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与中国军队——再论军队国家化

（山东）吕耿松



“军魂教育”可以休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在4月2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深入学习贯沏党章，推进军队党的建设》的文章。这是今年以来第五位高级将领发表关于“军魂教育”的文章。自从江泽民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的军魂”的谬论以来，除胡锦涛不断重复外，一些没有主心骨的高级将领也鹦鹉学舌，不时鼓噪。但是，这样的主题实在无法写出好的文章，讲出一点能够令人口服心服的道理来。所以写了等于白写，讲了也等于白讲，不但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让官兵产生逆反心理。胡锦涛在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在老同志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提出了五个“为什么”，其中有“为什么政治学习效果甚微？”一问，以上就是很好的回答。李继耐的文章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一直把军队作为渗透策反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加以抵制。”军队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的必然趋势，也是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现代的军队不再是党争政争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城墻。现代民主政治是文明理性的政治，不再是野蛮血腥的政治。军队国家化，让军队不再用于内部权争，专门对外，这是自然而然的结论。用哲学语言说，这叫真理。毛泽东说，真理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一个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中共却要拼命反对它，还要“坚决加以抵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共政权的反动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令中国军队蒙受耻辱“天安门大进军”

    就是这个反动派，十七年前在首都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令历史上所有的暴君失色，令后人闻之胆颤，也令中国军队蒙受耻辱。

    1989年5月17日，正当天安门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全国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紧要关头，中国的大独裁者邓小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作出了派军队镇压的决策。邓小平及其追随者辩称，当时如果不派军队镇压，中国就要大乱，改革就要中断。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值一驳。大量证据表明，邓小平作出这样的决策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和中共官僚集团利益的考虑。邓小平的决定基于三个理由：一是5月16日，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时说出了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邓小平的重大秘密，把黑箱抛到了阳光下，这使邓小平十分尴尬。二是邓小平曾多次被打倒，但那都是党内斗争，还可以爬起来，但如这次被打倒，遭到的恐怕不是文革式的清算，而是土改式的清算。他多次对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邓颖超、彭真、王震、杨尚昆等“八老”说，“我们被逼到墻角了，再下去，我们要被管制了！”八老也深有同感，与邓小平一拍即合。三是5 月17日上午，邓小平把杨尚昆、薄一波和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叫到自己家里，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薄一波、杨尚昆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了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起的《五一七宣言》。宣言指出：“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的口号，矛头直指邓小平。这声音立即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使邓小平铁了心要镇压。

    1927年4月，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戒严，作为戒严总司令的白崇禧才出动了几个军的兵力。1989年的北京只有手无寸铁的学生、教师和市民，没有任何武装，充其量只有由几百个市民组成的一支“飞虎队”，而其主要任务只是在北京城区和天安门广场传递情报，向市民和学生通报戒严等信息。这个“飞虎队”刚一成立，李鹏立即批示给李锡铭、陈希同：“这个所谓的‘飞虎队’，是由一伙社会不法之徒组成的，必须采取坚决手段予以解散，否则，祸患无穷。”所以，邓小平及“八老”如果不是出于对自己将要面临失去权势的恐惧，根本不需要调军队“戒严”，而其调动的兵力、兵器，远远超过了当年白崇禧的部队。据张良的《天安门文件》一书披露的资料，“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动的军队有13个集团军（另有一说15个集团军）21个师3个旅，具体部署如下：驻扎在武汉的十五空降军的四十三旅、四十四旅，分别从开封、广水开进；驻扎在河南开封的二十集团军的五十八师、六十师，分别从许昌、登封开进；驻扎在河北承德的二十四集团军的七十师、坦克一师，分别从河北滦平、天津蓟县开进； 驻扎在山东莱阳的二十六集团军的一百三十七师，从胶县开进；驻扎在河北石家住的二十七集团军的七十九师、八十师、八十一师，分别从邢台、获鹿、邯郸开进； 驻扎在河北保定的三十八集团军的一百一十二师、一百一十三师、坦克第六师、炮兵旅，分别从保定、新城、满城等开进； 驻扎在辽宁营口的三十九集团军的一百一十五师、一百十六师，分别从盖县、新城开进；驻扎在辽宁锦州的四十集团军的一百一十八师、一百一十九师分别从义县、锦州开进；驻扎在河南新乡的五十四集团军的一百二十七师，从安阳开进；驻扎在山西太原的六十三集团军的一百八十八师，从山西忻州开进；驻扎在河北张家口的六十五集团军的一百九十三师，从宣化开进；驻扎在淄博的六十七集团军的一百九十九师，从邹平开进。特别要说明的是，邓小平这次出动了王牌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十五空降军。三十八集团军即原三十八军，1985年改编为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部驻保定，是护卫首都最近的野战部队之一。该军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是赫赫有名有李天佑上将。国共内战中，三十八军共歼国民党军14.3万余名。在1950年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中，军长是梁兴初，政委梁必业。该役中，三十八军重创美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给该军的嘉奖电中亲笔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因此三十八军又被称为“万岁军”。在中共军队中，一个军被冠以“万岁”是史无前例的，只有三十八军获此殊荣，“二梁”也因此一举成名。该军1985年改编为集团军后，属甲类重装集团军，编制为五个师（坦克师、机械化师、摩步师、步兵师、炮兵师），三旅（导弹旅、高炮旅、工兵旅）和直升机大队，以及防化团、工兵团、通讯团、电子对抗分队等保障部队，编员8.6万人，为全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是担任中央战略预备队的三个重点集团军之一。在这次戒严中，该军出动了29185人，1494辆汽车、213辆装甲车和33辆坦克。

