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和诺贝尔“种子选手”余华、莫言“过不去”
——兼说《兄弟》是“垃圾”以及《生死疲劳》存在的问题

（北京）蒋 泥


为什么说《兄弟》是“垃圾”

    我对余华先生本来没什么坏印象，能写出《活着》，说明他已算得不错的小说家。后来我集中看了他的小说，印象发生剧烈动摇，特别是看了《兄弟》上部后，觉得很假。读完《兄弟》下部，我简直要骂人。我果断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来：《兄弟》全书是一部垃圾，巨大的垃圾，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作品都可以顺利出来，而且下部起印就是惊人的30万：对余华这类的“着名”作家，实在太慷慨了！

    今天，我不得不为整个文化界悲哀——这么多的媒体、这么多的记者、这么多的编辑、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的镜头，这么多的读者，怎么可以容忍如此虚假的作品——从头假到尾的作品，从头假到尾的人物，从头假到尾的情节，从头假到尾的细节，受到这么热烈的捧场呢？

    我对余华本人从不相识，没什么意见，没什么冤仇，我祇是通过作品来研究问题。

    《兄弟》就是特别随意，特别缺生活，特别不讲究“立”人，而写得相当随意、任性、简单、想当然的糟糕的“小说”：李光头追求美女林红时表现出的幼稚、疯狂、病态、弱智行为与心理，匪夷所思；李光头骗取资金去上海招揽生意办服装厂，犹如儿戏；李光头一下子打开全国收破烂的销售渠道、初出国门，一个人去了趟日本就拉回来3567吨“垃圾西装”，狠赚了一把，毫无由头；他兄弟宋刚处境悲惨，他们共住一镇，他“忙”得居然毫无所知、莫不关心，俩人多年不交往，直到宋刚出外打工，才摸上门，“及时”勾引、奸淫了自己的嫂子林红，委实怪异；一个小镇，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也很局限，居然冒出个没有一点社会关系和基础、出身孤儿的亿万富翁李光头，做起镇上房地产生意，开了餐馆、商场、澡堂、火化厂、墓地等，而无人眼红和没有竞争对手，荒诞可笑；这个小镇上的惟一能人李光头玄乎到有能力接待、举办了一次数万人报名、三千人参加的全国性“处女”大奖赛，进展按部就班，“处女”们还一个个抢着用身体贿赂李光头和众评委等等，也确实欺人太甚——把我们读者都当成他笔下的傻蛋，玩转了全世界……

    从人物性格上来说，李光头大脑简单，毫无智慧，缺少手段，心眼直白，没有硬正的权贵作后台，干什么都一根筋，处处与历朝历代、世界各地“成功”的商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背离，尤其是他身上看不到所有成功商人都应拥有的八面玲珑或说灵活性，任性胡为，荒淫无耻，做人小气残忍自私粗暴，根本适应不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赚个一百万已是大幸，让我们觉得概率微乎其微，遑论赚到了几千万，在竞争中游刃有余，所向披靡！

    祇能说，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余华先生精心构造的“大骗局”，让我们好奇、惊讶，纷纷慷慨激昂掏腰包，来支撑这个庞然的“垃圾”！

    看过《兄弟》的上部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它的虚假，上网公布，有支持我的，也还有许多人说我是借批评所谓“名人”来出名。我作了如下回复：男子偷看女子、男生偷看女生等事确实经常发生，但不是余华在《兄弟》中描写的那种发生。他编得太玄乎——能够偷看的厕所有的是，然而照余华描述的那个厕所，需双手抓木条、“双腿和肚子紧紧夹住挡板把头插进去”偷看，还能一次看到五个屁股，幷且看到的其他屁股都不牛逼，惟独牛逼的是看到了刘镇出名的美女林红的屁股，“在他快要看到女人（林红）阴毛时，他被生擒活捉”，如此危险的位置偷看，那是站不住的，细节上失真的。这个“立”不住，后面的所有故事，包括他说一次林红屁股的秘密，人家需请他到饭店吃一碗三鲜面，找他的男人前后多达56个，他就吃了56碗三鲜面，吃了一年，从“面黄肌瘦”“吃成了红光满面”（19页），自小清楚怎么样讨价还价，顺理成章地做成了富豪等本身怪诞不实的情节，跟着就更加虚假而站不住了。描写细节的重要性，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学者、作家周泽雄先生，看过我的回应文章后，留言说“我没读过《兄弟》，但读过他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早就发现他是一个对细节持漫不经心态度的作者。细节是小说的生命，细节失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细节与荒诞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越是荒诞的作品，作家反而越是要在细节上较真，祇有这样，荒诞的效果才更加强烈。你甚至可以把人物写成甲虫，但格里高里。沙姆沙变成甲虫的过程，却必须写得煞有介事”，可谓精闢.这里，我不妨随便举《兄弟》里的一个细节：宋刚最后“腹部搁在铁轨上……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兄弟》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433页）自杀后，却留下了“全尸”，发现尸体时，李光头正和林红偷情，电话打到他那里，他立刻咆哮着对林红说：“宋刚的尸体在你家门口放了三个多小时啦，等着你去开门！你这个臭婊子还在外面偷男人……”（442页）。林红偷的男人祇是李光头，幷且开始她不是很主动，李光头玩狠骗她上了床，再这么说已够荒唐，即使它可信，那又如何解释我们的火车实在他娘的“温柔”得不得了，碾过人后与拖拉机等东西的威力差不多，居然有了“宋刚的身体很长，他躺进板车后脑袋都挂到外面了，两只脚仍然拖在地上”，在大家一路“好奇”（444页）的目注下，拉回家？

