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先生为残暴辩护说起
云 儿
一、为残暴辩护
30年代左倾以后的鲁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多次为苏俄和共产党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革命和肃反中捕人、关人、杀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以致爱因斯坦等世界著名知识分子都表达过非议。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像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厄泼赖，虽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这在早期，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革命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先生靠拢了共产党，“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后记》中，鲁迅先生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祇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换言之，非战士的人道主义，固然不过是冷酷的掩饰；就连身为战士的人道主义者，也不过是想买“心的平安”。因此，鲁迅先生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战士——的反动，“甚至于毒害”。
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呵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呵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像吉呵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作为吉呵德的对立面，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DrigoPazz）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就是典型的镇反理论：祇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呵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
接着，鲁迅先生结合苏俄革命之初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呵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像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呵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不过这里的吉呵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呵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鲁迅先生叹息，像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像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共产党为一党专制辩护时所作的预测却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
我读到这里，心底一阵发冷：天啊！就因为反革命们一出国就痛骂高尔基，苏联肃反中那无数的迫害、流血和眼泪，就被证明是正当的了？！那种建立在“血迹上的掩饰”，就变成完全正确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后的痛骂，来证明迫害运动的正当，鲁迅先生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共产党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二、“有害的思想家”
被鲁迅先生点名批判的几个人道主义者里面，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是公开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十月革命，对苏联作过高度赞扬的著名人士。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好奇的问题是，他们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辞，以致鲁迅先生要借吉呵德为名，指责这一类人，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内涵，自然大有帮助。
罗曼。罗兰，是一位毕生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后来曾因为隐瞒莫斯科日记和攻击纪德公开苏联之行真相，至今仍遭人非议与鄙视。然而在1920年代，他一面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面却对革命后苏俄政权钳制思想自由，大肆清除异己的残暴行径，感到极度不安。1919年6月26日，他在巴黎《人道报》发表了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表达了他的疑虑。这个宣言后来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1921年12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称罗曼。罗兰主张的“精神独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祇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