    从军事部署上看，这次调集的兵力、兵器足以打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六﹒四”中投入的兵力可以与1938年国民党打台儿庄战役相比，但兵器要远远超过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时，国民党军队只有步兵，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火炮性能也很差。而在“六﹒四”中，共军有两个坦克师、两个空降旅、一个炮兵旅。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面对的是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3.5万人，而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军队面对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十几万手无寸铁的学生！五十年前，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痛歼民族敌人的主力兵团，中国军队是何等的荣耀！五十年后，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却以同样多的兵力在自己的首都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居民，中国军队又是何等的蒙羞！这一切的根源，皆因为中国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解放军名为国防军实为共产党的党卫军。

    在共产党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血腥屠杀”爱国学生的故事，但与“六﹒四”事件比起来，那点血腥简直是小巫比大巫。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被共产党教科书喧染为“北洋军阀派出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的“惨案”，中，北洋政府只抓了32名学生和市民，并没有一人死亡，而且人是在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后抓 的。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是”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时，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当场有47人被打死，200余人被打伤“。但据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慧女士回忆，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家里和人下棋。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激愤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里冲去。见群众来势凶猛，一个值班营长慌了手脚，脱口喊出：开枪！士兵奉命向人群射击，惨案就此发生。段知道这事后，情绪十分悲愤，一连几天来吃不下，睡不着。他让手下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逐一给以优恤抚慰。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素食，以示忏悔（石岩：《我从未听说的故事——记北洋军阀段祺瑞》）。尽管张女士的说法的似有袒护其外公之嫌，我们只能作参考，但段祺瑞即使象共产党说的那样残暴，”三﹒一八“惨案也只有死了47个人，只是”六﹒四“的一个零头。被共产党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口实的”一二﹒九运动“，只是”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还有被教科书称为”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事实只是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阎宝航、高集、浦熙修、叶笃义等”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6月23日从上海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了一些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的”国民党特务“的暴打，身受重伤，但没有死人。以上从共产党历史教科书撷取的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爱国学生和和平居民的事例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制造的”六﹒四“惨案是前无古人的，当然也是后无来者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1989年6月4日、5日我在游行队伍里，在杭州市湖滨一公园，看到学生散发从香港传来的复印资料，说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好几万人。从这两天的美国之音、英国B B C 听到的是天安门死了一万多人和几千人。中国官方媒体播出了李鹏亲信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发言，他们的说法都是这次事件死了300多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从来不讲真话。但这次假定它讲的是真话，那么也至少杀了300多人。杀死300多人和抓捕30多人相比，谁是血腥镇压？

    共产党颠倒是非，把派军队镇压说成是“平暴”，把无辜的学生和居民说成是“暴徒”。为了证明“暴徒”的残忍，共产党把三个死亡的解放军战士暴尸街头的镜头在电视上足足展览了好几个月，虽然它给了他们以“共和国卫士”的称号，但实际上是对他们尸体的肆意侮辱。特别是那个排长刘国庚，他被剖开的小腹和赤裸的下身几乎每天都被展出，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看了不知会是什么滋味？刘国庚的战友看了后又会是什么滋味？我当时观察到，和我一起接受“平暴”教育的一些女学生，在看到刘国庚裸露的下身的时侯，都不约而同地把头扭到身后——人家都是姑娘，你凭什么每天都叫她们看男人的下体？这无论是对刘国庚还是对女同胞，都是奇耻大辱。为了政治需要竟这样侮辱军人的遗体，对中国军队来说，更是一种奇耻大辱！据官方媒体报道，刘国庚是被一个叫孟多的劳改释放人员剖开肚子的。当时刘国庚己在混乱中被人打死，孟多为了“解恨”，用水果刀剖开刘的肚子，并挖出肠子。后来孟多被判处死刑。孟多是残忍的，但只是侮辱尸体，罪不至死，更不能把孟多的罪栽到要求民主的学生身上。刘国庚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应该恨共产党，恨这个专制独裁的制度。


