过9亿人口（指“非农业户口”“非城镇人口”之外的那绝大多数的部分人口）——农民没有平等当然的“国民待遇”，中国社会就会长期就有一条巨大风险的悬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着陆、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最要害问题.谁能想到：从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制”到“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产平旧社会”，再到21世纪、中国的今天，却依然是连最基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拥有？中国“户口制”，将过去和将来、所有的中国人的“国民待遇”身份“一分为二”，埋下历史永远的难解之谜——中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和“非城镇人口”（中国辖内，省际之间用词不同，但所有结果就这两种，是以《户口本》为标题命名而区分的）要度过WTO“国民待遇”这一关，就必须要“合二为一”，还要废掉与国际社会根本无关的“户口制”。否则，这种“两元制”的“国民待遇”，不仅对中国公民无法公平、难以公正，到国际社会更是灾难！——这就是WTO组织与中国、根源上国民生态环境的重大缺失，也是作为一个法制国家最基准的国际游戏、国内规则的秩序。

    “国民待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与国际性的问题.加入WTO之后，所有会员、会员国之间最最基准的一个国际生态环境。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签有《WTO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WTO协定》等重要文件）《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C条、等等都专门条例了“国民待遇”的问题.（因WTO组织法定语文为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中文为非法定语言，“国民待遇”条目应以原英文“National  Treatment”为准——作者特别说明）。“National  Treatment”（国民待遇）非常清楚：即一个国家之内所有人口拥有同等一样的权利与地位。WTO阐释为：“每一个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参见《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那么，一旦中国度过了与WTO组织签定的保护期之后（最高为八年，但可以再申请，最终不能超过12年。此规则见WTO组织英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中国给予所有WTO成员的“国民待遇”，是以“农业人口”的、还是“非农业人口”的待遇呢？于是，中国国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公开公正、公平的解决方案，否则讲中国进入WTO的“国民待遇”，无疑于画饼充饥、自欺欺人。


G、“透明度”的核心是“经济数据”问题

    雄居中国第一爆发性财富产业——中国电信业，当然应该是“市场经济地位”和“经济参数合理化”体现的重要范畴。然而，靠中国20年前“计划经济”时期、一纸行政长官意志的“批权”的“月租费”，却在没有任何“国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一收就是20数年，比中国的《宪法》《刑法》《税法》更是坚不可摧，至今已经积累超过10000亿人民币的巨大天文数字，但国家数十年、国家邮电部、国家信息产业部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所有的“合理化”数据中，全中国长期、20数年都没有“月租费”的数字——这能是一个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所应该有的“数字合理化”吗？

    中国电话装机已经超过7亿用户（到2006年初），而电话“月租费”却长期在非法（指法律、经国家法定程序通过的条律）与貌似合法之间雷打不动的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收了20多年。20多年以来，这些累计超过上10000亿人民币的“月租费”，从来没有任何数字公诸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月租费”也没有任何监督与说明的运行机制，没有“市场经济”规则当然应该具备的“透明度”，这能算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吗？“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国家长期、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急功近利祇能使这种生态环境从源头得到有意或无意的历史性破坏。10000亿人民币，合1000多亿美元，而1000亿美元随随便便的都可以抵全球120多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一个国家的收入之总和。

    中国很古的时侯，有一则反应事物本质核心的哲理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一直20年以来都在寻求从源头加以根本改善，既然已经好到超过一些西方市场经济的“鼻祖”，那岂不该堂堂正正的在这“市场经济”之树上尽享丰收之果？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人们喜欢看“皇帝新装”的人间喜剧，可就祇有皇帝一人看到自己没穿衣服，却又不说，因为那些普天下、所有的人们都说“皇帝的新衣”非常美妙。谁还敢说皇帝没穿衣服呢，岂敢一人敌天下之人、岂敢冒天下之大不违？？中国，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能生长市场经济的常青树！


H、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的定位

    全球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如期公布，在全世界进入排名的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经济自由度”被排名在第100位（参见法新社2003年7月8日《世界2003经济自由度报告》同题电文）、也就是倒数第24位，2004、2005中国排序继续下滑，从而也真实的反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化”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真实应有的历史地位。

    香港，是连续数年以来被世界列为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之一。“经济自由度”，也是“市场经济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因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紊乱程序，原本就是“市场经济”而不存在“市场经济化”的问题，所以“经济自由度”，就成了衡量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的唯一标准。“世界2004经济自由度排名”，排名“经济自由”度最高的三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而与中国人口接近的印度共和国则排名“世界经济自由度”第73位，亚洲的日本国排名第26位，排名最后、第123位的是亚洲国家缅甸。这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既“市场经济化”这些关键“概念”指标的“商品交换、竞争自由、选择自由、旅行自由、对个人和财产保护”等这些重要数据和“市场经济”成份中，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化”原则距离上还十分遥远. 2005年末，发生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再次重蹈2003年冬SARS公共重大事件——“保密”的覆辙；中国“黑煤矿”依然无法遏制、继续演绎重复了数十年、远比恐怖更吓人、更多的“死人事件”；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村村官摆免事件与汕尾村民游行被开枪射杀，依然延续着57年前可以且“合法”、而现在却当然“非法”的历史反复重演的“民主与流血”的中国事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崭新每时每刻、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的“管涌时期”。

    “市场经济地位”是所有加入WTO国家的一个国际化命题，其最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包括政权、批权、政治资源等）与经济”要坚决各行其道。而中国各级政府管辖的中国烟草、盐业、邮政、电信、铁路、民航、金融、自来水等等，不是长期不能兼容其它经济成份，就是“两块牌子”一个门面完全“一家人”，或是政府职能的局长就是公司的法人总经理，或干脆部长、局长就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这种以邮政最为经典、既长期担任执法者、又是唯一经济利益获得者的当然代表，怎么能让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取得历史的重大进展、而得以“合法”成立？这种“开门”是贸易经营、金钱利益，而“关门”又是“裁判”的所谓“公正”一体化运行，加剧了中国“市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当然恶化。这种强行通过“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为了一时“利己”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极大扩大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程度，这于国于民、于国际社会都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是：中国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道路，那就不要挂羊头卖狗肉，不要自欺欺人、愚弄自己和国际社会，不要象2003年爆发的“非典”、2005年“哈尔滨水危机”爆发那样，“公共社会”需要真相，千万不能贻误战略战术和战机、祸害国家和整个世界。中国需要立法从源头来解决这个国家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公共社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从国家大局、国际环境下，从源头上加以解决中国各级政府“政经垄断”的“保密”——重大“公共社会”与国家体制的问题，才是从源头加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生态的环境问题，否则自欺欺人、画饼充饥，岂不误国害民害己？

    公共社会的信息资源祇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无疑比天灾人祸的恐怖更加可怕和恶耗！“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公共型”的社会，除了商业信息资源要相对对称之外，那么公共社会信息资源也当然要对称，否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当然会长期稳定、不被摇撼、倾斜和颠覆（有自然的和人为的）——长期象中国万里长江进行了几千年、每年一度的万里防洪——堵“管涌”那样永无止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