罗曼。罗兰分别于1922年1月和2月连续发表两封公开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为两个原因，他无法认同列宁主义学说（他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第一，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这个学说采取绝对主义的形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大符合人类真正的进步”；第二，它在俄国的实践已经被致命的、残酷的错误所玷污，“因为新政权的领袖们在贯彻这一学说时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与真理。”
用恐怖手段残暴镇压政治异议，永远都是反动的。罗兰接着说：“军国主义、警察恐怖或残暴武力，我不会因为它们不再是富豪寡头的专政工具，而是共产主义的专政工具，就把他们奉若神明。
“我一听你说暴力镇压祇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件暂时的小事，就感到难过。因为我想，一位资产阶级的国防部长与公安部长，也会使用同样的说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对。对于真正的进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很少达到，而且始终不能完全达到）祇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而手段却铸造着人们的思想，不是按着正常的节奏铸造，就是按着暴力的节奏铸造。如果是暴力的节奏，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强者压迫弱者。”
这时候，列宁眼中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高尔基，于1921年10月16日离开彼得格勒，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当时他的思想，与罗曼。罗兰一样，按共产党官方说辞，是“坚持抽象人道主义立场”，“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基于共同的志趣，高尔基特意在1922年1月25日致信罗曼。罗兰，支持他的论点，并且引为同道。他说，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与真理”等崇高道德，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6月，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又说，新政权的残暴作为，仍让他无法释怀。
就在这一年，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开始了对异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高尔基忍无可忍，在国外发表了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称此审判为“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后来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向苏俄政府发去抗议电。
罗曼。罗兰也没有置身事外。他发表了另一封致共产党人的公开信，将当时苏俄国内的残暴镇压，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位将人类希望寄予苏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劝告说：“暴力政策，特别是颂扬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分子，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昨天的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的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
“至于思想自由，比暴力问题更加直接地触动我。我坚持我的立场：不管哪一个政府，祇要它反对思想自由这个基本本能，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错误。谁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说成祇是掩饰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藉口，就必须用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如果扼杀它，大约祇会争取到假知识分子、投机分子和”广场集市“的懦夫们改变观点。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将成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成为烈士。因为信仰是从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此后多年，罗兰多次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谴责苏联的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苏联的肃反机关，被吹嘘成“对付反革命势力的坚强堡垒”，罗兰却称其为“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耻东西”。他表示，他的立场就是，“反对一切压迫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与罗曼。罗兰相比，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相对较少。但他公开赞扬社会主义。谈到对苏俄的看法，他曾坚定地表示，他认同列宁的伟大理想主义，但他反对苏俄领导人所采用的手段。罗曼。罗兰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温和的批评，都被苏联领导人看成是对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理所当然地要开动国家机器，予以坚决的回击。回击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苏俄文艺总管之一，鲁迅先生特别佩服的那位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他连续发表批判文章，痛斥罗兰“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他“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