    按照我们常识性的看法，火车压过去，那一定是碾碎打烂了，除非宋刚确实牛逼，不是肉做的，是“刚”得了不得的石头，否则哪还能有身体、双脚与脑袋呢？这个没有，也就不会再出现离奇的后来被人用板车拉回家，一路招来人们的好奇等等故事了。所以，我不是在纠缠什么厕所等等无聊的东西，我纠缠的是细节和情节，细节、情节太假，居然有人信，居然不少人觉得在那样的状况下能够偷看，实在不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经典作家刻画细节是为了立住人物性格，余华等老兄刻画细节，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长篇小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等中短篇小说，全是在“逗”读者。我们笑过苦过后，回头一想，假得很厉害。

    《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经常让妓女“背着我去逛街”，甚至“把那个胖大妓女从床上拖起来，让她背着我回家，叫了擡（台？）轿子跟在后面，我到了家好让她坐轿子回青楼。”（《活着》11、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一个妓女需要多大力气，才能把一个上百斤的人背起来四处逛？——我留心到张艺谋导演拍电影《活着》时，找的是一个又圆又滚的敦实女人，好像是玩相拍或做过举重的国家级运动员；扮演福贵的葛优伏在她身后，像死过去似的，动都不动，这样子能“逛街”吗？即便这样，运动员也已经背得很困难了，仅走出一小段路，镜头就没了。何况，这样规格的粗壮女人，是能上床的“妓女”吗？这模样的妓女，谁肯为她买单呢？真是为难了张艺谋，坑骗了读者和观众！

    《许三观卖血记》中，最后那次惊心动魄的卖血，震撼固然很震撼，但许三观硬要把自己往死里卖，连着几天就卖出去六大碗鲜血，差一点就死掉，为的却是幷非“亲生”的一乐到上海治病准备钱，其精神可佩可感，却与起初的斤斤计较、不肯为一乐作任何牺牲比，前后已判若两人。

    《在细雨中呼喊》则写了“我”祖父、孙广才的父亲年轻时突发奇想，扛上他父亲的尸体到当铺，人家不肯当，他勃然大怒，举起他父亲的遗体就打人，把他父亲的脑袋都打歪了。后行骗，以行医谋生，把一个腹泻的男孩医得一命呜呼，十多人找上门，祖父谎称脱了衣服再打，推开房门，背上乃母，越窗而逃。等来人发现时，看到“我祖父背着他母亲……已经逃远了”（160页，南海出版社2003年）。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跑，肯定逃不快，那十多人能不追吗？他们就这样信了他的话，任凭他这样逃掉？如此不堪想象的细节与情节，不仅把人物智力、行为低估，作者还马上发议论：“我祖父不是一个憨乎乎的乡巴佬，越窗而逃证明瞭他是有勇有谋的。”（160页）“有勇有谋”的人，会扛个尸体去当铺吗？

    这样的例子，在余华小说中，实在太多了。

    到了他的《兄弟》，才把这些虚假的情节、细节和怪异的、缺少性格内在统一性的人物，推向顶峰，写得更为“天马行空”。因此，《兄弟》成为他虚假故事的集大成者，渊源很深，其来有自，我们一直被矇骗至今。请问，有哪位经典小说家是这样“经典”起来的？