军队国家化是避免内战的良方

    1989年6月2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决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在会上，邓小平说了这么一段话：“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西？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直接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份军队，那一派抓一部份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邓小平是以共产党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当前的问题的，这套思维方式的基本点就是军队的政治化和私人化（党化）。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军队一天不实行国家化，就一天存在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共产党是军队国家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存在着内战和分裂的危险。但是，在实行了军队国家化的国家，这样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实现军队国家化，除了外部的影响和推动外，军队自身的觉悟是个关键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外国的例子。中波两国历史都铭记着1989年6月4日。在中国是因为这一天中共的子弹敉平了民主运动，在波兰是因为这一天是波共和反对派协议的选举日，压倒多数的选票把波共赶下了台。在1989年6月4日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候选人获压倒性胜利，囊括国会下院所有由选举决定的席位，和上院100个待选席位中的99个。尽管反对派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协议要求反对派与波共分享政权，团结工会的大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波共在波兰的统治（《美国劳工支援波兰团结工会往事回忆》）。波兰变革和平完成，米奇尼克曾公开称赞雅鲁泽尔斯基的勇气。1981年12月，波兰的实际统治者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下令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并把团结工会作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但在1988年和1989年终于同反对派进行的对话，举行圆桌会议。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一转变，得益于他对“国家利益高于党派”的认识，也依赖于波兰军队“军队忠于国家”的理念。戒严时期，波兰有两本地下出版物，一本叫《尊严》，面对警察，供稿者有官方的民警。另一本叫《堡垒》，面向军队读者，稿件主要由3位中校军官撰写。这两本杂志对波兰的军警国家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罗马尼亚的民主化过程中，军队直接参与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统治。1989年12月13日、17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反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当局先后出动警察和消防队，用高压水龙头 驱赶群众，后来又出动直升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导致147人死亡，335人受伤，25人失踪。齐奥塞斯库自信控制住局势后，于12月18日启程赴伊朗访问。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市再次爆发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并爆发总罢工。驻蒂市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12月20日，齐奥塞斯库中断对伊朗的访问，匆匆回国。然而，抗议蔓延到全国，首都布加勒斯特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2月22日，军方表态：不再向人民开枪。与此同时，反对派成立“救国阵线”，宣布接管罗政府一切权力。同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逃亡途中被群众认出，旋即被捕。25日，齐氏夫妇被解押至一座简陋军营。经“特别军事法庭”数小时审判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此，罗共政权彻底覆灭，但罗马尼亚并没有象邓小平所说的“这一派抓一部份军队，那一派抓一部份军队”，引起全国大乱。罗马尼亚军队的表现，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

    苏联军队的觉醒。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军队进入莫斯科，克格勃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分队被派去逮捕叶利钦，除组长一人外，其他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苏军坦克包围了当时代表着苏联民主力量的中枢俄罗斯议会大厦时，叶利钦挺身而出，跳上诺曼师的坦克，振臂一呼，坦克便调转炮塔，轰毁了苏联共产党苦心经营了七十余年的专制王朝，共产党缔造培植的红军，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个时侯它显然不是“党”的军队，而是国家的军队。

    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方式：这种方式较为温和，军队在接到共产党专制当局的镇压民主力量的命令时，完全不与理睬，军队独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外，不干预国家政治。这是一支成熟了的国家军队的表现，军队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外，不参与国家内部的政治事务。这是在民主化条件成熟了的国家的一种方式，能够使国家从共产专制制度平滑自然地过度到民主制度。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

    “二次天鹅绒革命”。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是指前述中东欧、蒙古等共产党国家转向民主的形式，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对抗以及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更替。二次天鹅绒革命往往是经过一场不彻底的天鹅绒革命后，政权仍然留在前共产党等专制统治者手里，没有转到民主反对派手里的国家，而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些国家（主要是独联体国家）一次革命主要完成制度转变，二次革命才完成政权的彻底转移。二次天鹅绒革命也叫颜色革命。按中国官方媒体的描述，二次天鹅绒革命的模式如下：第一步，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第二步，建立政治组织：先是不那么定型的非正式组织，进一步是成立反对党。第三步，物色有影响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物，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以便把力图推翻现政权的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由他带领群众向现政权发起进攻，组织以他为首的新政权。第四步，利用某个突发事件，或者利用选举机会，组织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占领广场、冲击政府机关等等“街头政治”活动，迫使政府交权。在革命中，支持反对派的示威民众为争取军警的同情而纷纷把鲜花插在防暴警察或军队的盾牌上，而军警则宣布尊重人民的意愿。

