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春秋》洗尘——刘晓波《孔子编史与中国避讳传统》批判

（广西）东海一枭


    两千多年来，孔子和儒典蒙上了厚厚尘垢。由于君主专制愈往后愈严厉，孔学存在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参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中，在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中，一些优良品格或因异端的玷污而迷失，或受权力的强暴而蒙污。特别是十年文革，是中华民族、亦是中华文化的空前浩劫，至今仍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无意中接过中共制造的污水，往孔子身上猛泼！

    拜读刘晓波《孔子编史与中国避讳传统》（发于2006年10月号《北京之春》，下简称刘文）一文，发现不少对孔子和《春秋》的误读错解，谨择要指出数处与刘晓波商榷。


一《春秋》非史

    刘文以《春秋》为史，以信史的标准来衡量、要求和批判《春秋》，从标题开始就错了。

    《春秋》非史，而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之书。公羊学“张三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春秋》以孔子诞生为基点，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十二世分为孔子所传闻世，孔子所闻世、孔子所见世，以孔子传闻世为据乱世，以孔子所闻世为升平世，以孔子所见世为太平世，以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为人类历史之缩影。

    其实，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所传闻世固然为据乱世，孔子所闻世和所见世更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距孔子愈近而世愈乱，哪有什么升平太平可言？但孔子鲁十二世的历史来表达自已王心所加之义，故“世愈乱而文愈治，春秋笔法愈谨严，礼法愈完备”。

    孔子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孔子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却在《春秋》中借用史笔的褒贬、体现天子的赏罚，故自称“窃取”，可见孔子自己明明白白地承认，他作《春秋》是别有用心和目的的。故传曰：“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为小康，大同太平之说乃托古而言，并非“实录”。春秋义法中的大同太平，之是孔子的政治向往和文化理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说的是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贬退讨）。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本来，天子才有“制法”的资格和权力，孔子作为一介布衣这样做，从理想层面言则是尽自己文化和历史的责任，是大功，从现实角度看是越俎代庖大大的僭越，是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其辞则丘有罪焉耳”（《公羊传》）。

    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司马公明明白白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康有为曰：“《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孔子改制考》）“据乱世”必须讨大夫以确立绝对王权，“升平世”必须退诸侯，建立王权一统，“太平世”则贬天子，建立大同世界。

    《春秋》非史，证据确凿。当然也有大儒而“小看”《春秋》仅视之为史料的，如王安石称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称之为“流水账簿”，却拿不出过硬的理由来，门外之谈，学界支流而已。


二、刘文混乱矛盾

    史（史料，历史书）重史实，经（哲学、政治）重义理。在对待《春秋》的态度上，汉初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今古文”之争。古文家仅以史学家教育家目孔子，贬《春秋》为史，今文家认为孔子更是政治家哲学家，褒《春秋》为孔子“行天子是事”、为万世立法的外王经典（关于政治、社会的学说）。

    刘文所引清代著名今文学家皮锡瑞之言曰：“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所以皮氏断言：“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可见皮氏不仅区分了经史的不同，而且也指出了《春秋》是经非史。

    刘文所引熊十力先生在《读经示要》中说：“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认为《大易》和《春秋》皆为经而非史。熊先生对《春秋》十分推崇，如果知道刘晓波引用他的话却把《春秋》贬作孔子所编之普通史料，并且与中国避讳传统连在一起予以痛批，祇怕那一大把白胡子要气得翘到与眉毛一样高！

    刘文引用了今文学家家董仲舒司马迁皮锡瑞、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以及庄子孟子等对《春秋》的评议，承认《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承认《春秋》在历史上更多是被当作“治国之经”，后儒们的主流看法也倾向于《春秋》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借史传道”。

    莫名其妙的是，刘文又引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说明《春秋》为史。但刘晓波与章氏之后不少学者一样，把“六经皆史”的“史”理解为史料或历史书，以致误会叠出。钱穆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可见此处的“史”有“史料”含义，但比单纯的史料、史书含义广泛得多，是把四书五经及古人一切著作，不论经史文哲诗词都视为史或源出于史的。

    章氏虽有“六经皆史”说，其实并不是把《春秋》当作纯粹的史料、史书，依然认为《春秋》乃“借史传道。”章氏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于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氏在《文史通义》中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刘文引章学诚在《史德》也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所首创。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说法的许多学者，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顾炎武、袁枚。古代史与经不分。故《尚书》，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易》，为卜筮之史；《诗》，叙列国得失之迹；《礼乐》，史之制度。故曰“《六经》皆史也”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古时一切著述皆为王官之学，也就是政典，故皆是史；子集诸家，皆出于王官之学，皆为史之流裔，故亦可视为史。说见高寿仙《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刘文一边引用古今大儒力证《春秋》为经的言论，一边又引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说明《春秋》为史，并以史的标准来衡量批判《春秋》。不知何以如此自我矛盾、褒贬不一？


