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死亡——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有感

（北京）张博树


    有血性的中国人读费希特的书，一定会感到亲切。为什么？因为我们和200年前的费希特心灵相通，面临着相似的生存语境，担负着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记得将近20年前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经济行为与人》时，就曾引用过费希特的话：“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最终目的。”青年费希特的慷慨激昂曾经激励了同样年轻的一代中国人为自己的理想去工作，去奋斗。

    但今天我们再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却多了一重惆怅，一份感慨，几度沉思。

    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权力和金钱的结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存在。在这个存在面前，良知正在贬值，物欲极度膨胀，一些原本血气方刚、满怀改革志向的知识分子现在却热衷于讨好权势，或在威权主义胡萝卜加大棒的淫威下满足于蝇营狗苟的生活，“使命”之类则似乎早就抛到了九天云外。

    于是，从社会演进的大尺度看，我们面临着一种奇特的矛盾：一方面，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史正以其深刻、恢弘的历史内容，磅礴、蜿蜒的历史走势，召唤着真正富有使命感的科学总结和研究，同时它也赋予了这一代人从事这种研究的条件和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和“可能”，不仅指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拥有我们的上一代似乎缺乏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下一代肯定缺乏的生存体验，而且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已经发育成熟，乃至走向危机）；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却在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自己应该担负的时代责任。他们宁愿做衙门的腐儒、官府的刀笔吏而不愿做彪炳青史的思想巨人。

    这是就理论层面而言。从实践层面看，我们也面临着一种矛盾和尴尬：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长期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整个改革的瓶颈。激活中国政治的一潭死水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要求知识分子以社会良知和公民代言人的身份去行动。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表现并不理想。虽然我们中间有为农民讲话的李昌平，有为太石村而奔波的艾晓明，有不断发出独立声音的余杰、王怡和刘晓波，但总的讲，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我们既缺乏正义的勇气，更少有思想的力量。在社会转型的大场景中，我们还没有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甚至，面对种种社会痼疾，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表现了不应有的麻木；在权力面前，我们又显得过于怯懦。“麻木”加上“怯懦”，已经接近精神上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精神死亡，而是一个群体的精神死亡，且这个群体本来是应该为精神而存在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以如此？何以至此？

    如果我们可以断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群体缺席是一个大体上能够成立的现实，那么党专制所拥有的制度力量无疑是造成威权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精神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权力运作角度看，促成知识分子精神死亡，有两件最得力的工具：一是“收买”，这是今日当权者与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的不同之处，也是“后极权”时代实施党治控制的拿手好活儿。想买房子么？想购车子么？想送自己的子女出国么？那就老老实实给政府干活，作国家的“课题”，祇要你乐意，有的是“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之类等着你去挣课题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就不用说了，政府舍得在这类“课题”上花大钱。别的“学问”也都可以作，你尽可心安理得地当你的“专家”、“博导”，在青年人面前为人师，在新闻媒体里“聊天”、“作客”，祇是要在心里记住：有一块领地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党的领导和权威。既然凡夫俗子还是大多数，党的这一招就足可以令教授专家们乖乖就范了。如果还有不识时务者给党找麻烦，那么政府还有另一招，那就是“封杀”——不让社会听到你的声音，使你的社会存在成为零。今年8月份发生的《改造与建设》网站被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在这个网站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理性的、温和的，还有很“左”的观点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但如果当权者认为这个网站的存在威胁到党的“一统”，照样封杀没商量。

    “收买”和“封杀”，一正一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扼杀知识人对社会的道义责任！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群体死亡，已经发生过一次，那是1957年和后来的文革。中经80年代的精神复活后，我们现在又在经历一轮可怕的生死轮回。而且，如果说，上一次死亡是在权力威逼下的死亡，那么这一次则是权力威逼和金钱腐蚀双重打击下的死亡。

    难道我们就真的死定了么？我们是否还有复活的希望？

    我相信，从发展的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死亡祇是暂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复活的希望仍然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讲：“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他还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在这篇演讲的结尾，费希特特别强调：“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我也很明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而我想同时以一种大丈夫的道德学说向他们的灵魂深处灌输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直到将来也能使他们防止这种麻木不仁。”

    我们也需要重申这种大丈夫气概，用公共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战胜我们灵魂深处的龌龊与萎靡。

    但是，仅此还不够。

    既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那么改变这种结构、解构党专制造成的公共良知的集体缺席，就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人精神再生的重要切入点乃至基本条件。必须看到，知识分子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复活，既是党专制解构的结果，又是其前提。这种条件和结果的双向关系决定了解构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要学会作“韧的战斗”，既是对专制者，也是对我们自身，对我们自己的灵魂。

    这篇短文是谈论“死亡”的，但我愿以“新生”来结束这篇文字。

    （200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