罗兰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反对滥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其流毒。于是，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的剧作，鲁迅先生击节赞扬的《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22年，在苏俄镇压异党分子的高潮中，应运而生，出版印行了。
三、“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大”
《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我读过瞿秋白同志的译本，就是鲁迅同志特意为之写后记的那个本子。剧中主人公堂。吉呵德，影射的是高尔基。此外还有两个正面人物：一个是铁石心肠的“红铁匠”德里戈。帕支，另一个是“软心肠”的革命者巴勒塔萨，据说前者隐喻列宁同志，后者则被看成部长同志自己的写照。
此剧虽然被鲁迅同志吹捧得很高，其实不过是个图解政治的寓言剧，艺术上乏善可陈，读起来比较沉闷。
“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大”一句，乃是剧中“红铁匠”德里戈，在面对吉呵德责难时，为杀人做的辩护。
故事发生在17世纪末的西班牙。游侠堂吉呵德，救出了被捕的革命者德里戈和巴勒塔萨，自己却落进专制贵族手里，被捉弄一番，然后投入了监狱。在第五场结尾，革命起来了，贵族被推翻，牢门被打开：[ 门大开，武装的巴勒塔萨走进来，跟着他的还有两个武装的人 ]巴勒塔萨：堂吉呵德，好人，尊贵的人；你放了我们，我们是感谢的！武士，你们现在自由了！
吉呵德：老爷们，你们用了强暴的力量了罢？如果你们是为着正义而行动的，那么，你们不要忘记了仁慈。
巴勒塔萨：（大笑） 傻瓜！现在我们在这城里到处开枪杀人呢！
——幕下不过，笑谈杀人的巴勒塔萨，比起革命统帅德里戈，心肠还是要软很多。这在第六场一开头的对话中，就有所反映：德里戈：乡村的村长，守卫或者地保之中，谁要是不立刻执行平民委员会的这条命令，他就是平民的敌人，一有可能，立刻要像狗一样的绞死。
巴勒塔萨：我简单地写，“立刻要绞死”。
德里戈：“像狗一样”，这样好些。唔，这样。
这一段，让我想起卢那察尔斯基的为人来。在苏俄共产党人中，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位比较有艺术修养，也比较温和的人。比如他主张保存农民艺术，不肯一棍子打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甚至还与其中一些人保持良好个人交谊等等，就与强硬派截然有别。但是，作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领袖，他对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包括镇压若干祇动笔的“反动”文人，所取的立场与强硬派相当一致。在这方面，他们之间的所谓差别，祇是程度上的，如同剧中“立刻要像狗一样的绞死”与“立刻要绞死”之间的分别一样。1921年，俄国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多次向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求情，却遭到两人漠然以待。
对于卢那察尔斯基的冷漠，俄国老作家，托尔斯泰之后俄国文学的泰斗，柯罗连科先生，也有很深的感受。当年苏俄契卡“非常委员会”，集中了逮捕、审判和处决的权力，随意杀人而无须审判。1920年5月，柯罗连科曾经十万火急地将一份五人名单送给卢那察尔斯基，求他开恩保全。但柯罗连科预感到求情是无用的，“我将在刚刚封顶的坟墓上说一些没用的话。”果然，第二天他们就被枪杀了，都没有经过审判。
一个月后，卢那察尔斯基奉列宁之命，来找柯罗连科谈话，希望他不要与革命作梗。柯罗连科的反应，是一连给卢氏写了6封信，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这位老作家，革命以前经常发表越轨文章，抨击暴虐、迫害与杀人，呼吁保障死刑犯的人权。他指出，即使在沙皇时期，也没发生过未经审判就枪毙人的事情，至于把侦察和审判机构合为一体，更是不可想像——“布尔什维克的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也许是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 对此，他得到回答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关于杀人问题，在《解放了的堂。吉呵德》第六场中，吉呵德、德里戈和巴勒塔萨有一段很长的辩论。其中德里戈所持的论调，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未来， 可以大开杀戒”，鲁迅同志极表赞赏，曾在《后记》中大段引用。辩论中，吉呵德谴责“你们的监狱里装满了为着政见而被监禁的人”，谴责“死刑和正法”。德里戈和巴勒塔萨，则为此而辩护。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个地方，革命者的监狱和死刑所要惩罚的对象，还包括“政见”，而不仅仅祇是“行为”，更谈不上限于暴力行为了。辩论的三个人，仿佛都把这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
吉呵德：……现在你们的监狱里装满了为着政见而被监禁的人。你们的那些人，都在流着自己和别人的血。你们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这个老武士不能不出来反对你们，因为现在你们，你们，你们是强暴的人，而他们是被压迫者了。
德里戈：（跳起来） 我没有功夫听这些废话。为着伟大的幸福的战争正在进行着。要胜利，就要镇压敌人，不然，敌人就要打倒我们和希望。一切为着胜利。意志薄弱的人，请他们去见鬼好了……或者……去见上帝好了。贵族和平民是不能相互饶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够了！