三、春秋义理

    孔子是依据王道义理而不是按照个人的主观好恶来修《春秋》的。所谓借史传道托事明义，乃是借用历史的框架和部分史实阐明儒家王道义理，为新王朝立法，以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就像继西周再开一个新东周王国一样。“借史传道”传的是外王之大道，而不是“伸张他的三纲五常”和“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蒋庆认为：“《春秋》之书法中有借事明义与托事明义者：借事明义，本有其事，借此实事以明义；托事明义，本无其事，假托有其事而明义。”（《公羊传引论》）。关于历代学者对《春秋》的评议，刘文引用无误，理解多错。

    《春秋》借史传道托事明义，具体所传详细所“明”的有哪些“道义”呢？司马迁董仲舒都说过《春秋》“文成数万，其旨三千”，但流传下来的《春秋》仅一万六千字，“其旨三千”无从觅起。但公羊家总结《春秋》之旨（所谓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仍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并且论定孔子为素王、圣王、先王、后王、制法之王等，论定《春秋》“作新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犋。”这句赞词颇受嘲笑，认为乱臣贼子之怕武力，哪怕《春秋》褒贬？哪在乎青史流芳还是流恶？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这样理解不错，太浅。这里的乱臣贼子，包括不行“仁政”不守“王道”的大夫诸侯天子在内，都是贬退讨的对象，而《春秋》代表了先进文化和力量，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理、历史正义和天地正道。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像老枭说“刘晓波宣传自由主义而中共惧”意思差不多。

    何邵公谓《春秋》“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这也难怪。类似天子一爵说（意为天子非“天之子”，而是像公候伯子男一样，虽尊贵，亦爵位而已）等“微言”，在秦以后神化帝王的君主专制时代，当然是非常异议可怪的。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综上所述，《春秋》绝非单纯史书，其编创目的更不是“为了伸张他的三纲五常”。

    说孔子编创《春秋》是“为了伸张他的三纲五常”云云，是刘文强加给孔子的，把春秋之旨大大地狭隘浅陋化了。三纲五常是汉朝才提出来的。仁义礼智信五德确为原儒所有，“三纲”则属于法家思想，徐复观认为“迄于东汉初年，一部分对专制政治取妥协态度的儒生有取于《韩非子-忠孝篇》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是法家思想，挟专制之威，篡夺了儒家的人伦思想，乃儒家人伦思想的一大变化，实亦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三纲之说是董仲舒对法家的汲取和改造，法家思想本质已异，因为董仲舒的三纲是与五常结合在一起，要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去规范和“维护”的。因此，三纲虽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用现代眼光看固然极为反动的，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家天下的历史阶段，在等级社会或曰阶级社会，以五常为核心的三纲属于“善的等级制”，无疑是一种次优选择。


四、关于“三讳”

    《公羊传-闵公元年》条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人从中引申出避讳史学并将之制度化生活化，使“三项基本原则”在历史编纂中，在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避讳学”不断发扬光大，有什么君讳、圣讳、宪讳、家讳、师讳、俗讳等，其影响之恶劣是无可讳言的。

    但源远流长而臭名昭著的“政治避讳学”的主要责任不应由孔子来承担。《春秋》岂止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且“世愈乱而文愈治”，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孔子非史官，没有权力和资格修史，孔子更没把《春秋》当史书来修。“三讳”仅是公羊家总结出来的《春秋》书法，之适用于《春秋》一经，是为春秋义理“服务”的。

    云尘子认为，根据《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来看：“为尊者讳”是因为“为闵公讳，受贼人也。”“为亲者讳”是因为“为季子亲亲而受之，故讳也。”“为贤者讳”是因为“以季子有遏牙不杀庆父之贤，故为讳之。”孔子在《春秋》中所“讳”的，都是不应该肯定，更不应该提倡的丑事、恶事，孔子为之“讳”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正道，用正道来引导天下，另一方面是“贬天子，退诸侯，讥世卿”，名为“讳”之，实为“彰”之，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事是“见不得人”的。