莫言的诋毁与批评的底线

    批评一个作家作品不好，这是批评家的责任，目的很纯良：指出不足和问题，期待引起关注与改进，对后来者，更是一种警示。它在过去和国外都很正常，到了我们这里，一批评就说你是为了借他出名，我一直很尊敬的、传说最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内作家莫言等先生，就曾这么说过我。甚至在我缺席的会议上莫言先生公开说我读研究生时，差点被开除，可能连学位都没拿到，却不说明差点被开除的原因（参见李建军：《武夷山交锋记》，《文学自由谈》2006年2期），是因为写了批评中学语文教育的文章，被报界泰斗、《文艺报》原主编严昭柱先生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再被戏剧家、我们学院老院长胡可先生反馈回学校，学校要调查我，莫言先生的山东老乡、同学、学院副院长、着名作家李存葆和文学系主任、小说家黄献国等先生出面维护我的见解，认为我批评得不错，祇不过个别词语“欠推敲”，责成我写检查，目的是保护我，向泰斗们有所交代，但对我顺利地拿到学位，没有丝毫影响。可被莫言这么演说，人们不能不怀疑我的学位和心术问题，否则怎么能“差点被开除”呢？

    进而，如果文学批评祇能说好话，师长之间更不能批评（莫言的同学是我的导师之一，我至今当面都叫莫言为“老师”），那就不存在什么批评不批评、底线不底线、原则不原则了，大家都吹喇叭不是更乾脆吗？把批评家叫做“歌手”，不是更贴切吗？

    瑞典皇家学院的马悦然先生已经在《南方周末》上说了，“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外）。有一年我在香港，我们在宾馆聊天，我说莫言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他说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祇要开始了就讲不完”（2005年10月20日）。马悦然的说法莫言愿意接受，为什么我这个“小字辈”、一个进行认真分析的批评人、叫他“老师”的人就不能批评他呢？批评了他，他恼羞成怒，又这么公然诋毁我呢？

    在这里，其实马悦然已经把莫言先生的问题说得相当明白了，它和我在《灰色地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3月）等书里对他进行的“挑刺”，惹他愤怒的“挑刺”意思是一致的。反倒是莫言先生自己的“沾沾自喜”，让人家觉得指出他的不足来，实在没必要、无聊、多管闲事。到他的《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出生，他陷进去更深了。不无得意地对外宣称他祇用了40来天时间，就匆匆忙忙做出部50多万字（其实是49万字）的长篇，再次印证了马悦然所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之辞不虚。

    将各种各样的动物，写得虎虎生风，驴牛猪狗奔流不息，都是天底下最棒的，但以蓝解放这个人物当第一人称“我”，来写西门闹转世为牛（西门牛），把牛用“你”这个人称来称谓时，“我”怎么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呢？当“我”转世为猪时，这个“我”一会儿全知全能，一会儿又受具体情境“制约”，不再全知全能，显得很随意。况且，专注於写一条条动物如何了不起，一头带着“人性”的驴，如何运用“智慧”，河水中玩死了两条狡猾的狼等等，对刻画作品人物和社会而非此动物本身，有什么具体帮助呢？

    动物是动物，人是人，打通了写也是可以的，但那个“相通”的过程，作家应该写得叫人口服心服。现在的西门闹一世为何、另一世转为何，转得很仓促。

    动物界与人类多处也是不相干的两张皮。由於不少时候需从动物的视角看人类遭遇，那些本来应该很悲惨、凄苦的场面，比如文革武斗、批斗等场面，写得相当油滑、轻薄、胡闹。甚至作者无比留恋毛泽东的年代和那时“纯洁”的人性，以反衬、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后畸形的改革和由此带来的灵魂上的“肮髒”。因此，全书在形式、技巧上有突破、有创新，然其实质、内涵，却是空无的、失败的，得不偿失的，缺乏深度的，缺乏现代人精神意识的。

    即使莫言确信他有《红楼梦》作者那样的才情悟性与超凡的描写、统合能力，能把动物和人类两界自如打通与穿插，让它们贴切为交融的一体，那也应该再沈下去打磨几年，而不是仓促出手，玩了四五十天，捧出个大傢夥，让我们仅仅震骇、惊叹於作者的神速和说故事的绝顶“天才”。

    所以，一部作品出来，本是可以用来批评的，你写得好，我赞美一声，你写得烂，我当然也可以说一声不好，幷要说出哪里不好。你可以反批评，把我的论点驳得站不住，可是现在余华等人的维护者，不是分析作品本身，不是分析那种状态能不能偷看女人上厕所，祇说偷看的事常有，能够偷看的厕所也有，都是在泛指。我批评的是具体的“这一个”，不是泛指。“这一个”是不可能的，因此而假。至於莫言等先生本人，乾脆就把我们严肃的批评文章，当作是搞阴谋、想出名，实在可悲。幸亏我们的环境好起来了，允许发出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了。怕祇怕祇有一种声音，堵、打、压住其它声音出来。维护正常的批评环境和秩序，应是我们所有文化人自觉的操守。

    至此，我对那些所谓能够、应该、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先锋作家们，不再抱期待的信心了。当然，我祇是对余华这类的作家绝望，而不是对中国所有作家。当代中国也有功力扎实，写出了优秀作品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