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余华拔牙

（北京）蒋泥



1，批评家的“宿命”——在《给余华拔牙》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给余华拔牙》是一部关于批评的书。我觉得，批评就是树立相对正确、独立、理想的标准、规则和价值，为感性化的作家创作和猥琐细碎的世俗人生，确立坐标，使之导向良性、健康、理性的现代道义精神，提升整个民族的心灵境界、伦理水准与文化内涵。可以说，它的意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它的性质在于对“事”不对“人”，并且是胡适所说的那种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很难设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外界”力量的不断鞭策和发出独立、自由的批评之声，而祇靠一个抽象的标准、一个抽象的声音，祇靠笼统的赞美，祇靠笼统的“唱歌”，就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步”的。这样的事，今天没有，历史上没有，将来相信也不会出现.麻烦的是，批评虽然重要，特别之重要，在我们这快土地上，要把它及时发出去，却似乎特别为难——为难别人，为难社会，也就是为难自己。

    然而，这却是我们身而为批评家的“宿命”。

    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祇问是非，不管一切。他祇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不考虑流行意见、时尚的口头禅以及别人对此的好与恶的情绪之反应等。为了真理，他们甚至会和整个时代背离.我们当然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惨烈的代价，去背离整个时代，毕竟我们所做的祇是文学作品批评，批评的环境虽然不很理想，却也还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批评家们如果愿意说真话，大家也都是容易听得到的。

    问题是，愿意说真话的批评家有多少？如果都说假话，都说中听话，都不得罪人，个别想说真话的人，就要肯于充当出头的椽子，就要“冒险”。这样，个别批评家的说真话，就依然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事情。某些时候，甚至很可能就是灾难性的事情。

    三年前，我曾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发布会上感叹说，批评是得罪人的事，今天，我仍旧要感叹.因为我们当年的批评，果然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了这个时代文学界最有“权力”的人。给别人将军，也为别人所将军，使他们借怀疑我们批评的动机与目的（无非为了“出名”）来打压正直的批评.记得那本书刚刚出来时，不少媒体曾对书中批评到的“五作家”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二月河等先生进行采访，他们当时未见有任何反应，一致的推托就是自己还没有看到，认为批评作家和作品，那都很正常，表现得似乎特别雅量大度。过后，他们读到了书，发现它们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以赞扬、歌颂为“主旋律”的文章，而是分析说理尖锐，有一是一，相当之不留情面，达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我们的作家们确实中“美言”之毒太深了，他们已经看不惯任何负面性的评价，以至于才震惊不已。

    于是，这两三年内，我陆续就看到和听到了来自他们中个别人的反馈，那就是不高兴、恼火、愤恨和谩骂，把我们当成耍诡计、玩阴谋的仇家似的。甚至脱离批评文本而公然诋毁、污蔑与攻击。莫言先生在武夷山上，为达到他堵住批评人之口的目的，不惜在全国两三百位文学报刊的主编、社长与媒体老总、编辑、记者面前，无中生有，公开对我和批评家李建军进行人格、尊严上的侮辱与歪曲，就是一次比较集中的爆发，达到了一定的“警戒”和“威胁”效果。后来李建军发文公开此事，莫言先生才不得不在《南方周末》上高调回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悔过”，但对李建军和我所批评的他的《檀香刑》、《红高粱》等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不接受任何意见，而维持原有的认识，同时再对我们继续“旁敲侧击”，祇不过旁敲侧击得比较巧妙、缓和而已。为在中国这块僵硬的大地上，进行批评和接受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恶劣的标本。

    好在我们的《五作家批判书》，也还是确立了一些良好的规则，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性作用，那就是逼使搞批评的人正视事实，恢复常识，重视阅读经验本身，回到文本，细致地分析文本，不再过度阐释，不再作抽象的宏观发挥——无论这样的发挥有多独到与精彩绝妙，而是去维护健康的价值标准，据此发出真实的声音。

    《给余华拔牙》就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突破和飞跃——针对一位写出了坏作品的、影响巨大的作家，针对一部靠着祇会玩恶俗与“行为艺术”而走俏走红起来的超级畅销书，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出来发喊叫停。余华这个伪“先锋”，就这样水落石出，突露他的本相。

    余华本人却对他祇为版税和出名，而急急忙忙捧出的粗糙小说，拼命表态，声称他的作品怎样怎样伟大、深刻、了不起，一时的误解没什么，50年以后，必定能拨乱反正，它的畅销也足够说明这部东西是如何之了不起等。弄得我们不得不集合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出一本书，作方方面面的“诊断”，为这位前牙医“拔牙”，来和他“对阵”了。

