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特务汪建辉 ——为小说《中国地图》所作的序言

（四川）廖亦武


    不知不觉，认识老汪已十几年了。

    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民运战士刘贤斌来到我家，几口茶水下肚，就说要给我引见一位作家。于是五六个不速之客一块去找老汪混饭。当时老汪家在五楼，才10来平方米，却养了两个人两条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桥，睡觉得搭梯子上顶，而日常的精神活动却在床下，比如写作、打电话、发呆等等。286的老电脑在床底深处，加上老汪总是深夜下班，还要猫着手脚，钻入床底，过一番秘密写作的瘾，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台湾特务在嘀嘀嗒嗒发报——可巧了，他这次要出版的小说，主角也是个特务。

    当然，老汪写的是老牌特务，几乎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潜伏下来，等待着指令，伺机颠覆这个国家。可时光如水，时代更替，敌对双方的工作中心都转移了若干回——他被遗忘或抛弃了——于是他祇能去公安机关自首，以唤醒并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个故事在我们周围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时，隔壁监房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特务，也是潜伏多年，好不容易等来了海外“恢复组织活动，发展成员，并搜集政治和经济信息”的指令，可刚一露头，即被一网打尽。此老特务的代号“飞鹰”，上校军衔，手下成员两位，一是自己的情妇，一是自己在工厂的徒弟；搜集的所谓“情报”，不过是公开流通的报刊摘录。

    “飞鹰”在狱中很和善，很认命，似乎寻着了归宿。我琢磨他落网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隐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务的手艺已经生疏；或因世道变化太快，没跟上潮流。

    “飞鹰”是否比老汪书中的特务更幸运些？如果他没死在狱中，出狱后又去找谁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四舅是国民党的战犯，坐牢20几年，1999年去世之前，也曾有过从海峡偷渡去台湾，向彼岛国防部讨个说法的冲动。

    而更远的佐证是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叫《一枝驳壳枪》，讲的是一个老地主在临死前，把儿子唤到床前，瞪着眼，指着某一处地下就断了气。待儿子按其遗命挖地三尺，终于起出了一个匣子，里面有一本土改时留下的变天帐和一只闪亮的驳壳枪！照老汪书中提供的解读方式，这个老地主也是标准的“潜伏特务”，可那祇在地下埋了许多年的枪不生锈吗？还有“打响”的可能性吗？

    回头说老汪，他原籍安徽，本来书读得好好的，却卷入了89学运，并因此坐牢1年多。出狱无处谋生计，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据说还卖过鱼。终于因在版式设计方面有天赋而混入了报社，并一直干到今天，已十几年了，这的确需要“潜伏特务”的耐力。老汪在单位，任劳任怨，像一架人缘极好的万能机器，但周围的世界与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他在饭碗之外做什么，有什么用。

    由于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老汪开头的小说很晦涩，朋友们都觉难懂。我曾和他探究难懂的原因，他却回答，脑子清楚的时候，他在忙饭碗；祇有深夜回家，卸下外壳，钻进床底下面对电脑时，他才吐一口长气，松弛下来。此刻两眼恍惚，脑子不太清楚，各种纷乱思绪来势汹汹，他嘀嘀嗒嗒打字，由此上了瘾。他老婆也受到传染，有一段时间，两口子并肩写作，传为佳话。

    1997年，我主编地下杂志《知识份子》，老汪捐助几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结人》。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描述了“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即将开始的一场战争”，我做校对时，的确感到方块字如军团密密匝匝地涌过来，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读出一头冷汗，祇觉出气浪和浓雾，却不得其解。我像破译密码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标出的黑体字——打回敌人老家去，它像古典音乐的主旋律，回旋了好几次，我说，你要用耳朵去读。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风格日趋明朗，犹如在气浪和浓雾中露出了矛头。1998年出版的《知识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现实与寓言混杂的长篇作品《我们——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写作》，朋友们都说到底能看懂了。于是老汪再接再厉，又炮制了《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等一批时事评论，并且用他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以向大伙暗示一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文字决心。国内一个二渠道书商大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还冒险出了他一本小说集，当然，在市场上没引起任何反响。

    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必丰的逮捕判刑对老汪有强烈的刺激。李必丰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优秀的行动主义诗人，89年卷入街头政治，判刑5年；98年，因把某地工人罢工上街的实况转播给海外，又判刑7年。在写作和民运之外，李必丰还热衷于算命和偷越国境，他的两边脸至今大小不一，据说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时，叫边防军揍坏的。在《证词》里，我引了他3首诗，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曾对老汪说，这种冷到骨头里的天才诗篇，朦胧派和第三代都写不出来。但老汪似乎祇对李必丰算命的才华感兴趣，有一次，老汪向国内杂志《大家》投稿，彼主编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称“很快会用”，可李必丰当即起了一卦，为“未济”，爻辞翻译成白话就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后来果然石沉大海。

    他们之间的漫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李必丰为老汪算了几十次命，每次都是“事业”。甚至在风声鹤唳的逃亡途中，李必丰也不忘潜入汪家，为他占卦，还为他的新生女送一个大猩猩玩具。接着李必丰落网，老汪长期给他寄钱写信，文风也不知不觉趋向于纪实。在经历过一次抄家与母亲的亡故后，老汪感慨万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于回忆，沉迷于人和事的涌现和消失，他坐在电脑前——此时他已搬家，不再是经常出没于床下的那个年轻梦幻者了——血透过指间，一点点渗入冰凉的键盘。他泪眼迷蒙，自语道：“14年了。”一个纪实、梦呓、旁白、独白、引证、摘录混杂的长篇就这样出笼了，其中有落叶和爱情，而李必丰所带出的宿命的影子几乎席卷全篇。他甚至把友人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布出来，这也是专制之下，世态炎凉之中，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不可抑制的道义。

    一个无声无臭的民运失败者的“指尖淌血”的现状和道义祇能如此曲折地表达出来，但是老汪算什么呢？一个同样无响无臭“潜伏多年的文学特务”的表达算什么呢？他的公开饭碗是媒体，是为统治者营造太平盛世神话的奴性的媒体，可他的私下身份却是谎言的敌人，就像奥匈帝国的银行职员卡夫卡在私下所干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执意要在死后才公开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这么久，他一直写，一直赔钱自印，一直免费往网上贴——但这离预期的反弹还差得远，迄今为止，还没人找上门来，指出“你的贱骨头里就是个特务”。

    遍地干柴烈火的专制政权已忙得气喘吁吁，它祇能活在“当下”，活在“快餐”里，否则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复自我历史及真实身份的挑战——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国家“自首”了，他写出了《中国地图》，写活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经历。他要求有关当局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处理他，以此证实他曾为一种信仰，一种目的而存在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这一大群“有历史问题的”人的要求。

    国家有责任处理它的敌人，但敌人又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如今，我们要通过“自首”告诉统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会、时代、党和政府所多次强奸的。杀人灭不了太多的口，于是在强暴者的胁迫下，我们是否祇能遗忘，还是遗忘，祇有遗忘？

    哈维尔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人民因为胆怯而逐渐屈服了，世俗化了，祇有捷克的知识份子没有屈服。可在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也垮得更彻底。六四血案之后，老右派王蒙们“告别了革命”；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摇身一变进入市场，发家致富，充分享受善于妥协带来的“创作自由”。汉学界看好的李锐回归时光倒流的凝固乡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识抗拒殖民者的语种霸权；而内外走红的余华甚至在西方公开说，他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写。那我想问，他写过《中国地图》吗？或者像里面的老特务， 有过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冲动？他是否可以谈谈一场大屠杀对创作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2006年1月8至12日在中国西南某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