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制拷问着自由

（北京）杜  光


    最近网上又揭露出一起学术丑闻。据曾为北京大学教师、现是自由撰稿人的王天成在《“博导”还是“博盗”》一文里揭露，在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和他的研究生戴激涛合着的《共和主义宪政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书中，有36处抄袭了他的《论共和国》，每处抄袭文字少则二三十字，多者二三百字。接着，北大教授贺卫方也在网上发文，指出《解读》不仅抄袭了王天成的文章，而且还剽窃了其他学者的作品。

    在阅读有关文章的时候，我曾经产生了几个疑问：第一，在当前出版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十分困难的状况下，这样一本有着大量抄袭的著作，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被列为“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难道周叶中的一系列学术头衔和曾经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讲课的光环，就那么容易使出版者头晕目眩，以至丧失了判断学术著作优劣的基本能力？把这样的书列为“经典”，就不怕砸了人民出版社的牌子吗？在出版界，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二，一个研究生就读两三年，在导师的指导下，要阅读许多专业书籍，收集大量有关材料，最后集中表现在他的学位论文上。论文是他学习成绩的结晶，也是他学术功力的体现。《解读》是在戴激涛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由《解读》的惊人抄袭现象，可以推断戴的论文内容也有很多是抄袭得来的。学了两三年，最后却不得不依赖抄袭才完成自己的论文。那么，戴激涛这两三年学了多少，周叶中指导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教育界，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周叶中在法学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望，三年前为政治局常委讲课，更为他带来荣誉。他为什么这么不珍惜使他得以搏击长空的羽毛？他是怎样获得飞黄腾达的机缘的？靠的是真才实学，还是学术以外的功夫？在学术界，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个丑闻里，引发我进一步思考的，还有两个细节：一、据《中国青年报》引用周叶中的解释，《解读》里引述王天成的文章之处，都已在注释里注明，但被出版社删掉了。因为王天成由于“自由化”的罪名坐过5年牢（1992—1997），根据有关出版纪律，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二、贺卫方进一步揭露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已经决定发表，但临付印前却接到权威部门的通知，不得不撤稿改版。

    这两个细节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文化专制主义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

    第一个细节所反映的是出版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近几年来，文化专制主义在出版界愈演愈烈，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如已经正式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不是正式出版的《怀念李慎之》、《胡绩伟自选集》，香港出版的《怀念耀邦》、《李锐近作》、《新发现的毛泽东》等等，都被作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扫黄打非”的对象，予以查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问题划为禁区，不许研究这些历史事件的文章书籍发表出版，而且还列出黑名单，明令某些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或出版。在我们面对的这宗丑闻里，王天成的名字连《解读》的注释里都不能出现，可见这个“出版纪律”是多么严格。最为可笑的是，他们用以“打非”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这些作家或作品“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个比上世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为模糊、更容易随心所欲地加之于人的“紧箍咒”，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稍有文化知识和党性修养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知道，他们所争取的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是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取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社会，他们更不应该忘记《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是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应该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至少是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准备条件，自由化无非就是争取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它不但不属于资产阶级，而且应当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马克思也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孟德撕鸠提出“自由是指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马克思也认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等等），但又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他在为法国工人党起草的党纲里提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里的“占有生产资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那种虚无缥缈的占有，而是指切实地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马克思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列为自由的首要条件，使争取每个人的自由，同争取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争取无产阶级有产化联系起来；而劳动者的有产化，又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又把争取自由同大力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同一切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劳动者有产化。这也就是已故黑龙江大学校长熊映梧教授提倡的“公民产权本位”——每个公民都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权。祇有每个人都有了产权，才能谈得上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所在，也是共产主义的真谛所在。但是，发展生产和争取自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我们不能坐待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才去每个争取人的自由和解放，我们的历史责任，是在努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争取实现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平等化。发展生产和争取政治民主化、社会平等化的过程，都是争取自由的过程，也是自由化的过程。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应该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宣传自由化，弘扬自由化，现在竟然把自由化加上“资产阶级”的头衔加以反对、压制，无中生有地拷问自由姓“资”还是姓“社”；无理地断定哪些人有言论出版自由，哪些人不能有言论出版自由，哪些问题上可以允许新闻自由，哪些问题上不许新闻自由。这样的文化政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繁衍成为数以百计的不同学派，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有着空前丰富的新进展。祇有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不同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自由的讨论中相互辩驳，相互补充，才能发现真理，理解真理，掌握真理。在探讨真理的大潮里，无论是谁，不论他的出身成分、历史背景如何，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可是，目前推行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压制自由，拷问自由，同时又像对待罪犯一样拘禁真理，迫使真理为专制制度服务。这样不仅不能发现真理，反而会使真理异化（马克思主义异化成为斯大林主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这桩丑闻的另一个细节所反映的，是新闻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如果说，出版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主要表现为压制自由、拷问自由的话，那么，新闻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掩盖真相、抹杀真相。为了堵塞人民的耳目，有关当局这几年不知道发布了多少道禁令，不许报道这个，不许报道那个。稍有越轨的报刊媒体，不是遭到训诫，勒令整顿，就是撤消负责人职务；更有甚者则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程益中，就因为报纸率先报道了“非典”和孙志刚事件而被判刑。去年12月底，《新京报》总编杨斌被撤职，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被停职，经过三百多职工罢工抗议，才改为杨斌调离，孙李复职。几乎与此同时，又传来《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夏逸陶被撤职的消息。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去年全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党中央也召开纪念会，有关当局却明令报刊不得发表纪念文章。发过文章的刊物，《炎黄春秋》受到警告，《百年潮》领导班子被撤换，《社会观察》被迫停刊。这些事实，充分显露出文化专制主义的暴虐的淫威和脆弱的神经。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文化专制主义的阴影，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啊？

    （2006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