    菲律宾、印尼式的亚洲革命。菲律宾军队在民主力量跟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公开站在民主力量一边反对专制政权，强迫独裁者交权。印度尼西亚军队在民主革命中一直保持中立，使得苏哈托在没有军队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交权。两国交权的过程是和平的，马科斯、苏哈托等独裁者都没有受到象齐奥塞斯库那样的清算。

    我们回顾了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民主发展的历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宪政的实现代价越来越低，以往人们通常看到的政治动荡甚至内战的危险越来越小了。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宪政理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容置疑的共识，其中包括大部分军人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军队国家化也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全世界军人的共识。


血腥中看到的希望

    1989年5月24日上午，根据邓小平的授意，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出席会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各大军区、各兵种、国防大学的政委、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开会的目的，就是通报赵紫阳的问题，统一部队高级将领的认识，以防军队高层产生思想分歧。会议由洪学智主持，杨尚昆讲话。杨说“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问题呢？”这说明军队上层对军以下的军官还是不放心的。

    杨尚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5月18日中央军委向各戒严部队发布进京命令的当天晚上，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向杨尚昆紧急报告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进京戒严的命令。杨尚昆非常震惊，对周衣冰说：“你得马上亲自去一趟。一定要做徐勤先的工作。告诉他，想得通想不通是一回事，执行命令又是一回事。”第二天上午，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徐海东大将有个儿子，叫徐勤先，他是三十八军的军长。昨天接到军委命令后，他表示执行不了。北京军区周衣冰他们刚刚把事情处理好了。”邓小平严肃地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例外。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军纪一定要严，军心一定要齐”（见《天安门文件》，经查，徐勤先不是徐海东的儿子）。周衣冰是怎样把事件处理好的呢？据刘亚洲在《成空报告》中说，周衣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衣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按照刘亚洲这个说法，徐勤先拒绝执行命令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军委的命令没有赵紫阳签字，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两个儿子在天安门广场。由此看来，徐勤先拒绝执行命令很可能是受了他儿子的影响。也就是说，象徐将军这样的军人眼里，民主的理念已超过了独裁者的命令。刘亚洲还讲到 了另一个情况。二十八集团军6月4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时，被群众在木樨地拦住。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政委还来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叫空军司令员王海派直升机向他们喊：“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从这段充满诗意的对话看，何燕然和他的搭挡虽然没有象徐勤先那样断然拒命，但他们对天安门的爱国学生不仅同情，而且还很敬佩。据三十九集团军一百一十六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回忆，他当年随其部队参加了戒严。6月3日下午，他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六月四日到达天安门广场。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他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有消息说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许师长听到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上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一百一十六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的呼叫）。许峰后来因婉拒戒严令而被迫转业。三十九集团军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

    从以上三个集团军的情况看，军以下干部对镇压学生和居民确实是有看法的，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打折扣的。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戒严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组成）“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的严令下，各集团军还是进了北京，其中三十八集团军仍打了头阵（周衣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撤了徐勤先的职，任命副军长张美远为代军长，同政委王福义率军前往北京）。至于那位敢于公开抗命的徐勤先，先软禁，后判刑。有人说他坐了五年牢，出来后生病死了；有人说他被江泽民秘密杀害了，一起被杀害的还有只身阻挡坦克的勇士王维林；也有人说徐将军还活着。他被军事法庭判刑八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他在受审期间拒绝承认错误，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良知表现。

    共产党的专制主义需要大量无知盲从的人作为工具，这是它统治的基础，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军以上的高级将领基本上属于这类有工具思想的人。还有一批退役将军，对目前的军队腐败和政府腐败几乎是恨之入骨，言谈比起海内外异议人士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对军队国家化似乎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在共产党政权内有着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命运与共产党及其专制政权的命运紧密连系在一起，所以还希望军队保卫共产党 .据报89年有一百多名老将军反对镇压，张爱萍至死都不见邓小平一面。不过，他们反对屠杀并不等于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是，这些人大部分已相继故去，剩下的不多几个也已老态龙钟，对军队已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而目前在军队中实际掌握部队的集团军及师团级军官，还包括各大军区，解放军三总部的大部分军官，都相对较年轻，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思想，随着老军头们的势力不可抗拒地完全从军队中退出，今后主导军队的将是这些年轻而具有民主意识的军官。李继耐们尽管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那已是远去的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