    我认为“名为讳之，实为彰之”的结论属实。因为孔子虽修《春秋》，但他不可能毁去鲁国、其它各国及周王朝的史书，更无法逆料秦始皇的焚书浩劫。他一定以为，后人之要把鲁史及有关史料与他所修《春秋》对照一下，自然就明白《春秋》的微言大义、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了。蒋庆说：春秋时各国《史记》俱在，史实人人知晓。孔子借鲁史以明义，鲁史实亦人人知晓。正因春秋史实人人知晓，孔子所修之《春秋》乃得寓褒贬进退及讳之义（《公羊学引论》），极是。把“三讳”引申到其它领域，成为史学的原则和政治的原则，绝非孔子本意。

    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孔子还曾盛赞晋国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由义也夫，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如果是无关大局的“攘羊”小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如果像叔向弟弟叔鱼那样激起朝廷动乱，威胁到社稷稳定，触犯了礼制的上限，孔子则赞赏“不隐于亲”，认同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付诸刑律。

    作《春秋》则“三讳”，对史鱼则赞“直”，可见《春秋》宜讳，史官宜直，各有侧重，各有标准。还有，“攘羊”则父子互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实质亦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对此已另有枭文介绍，不赘），大罪则“不隐于亲”，这些方面都体现了孔子的中庸智慧、经权思想和实事求是因事制宜的精神。


五、“很有点不找调”

    根本上错了，刘文对孔子、《春秋》和儒学的各项批判就站不住脚了。像刘文开头这段话，就“很有点不找调”。

    刘文曰：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儒者对孔子的膜拜，很有点不找调，特别是类似“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儒术作为统治工具之能说而不能用，之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之向违反者宣讲儒家之礼，而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儒不仅是术，更是道，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人生论政治论价值观。把儒学称为儒术，是一种狭化和贬低。同时，儒学不仅是道德说教，而且是关于政治制度的学说。“儒家之礼”是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的总称，包括“刑法”在内，之不过儒家反对“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儒家自有“法”，法家源于儒，具体说，源于外王之学。荀子重外王，其后学取消内圣之取外王，便成法家了。（说法家之要外王，是形容而已，彻底取消了内圣的外王，与“王”字已失之千里，与仁字更是势同水火，之能是霸道。法家虽受过原儒影响，却根本上违背了仁义道德，违背了孔子的核心思想，另成一派了。）

    《春秋》正是外王经典，是儒家关于政治、制度的学说和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汉朝文物典章制度乃董仲舒等公羊学大儒根据《春秋》义理设计。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并多为后世王朝所袭用。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同样是从汉朝开始完善，汉朝建立的文官制度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先进性。

    “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可以简化为一个仁字治天下。《论语》乃至整个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仁是儒家的大德大道大原则。我曾提出当代儒者的“三本”主义：民本（民主），是就社会制度而言，人本，是就人神关系而言，仁本，是就人之道德而言。仁本、民本（民主）、人本，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执之德所信之道，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一切言行之“本”。三本之间密切相关，互有交叉，最终归结为以仁为核心，民主和人本也不外乎是仁的表现和扩展。所以，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就像现代知识分子说民主宪政治天下一样，并非胡说八道而是正说正道。


六、尾声

    刘文中“很有点不找调”的地方还有不少，如对于汉代“春秋决狱”的批判，是以现代法治的标准苛求古人了。汉儒独尊《春秋》，“以经术缘饰吏事”，把《春秋》当作法上之法，相当于现代的宪法。所谓“以经义决狱”，“春秋决狱”，就是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无明文规定，就以儒家经义和《春秋》义理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固然难免“擅断”之弊，但由于儒家义理以仁为核心，促使儒者官吏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本直者其论轻”而从轻发落。"以经术缘饰吏事"，体现了汉儒以儒家经典来转化秦制遗留下来的法家政治严酷的努力。

    又如把中国学问沦落为由“注、疏、释义”所构成的脚注之学归罪于所谓的“独尊儒术的官方意识形态确立”，对“独尊儒术”，汉律“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的看法等，我都有不同意见，恕不一一。儒家蒙尘已久蒙垢太厚，此文仅将刘文无意洒在《春秋》和孔子身上的几点灰尘简单擦洗一下。

    晓波君八九之后一直不屈不挠坚持在国内抗争，其大人格素为我所尊重，奈我们民主追求相同而文化立场大异。老枭大半辈子浸淫中华文化之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见晓波君对我之所爱误解多多出言不逊，忍不住声辩一二，若有不恭，叨在同道，请敬海涵。当然，刘文中不少观点我无异议，如对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到明清的文字狱，尤其是中共任意编造历史及其文字狱传统的批判，深合我意。

    （2006-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