巴勒塔萨：堂吉呵德，你说的话是对的。你，零零碎碎地做写好事，甚至于会不怕强暴的，可是，一看见广阔的天空，你就头晕了。你是个近视眼，武士！
吉呵德：（站起来） 我请求你们想一想。就算你们的目的是高尚的，可是你们一定不会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想领导平民过黑海，你们就一定要沉在黑海里。
巴勒塔萨：堂吉呵德，你的信仰这样薄弱。你是“太理智”了。也许，这是因为你自己始终是个贵族，你是贵族的公馆，贵族的传统思想和传奇小说所教育出来的。
吉呵德：我要预先告诉你们：我祇要看见有压迫者，就算是被你们所压迫的，就算是用一种新的正义的名目来压迫的，——其实这种新的正义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姐妹，——那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像以前帮助过你们一样。
德里戈：我们也要和国公一样，把你关到监狱中去。
吉呵德：这是你们自己要和专制魔王一样，不是我来说你们的。
德里戈：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
吉呵德：现在就把我送到监狱去好了。你们枉然把我请了来。
巴勒塔萨：堂吉呵德，平心静气些。
吉呵德：监狱里去，堂吉呵德到监狱里去！或者，到断头台上去！因为我是你们的敌人！目的是空洞的；可是凡有强暴的地方，我总要反对。
德里戈：你这个老混蛋！
吉呵德：你这个穿着红大髦的残忍的专制魔王。
巴勒塔萨：算了吧。（笑）我给你讲：我们是一个营垒里的人。堂吉呵德，你等一等。
吉呵德：不行，不是监狱，就是自由。对于我，自由就是反对你们的斗争。
德里戈：同贵族的匪徒一块儿来反对我们？
吉呵德：我就算祇有一个人，可是，一定要反对一切强暴。把我堂吉呵德关到监狱里去吧，到监狱里去罢！
德里戈：唉，够了。（坚决地走到门那边去）
巴勒塔萨：（抓住他的衣服） 帕支，帕支！你生气了。堂吉呵德，你走吧，你爱干什么就怎么干吧。我们懂得你，敬重你，你从不能够懂得我们；然而我知道，你的心会感觉到你那快要瞎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
吉呵德：我走了。可惜你们没有接受真理的呼声。你们是要失败的。
巴勒塔萨：这也说不定。可是我宁可同着我们可怕的真理失败，不愿意同着你的小……
吉呵德：我的真理是伟大的。它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它说：不要做凶恶的事情。
德里戈：我们的真理是有空间有时间的；它说——现在西班牙是革命。你是革命的兵士，你就应当把一切牺牲给革命。一切为着胜利！祇有这样才能铲除凶恶……就算要经过许多战斗……
吉呵德：你们真是疯子……
巴勒塔萨：哈哈哈！这是疯子和好人谈话。大家是一家人。
德里戈：说什么鬼话，你这个学生仔！他那种琐琐屑屑的慈善，在这种时候可是毒药。而我们为着大家表现出深刻的痛恨，——这才是神圣的牺牲精神。
吉呵德：帕支，你们是在牺牲别人。
德里戈：老头儿，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我像狼一样的眼睛，你就懂得：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大。或者，你已经是个鬼，你已经不能够感觉到我们的道路是痛苦的荆棘的道路。我们自己的每一件强暴的事情，都像针一样戳着我们的太阳穴……空话讲够了！同这个老傻瓜在一块，自己也要变成感情主义者了。（墻外吹号角）吹号筒了！要去巡夜班去了。
这段长长的脚本中，吉呵德的话，总让我想起罗曼。罗兰，当年他抨击苏俄政治迫害的文字，与吉呵德的许多话语，十分相像。不过，罗曼。罗兰抨击的是以死刑和牢狱迫害政治反对派，是用暴力和警察压制思想自由。到了部长同志的剧本中，则被推向了极端，一变而成了“反对一切暴力”，还带了点疯颠气。
而且，谈到暴力镇压时，部长同志也不区分“政见”、“出身”和“行为”之间的不同，而是笼统地断定“贵族和平民是不能相互饶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反正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样一来，除了对反动思想和反动阶级一概予以迫害和镇压，仿佛就别无它途了。
将复杂的社会，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两极，凭着思想政见和阶级出身的不同，就可以对人施以迫害和镇压，这是极权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
面对专制极权的迫害与镇压，人道主义者的抗议，有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像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这样有着不少旧式人文素养的共产党领袖，应当可以感觉得到这股力量的。大约是为了这个缘故，在剧本中，他借德里戈之口说，“我们自己的每一件强暴的事情，都像针一样戳着我们的太阳穴”，看起来颇有良心反思的味道。然而，他那句“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大”，却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它的冷血和无耻：杀了别人还要装出一副牺牲自己的样子，天下再没有比这更伪善的事了。
四、鲁迅先生所知道的古拉格
在鲁迅先生的藏书中，有一本我觉得非常显眼，这就是鲁迅先生于1928年购入的一册日文版《苏俄的牢狱》。
《苏俄的牢狱》是日本人中岛信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原著名为《俄囚书简 Letters from Russian Prisoners》，由“国际政治犯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发行，出版于1925年。正如书名所言，此书汇编了苏俄政治犯们偷偷传往外界的书信。这些政治犯，主要是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成员。他们中，有人曾经鼓动和组织暴动，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高尔基称为“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其主要罪行，不过是和平地表达政治异议，和平地从事政治反对运动，于是就被加上种种可怕的罪名，被枪毙，被虐杀，余下的被关押于“古拉格群岛”。
