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不容忍——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几件事
云 儿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论政治理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都倾向於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都比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间一度因主义不同而激烈对立，但两人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由胡适为之作序，幷交付出版。而鲁迅则不同。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30年后逐步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一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一、
三人交往开始於五四时期。就个人性格言，鲁迅不怎么喜欢陈独秀和胡适。他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在这个地方，鲁迅有点多疑。胡适后来看到这段文字，觉得莫名其妙。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时，走的匆忙，书信文稿多未带走。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看过这些大多没有发表也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书信，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於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鲁迅怀疑人家背后有些什么，却是过虑了。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象忠厚长者，常常祇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是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叱诧风云的那几年，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上面。陈独秀宣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於帝国主义压迫，幷且高度赞扬群众运动中自发表现出来的反帝精神。胡适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根本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更反对群众反帝游行中焚烧报馆等暴力行为。两人在这些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辩论到激烈时，平时富有绅士风度，举止温文尔雅的胡适，竟然拂袖而去。
胡适后来写信给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幷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的领袖，对於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我很感怪诧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356页）
对於胡适这样严重的批评，陈独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击。他对胡适，犹如兄长之於小弟，很爱惜胡适之才，尽量避免与他正面冲突，祇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拨。
胡适呢，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年，胡适还是默默无闻的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在陈独秀的催促鼓动下发表了那篇《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自己也发表一篇《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以此而少年成名，陈独秀可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适知道，他们二人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容忍异己的共同底线。正象他给陈独秀信中所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二、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於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於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一回，他协同一批自由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祇能做到使陈独秀免於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这一年的10月底，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就被逮捕过，而当时的报纸，也同现在的报纸一样，说陈是反动的。胡适问，“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不是反动？”
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也刊出傅斯年写的《陈独秀案》，公开为陈独秀辩护，称他“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判决，不可徒然用一个‘反动’的公式率然处分”！国民党今日绝无杀害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之理，应当“依据法律进行特赦”，予以释放。
这年12月1日，陈独秀从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奔走营救，再要胡适给他寄一批书，供狱中阅读。还要胡适催促商务出版社早日出版他的书稿《拼音文字》。然而商务出版社碍於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适乃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到1000元，当稿费送给陈，供其生活之需。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释放一切政治犯相号召。但是左派中人向来最讲组织原则。陈独秀既被开除出党，又是中国托派领袖，自然被共产国际视若寇仇。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祇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诸人曾经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虽然打着“释放一切政治犯”旗号，幷且非常热心地参与营救苏联特工牛兰夫妇和其他共产党人，然而却对陈的被捕，不置一词。
不置一词也还罢了，许多跟着共产国际指挥棒跳舞的左翼文人，还趁机对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大肆攻击，骂陈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走狗。其间鲁迅的态度比较複杂。陈独秀被捕约一个月后，当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的时候，鲁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幷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轻蔑地称陈为“陈独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欢泥腿子的”，丝毫没有顾及到陈独秀一向主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立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但是鲁迅早年毕竟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他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之后，写了一篇《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特意插进这样一句话：“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虽然祇是短短一句话，却也曲曲折折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若干敬意。在派系森严不容异己而且有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传统的左派阵营里，鲁迅敢於这样说，也是冒着被人戴上托派帽子的风险，可以说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了。要知道，在左派中，托洛茨基派这顶政治大帽实在太压人了，虽然鲁迅以前曾经很欣赏托洛茨基，但是从1930年以后，他就绝少正面提及此人了。
三、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执，一个名叫陈其昌的托派分子，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他一向敬重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私信，批判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寄去他们办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将鲁迅拉到自己一方来。
此举招来了鲁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这就是标明由鲁迅口授由ＯＶ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一面用刻薄的笔调，对托洛茨基遭斯大林迫害被驱逐出国后的穷困潦倒，大加嘲讽挖苦；一面指控陈其昌们“所为有背於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祇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於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且介亭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一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他们的主张比较激进，然而却都是极为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战爆发之后，陈其昌本人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此文，最令这些爱国志士饱受伤害的，莫过於影射他们拿日本人钱办刊物。当时，陈其昌立即给鲁迅写了另一封信，为自己辨诬：“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衊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幷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象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幷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幷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祇是由我而诬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幷诬衊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墓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沦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衊.”（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月第1版，第169-175页）