    相信我们的“叫板”，不是停留在表层上，而是分析到了产生这个怪胎的现实、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心理、思想、精神、道德等诸多层次上的原因了。这样的个案分析，也就具备了进一步的典型性价值、典型性意义.曾有朋友说，把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中国的“先锋”作家（高行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识意识更加乱套了，实算价值性误导，混乱了一些基本的标准与规则，必然就诞生出“先锋”得走火入魔了的《兄弟》及其“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假冒伪劣产品。其实，“此先锋”非“彼先锋”，一个连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性人格精神都不具备的人，类似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却被号之为“先锋”、选之为诺贝尔文学奖“种子”，莫不是上天不垂顾我们中国人，注定了我们也诞生不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精神大师、文学大师？

    因此，余华、莫言们与真正的“先锋”是不沾边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拥有一些“先锋”，那也不会是这些人，名副其实者，小说家中祇有鲁迅、沈从文、高行健、阎连科、杨显惠等极少数几个人，知识分子中则有胡适、殷海光、唐德刚、储安平、顾准等。

    我们的批评以及想维护一个自由、独立、理想的辩论环境的努力，甘于背负吃力不讨好的“宿命”，也都是为了在这些“先锋”们趟走过的路上，继续昂然、浩荡地前行。


2，该不该给余华“拔牙”——关于《给余华拔牙》的说明

    看到2006年6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新闻晚报》《新闻午报》以及《大河报》《华西都市报》等，转载北京《京华时报》消息，评说《给余华拔牙》一书，看到一些不实之处，萌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念头.我觉得《给余华拔牙》这本书，总体上很不错.祇要是看过全书的人，相信会和我的意见一致。我赞同解玺璋先生保留自己对于该书的看法，虽然我觉得他的看法不是很全面，因为他“有的还没来得及拜读”，待他看完全书后再说.我也很不赞成把“批评弄成了打群架”。

    这本书当然还有遗憾，现在这样固然已不错，但由于批评的声音相对来说一直较少，永远比不过赞美声来得多，来得声势浩大，来得让人误以为中国遍地是大师，到处是《红楼梦》——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更好，而是我们尽其所有，已将目前最好的批评文章，都收进来了。

    现在有不少人说很同情余华，认为我们专书批评他不公平，其实，相对于表扬他的文字总量来说，我们的这点文字算得了什么。相反，表扬他的那么多，表扬莫言、王安忆等人的那么多，我没见谁出来说不公平，是不是会把他们捧坏了——事实上，他们早就被捧坏，也就很难听得见严肃、认真的批评意见了。

    书中批评文章里，我尤其喜欢川水、黄惟群、周冰心、金赫楠、林童等人的作品。邓晓芒、如今不疑、李敬泽、张玲以及李云雷等先生的文章，也都不错.我自己的，就不说什么了，好坏要等读者来裁判。

    而摩罗的长文《非人的宿命》，对暴力事件研究、阐发得深刻、精彩，可单独成篇，即使他前提错了——余华对暴力的展示等，没达到如此深度，也毫无此等意识.摩罗极力表扬余华，把余华写成了当代鲁迅。川水推翻了他的前提，认为他的赞美是过度阐释。我十分认同川水的意见。虽然我一直当摩罗是他们那代人里，目前思想最深刻的人，也还是要说，他写该文，好比高射炮打蚊子，蚊子本身没什么价值，高射炮却很见威力——我们就单独欣赏这个高射炮吧。

    以上不错的批评文章，篇幅占了有五分之四强。

    除“批评”以外，除摩罗的长文“赞扬”以外，其它“赞扬”余华、并有自身道理的好文章，还有郜元宝的两篇以及谢有顺的一篇。赞扬文字共有七八万字（全书30万字左右）。所以，该书并不都是“批评”。大概人们受书名误导了。

    “给余华拔牙”是个比喻，我想它包含的意思应该是，批评祇是一种诊断和建议.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而作为“病人”，也有权利对你的这种诊断表示怀疑，他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另外找人诊断。

    诚然，能不能拔什么牙，不是此书的要害，它不过是书名而已。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垃圾小说，如此畅销的原因是什么，能否从余华过去的作品里发现其一贯性，出现余华是孤立现象吗，“先锋”派的“领军”莫言可以算其中之一吗，他们是不是“伪”先锋等等。

    我欢迎一切看完全书后，再下结论的一切批评.而对那些不看书，就大肆发挥的人的意见，一概不认同。

    （注：《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杜士玮等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