鲁迅先生所读到的《苏俄的牢狱》一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流放”，收入七封信，记述了政治犯们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杀人者的抗议，以及他们在流放途中的情形。同时还有一份被搜捕者和被流放者的名单。第二部分“牢狱故事”，有十封信，叙述了他们在劳改场所受的待遇，还有他们的口供，他们要求思想自由的声明，以及他们对狱中种种迫害的抗议。最后一封是被关押的政治犯代表致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信。第三部分“北方集中营”，收信两封，介绍了集中营的三个住地和政治犯被虐杀的情形。
这样一本书，其实并不是揭露古拉格内幕的最早文献。在这以前，外界就已经收到不少源自苏俄内部的迫害消息了。1920年代，正是不断披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中的虐杀和迫害，正是苏俄政府对政治反对派的残暴镇压，激起了罗曼。罗兰、高尔基、爱因斯坦等人的强烈反感与抗议。这些被称为“持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虽然并不一概地反对以暴力对付暴力，但是，他们反对用死刑、流放、关押等暴力手段对付和平的政治反对派，反对以警察和牢狱去钳制思想自由。
在西方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一位美国人罗杰。纳什。巴德温（Roger Nash Baldwin， 1884-1981）。巴德温于1920年创建了著名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专门帮助那些言论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美国人打官司；又于1924年创办国际政治犯救济委员会，立志为世界各国受到迫害的政治犯们伸张正义。当时，激发巴德温创办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的最大诱因，正是苏俄政府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该组织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鲁迅先生读到的这本《苏俄的牢狱》（《俄囚书简》）。
到鲁迅写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后记》之时，更多的苏联肃反案件，浮出水面。1928年，莫斯科公开审讯了所谓“沙赫特事件”，五十多名煤矿专家被逮捕，其中11名专家被判处死刑。1930年9月，所谓“食品托拉斯案”中的48名被告，又遭到处决，德国“保卫人权同盟”还专门发表了抗议书。1930年11月莫斯科审判的“工业党”案件，前后牵连多达两千人。这一回，斯大林用不判死刑的承诺，换取被告公开认罪，以便给以后大规模抓捕处决异己的知识分子制造更多理由。
所有这些案子，当时苏联和西方乃至中国的新闻，都有广泛报道，鲁迅先生是知道的。然而，他在1932年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文中，却对众多的死刑处决，只字不提，单挑出一个“工业党”案件来，说，“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祇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话说到这份上，尤嫌不足，快两年后，他更借着卢氏剧本，直接为残暴镇压辩护了。
这部《解放了的唐。吉呵德》，在1922年以来的历次肃反运动中，一直都被苏联官方用作宣传利器，不断再版。正如中国毛泽东时期许多图解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一样，剧作本身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反革命分子的阴险毒辣，与人道主义者的助纣为虐，都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可惜，无论是当时写剧本的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还是后来击节赞赏该剧作的鲁迅先生，都不肯仅仅祇把它当做文艺作品看待，反而自始至终都自觉地把它与苏联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的现实政策相联系。
卢那察尔斯基用剧中的越狱和暴动，隐喻反对派们的和平的政治异议。对苏俄迫害政治犯并不陌生的鲁迅先生，则不仅明白点出了罗曼。罗兰、高尔基、爱因斯坦等一连串反对政治迫害的人士，作为吉呵德的原型；还把“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当成谟尔却伯爵的化身，因为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所以就“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看他的意思，所谓“正义的杀人”要镇压的对象，是不能饶了后面这些动笔的“文人”的；而《苏俄的牢狱》中的政治犯们，倒跟真的“暴乱”分子似的，被标上“反革命者的野兽性”烙印，变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了。
类似卢氏写的这种政治活报剧，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文坛，也曾经铺天盖地涌现，其中将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按鲁迅先生所言的“反革命者的野兽性”描绘，刻画得阴险毒辣，令人恨之入骨。如果它们仅仅祇是文艺作品，人们不妨付之一笑。然而，当共产党师承卢氏故伎，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与现实中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文人挂起钩来，以此证明他们镇压和迫害的“正义性”，就不能不叫人毛骨悚然了。
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看到这样的政治迫害运动在中国上演，他究竟会表达抗议呢，还是会像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用文艺作品为之辩护，甚至推波助澜？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疑问。
五、爱与死的搏斗