看起来，鲁迅的态度，跟二十年后毛泽东先生面对梁漱溟先生时很相象，始终没有表现出半点陈其昌所企盼的“雅量”。他没有回答此信，更没有作任何努力，如陈其昌所要求的那样，公布这封辨诬信，仅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下“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几个字。
四、
陈其昌的辩诬信，被鲁迅锁进箱底。但鲁迅文章中关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钱的影射，却不胫而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一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奸的运动。1936年10月5日，中共机关报《救国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同时在头版头条配发了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诬陷托派和陈独秀为汉奸。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鲁迅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从此《救国时报》上出现了全国民众一致声讨托陈派甘当日本汉奸的“消息报道”，消息来源遍及全国各地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广西直到中共根据地延安。同时报道触角还伸向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一场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运动，就象苏联诬陷托洛茨基为德国特务的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史学家王观泉在《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中指出：“通过OV笔录借鲁迅之名陷陈独秀为汉奸，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今天有不少钦佩鲁迅文章道德的人士，对鲁迅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很感困惑，不敢相信它真会出自鲁迅的本意——当年鲁迅先生可是对别人影射他拿卢布深痛恶绝，怎么可能自己又无端端地恶意影射别人拿日本津贴呢？
一些人认为，这封信连同另一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乃是笔名为OV的中共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鲁迅当时在病中，未及深思熟虑便同意发表，未必完全认同该信的内容。胡风在1984年发表的长文《鲁迅先生》中写道，冯雪峰将所拟的文章念给鲁迅听时，鲁迅连说话都艰难，祇能勉强点点头表示同意。等到鲁迅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胡风向他提起冯雪峰代笔的这两篇文章：“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却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可巧的是，当年在上海，也有类似传言，称ＯＶ笔录的文章，在许多方面与鲁迅本意不合。对此传言，鲁迅倒是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发表了一篇他亲笔定稿的《答徐懋庸幷关於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将此传言与“鲁迅要投降南京”等谣言相提幷论，予以断然驳斥，断然宣称该信和另一篇文章为“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这可算是当年鲁迅亲自作出的一个极为明确的表态了，与胡风近五十后写的回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也难怪冯雪峰至死都认为，他代笔的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鲁迅的意见，应当算作鲁迅作品。
事实上，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两人的政治立场是相当一致的。当年周扬一派中有人攻击冯雪峰、胡风等人为托派，鲁迅就大抱不平。他在《答徐懋庸》文中抱怨，有些人扮着“革命”的面孔，“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对之表示极度反感。此语富含深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他反对轻易扣托派帽子；第二，它也清楚地说明，鲁迅其实是把“托派”跟“内奸”、“反革命”乃至“汉奸”等等归为一类的。象陈其昌这样不折不扣的真正托派，被打成政治上最凶恶的敌人，与“汉奸”等量齐观，鲁迅从未公开表示反对，反而忙着与之划清界限，生怕别人将自己也当成了托派。
对於政治上的敌人，鲁迅的立场十分鲜明。他历来就主张痛打落水狗，不能实行“费厄泼赖”。早在4年以前，他就在文章中为30年代初期苏联大肃反辩护，说：象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不是也祇判了十年的监禁么？” （《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 他同意在自己署名文章中痛打托派分子，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政治态度的必然结果。
五、
自然，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为鲁迅赢得了中共领袖们的普遍赞誉。1937年，诬陷托陈为汉奸的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论鲁迅》）
然而在陈独秀眼中，这位成了中国“第一等圣人”的鲁迅先生，却被看低了许多。狱中的陈独秀，得知鲁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鲁迅之於共产党，无异吴稚辉之於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双山回忆录》第206页，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传》）
陈独秀不知道，这个诬陷迫害运动还不过祇是个开头。中共容不得一个陈独秀，直是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后快。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测。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好在南京，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籲，终於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然而中共报章却声称陈独秀是汉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计反对国民政府释放他出狱；继而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枪决韩複矩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从此以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个莫须有的汉奸罪名，竟然被他亲手创建的政党打成铁案，一背就是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对鲁迅的埋怨，仅仅是一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胡适劝阻苏雪林发表文章批判鲁迅，要大家多多注意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大贡献。几乎与毛泽东那篇《论鲁迅》同时，陈独秀也写下一篇《我对於鲁迅之认识》，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於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幷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於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於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幷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於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於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於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
抗战中，陈独秀几经碾转，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极为凄凉清苦。当初陈出狱时，胡适曾设法转托一家美国出版公司，要他们邀请陈独秀赴美国撰写自传，陈谢绝了。后来胡适任驻美大使，得知陈独秀景况，除经济上帮忙以外，又大力设法让陈独秀出国疗养。但是陈独秀一身铮铮傲骨，宁愿清苦自持，绝不肯在这个民族战争的苦难岁月里，独自出国避难。
1942年5月27日，一代伟人病逝於四川江津，终年仅63岁。全国各界人士，包括许多曾经与陈独秀政见相互敌对的人和团体，连同他的死敌蒋介石在内，纷纷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视陈为异己，表现得异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又七年过去，解放军横扫大陆，炮声隆隆，山河色变。胡适在去国离乡路上，孤独地坐在太平洋上一艘客轮里，埋头阅读整理着陈独秀的遗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痛苦的迷惘与探索，终於认定苏联式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重新追回幷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宽容的价值：“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 （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载《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陈独秀发现，“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受尽磨难之后，陈独秀已经决定不再隶属任何一个党派，他说，“我祇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
胡适读到这些议论，虽然是在他不得不乘桴浮於海，为了自由而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不幸时刻，仍然为他有这样的老朋友而感到欣慰。二十四年前，他就对陈独秀说过他的担心：“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如今，当年与他在政治上分手的老朋友，终於绕回到了同一条道上。胡适再一次感受到了与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是啊，这生死关头，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宽容——容忍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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