16年前， 一场比“三。一八”惨案更惨烈百倍的惨案之后，我因为不肯写认识，有一年多，找不到单位接收，成了无业游民，租农民房，与一帮江西打工妹挤住在一起，天天到西单百花市场卖货，维持生计。那些日子里，每天打工回来，总要在昏黄的电灯下，流着眼泪读一段鲁迅。读得最多的，自然是鲁迅先生为“三。一八”惨案所写的杂文，读得熟极而流，不看书也能背诵出来。
我记忆深刻的文字里，除了《纪念刘和珍君》，还有一篇《死地》，写于1926年3月25日，文中，鲁迅先生谈起“死尸的沉重”：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这里提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中文译名为《爱与死的搏斗》，乃是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系列剧本之一。在该剧序言中，罗曼。罗兰说，他从1900年起，就一直想把《爱与死的搏斗》写出来，酝酿了将近25年，才于1924年8月完稿。
此剧一出版，欧洲就有50多家剧场筹备上演，在它出版刚刚一年的时候，它就放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由此大约可见其传播之快。而鲁迅先生忍不住引用此剧文字，也可见他感触至深。
《爱与死的搏斗》，故事发生在1794年3月，雅各宾专政后期的巴黎。主人公库尔跋齐是一位议员，他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他的妻子，因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也是她的情人，而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通知他说，委员会命他公开表态支持通缉令，否则将被处以死刑。这遭到了库尔跋齐断然拒绝。加尔便给他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
加尔说，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有感于“几个论客”，责怪“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先生说，假如一个民族，眼看着政府滥杀无辜，却不再感到“死尸的沉重”，不谴责杀人者，反而怪罪死者自己寻死，那就不免与罪恶一同沦灭。
读这样的文字，我能够感受到先生深藏于心中的沉重的悲悯与哀痛。在爱与死的搏斗中，他呼唤“爱”，以对抗“死”。
可巧，也是在1926年，鲁迅先生写《死地》的时候，苏俄文艺总管卢那察尔斯基，也对罗曼。罗兰此剧发表了评论。他的立场，与鲁迅先生《死地》中的观点，截然不同。
罗曼。罗兰毫不讳言，他写此剧，一半也是激于苏俄的一党专制，宛如雅各宾恐怖专政重现。在《爱与死的搏斗》序言中，他说：“一七九三年的飓风还在人间盘旋。我们听见邻近的森林嚓嚓作响。……我们半神半人、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显身，比往昔还要激动人心。”他希望苏俄的革命者，从雅各宾派滥杀无辜中，吸取血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然而，莫斯科的专制者们，却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雅各宾专政。列宁在《论人民公敌》一文中，肯定雅各宾派“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祇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二十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自然不会是正面的。它一开头就用堂吉呵德来形容罗曼。罗兰，“我觉得，用堂吉呵德的特点来形容这个同革命实际发生冲突的现代理想主义者，是确切的。” 对于罗曼。罗兰所宣扬的所谓的“无阶级的爱”，部长同志表示了极大的蔑视，称罗曼。罗兰和他剧中主人公库尔跋齐是“道地的庸人思想家”，因为他们“被流血吓破了胆”，不过“祇有一时半刻的生命而已”。罗曼。罗兰“给他那博学的羊羔库尔跋齐，披上种种英雄主义和殉道者精神的宗教外衣，从而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现实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
在评论后半，我们的部长大人还特别把他自己的大作，《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拿出来作对比，说，《爱》剧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那些原先被它忽视了的读者去注意它”。在他眼里，《解放了的堂吉呵德》，正是对抗《爱》剧的锐利武器。我们知道，部长大人的这部戏剧，鼓吹的是阶级仇恨，宣扬的是“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大”。它轻于杀人，而不再能感觉到“尸体的沉重”。在爱与死的搏斗中，它轻于“死”，而贬斥“爱”。
到了1933年，鲁迅先生写《“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后记》，几乎全盘接受了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的立场，对当年的罗曼。罗兰很不以为然了。
从1926到1933年，不过短短7年，从感叹“尸体过于沉重”，到主张“为着自由去杀人”，如此之大的思想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我很想弄清楚这问题的答案。读着鲁迅先生那几篇支持苏俄残暴专制的文章，当年农舍昏黄灯光下的另外几行文字，一再固执地出现在我脑海中：……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79年前，北京执政府前的流血与死亡，没有带来后人的“生”，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扬的仇恨哲学，最终压倒了“爱”。
16年前在长安街，我又见到了“死”，我的衣襟上，曾经溅着同学们的血迹。这一次，我不愿意鲜血和尸体，再度成为“一同沦灭的东西”；我不愿意“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灵，再度被仇恨哲学所屠杀。
有爱，才有生命……
这是《爱与死的搏斗》中的一句话，但愿我们能牢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