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轮回的历史记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书札记

（北京）张耀傑


    2004年秋冬之交，我和张宏傑偶遇於大洋彼岸的美国，相互之间并没有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单就我自己来说，真正喜欢上张宏傑，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的事情。透过对於大明王朝谜一般的七张面孔的点亮揭穿，张宏傑既让我读懂了整个大明王朝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他的理性智慧和人文情怀。


朱元璋的阴魂不散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第一张也是最大的一张面孔，是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是大明王朝的灵魂所在，同时也是中国人治权术的集大成者。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其实就是朱元璋阴魂不散的历史。用张宏傑的话说，朱元璋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用农民式的精明、周密和愚昧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监狱式的帝国。这个监狱不但关住了老百姓，也关住了官僚，甚至还关住了他的直系子孙.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似乎还没有从他缔造的精神监狱中完全解脱出来。”

    朱元璋出生於安徽省凤阳县赵府村，小名重八，童年时代一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十六岁那年，一场乾旱断送了他的父母和家人的生命，他从此由本分的农民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游民即流氓无产者。参加农民起义后，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秘诀，成就了他的一代霸业.西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已经成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依然凭着对於传统帝王之术的超凡悟性和战争年代凝固下来的惯性思维驾驭臣民。在这个方面，与他一脉相承并且青出於蓝的，是毛泽东：“他用战争方式来搞经济，用大会战的方式来‘大炼钢铁’。……一遇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风吹草动，他就大搞三线建设，强调‘深挖洞，广积粮’。”

    如今的国人，常常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归功於或归咎於异域的苏联。而在事实上，600多年前的朱元璋，已经初步尝试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朱元璋稳定专制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一致的产权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他在洪武元年下达的一份诏书中规定：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的田地，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田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随后，他先通过“徙富室以实京师”的强迫移民，把江南富豪迁到首都应天即南京周边；再通过发动普通农户诬陷地主老财来均贫富和充实国库。接下来，他又通过更大规模的强制移民，人为制造了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化和平面化。其中被集中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是被捆绑起来押解上路的。他们连小便都要报告官军前来松绑，民间口语中把上厕所说成是“解手”，就是由此而来。

    与此相配套，生性苛细的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极其简单粗暴的计划经济。他在洪武元年下达的诏书中说：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这与毛泽东时代不准私自栽种经济作物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表面上似乎相反，实质上却完全一致。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社员从事集体劳动，所要听从的是生产队长的敲钟声。伟大领袖毛泽东所发佈的最高指示，要组织民众集中传达并且要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示热烈拥护.这些事情，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尝试过，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朱元璋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上谕一道，由顺天府发往全国各地。在他的《教民榜文》中明确规定：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人口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精密控制，朱元璋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凡是出门到百里之外的人，必须到官府开具“路引”即“介绍信”，私自出门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用张宏傑的话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祇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与毛泽东

    按照张宏傑的理解，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地产生於契约关系.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换言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点，就在於依据契约关系把公共权力连同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装进一个程式正义优先的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之中。而中国社会的亘古铁律，却是颠倒轮回地利用恐怖杀戮手段，把国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予以最大限度地共产剥夺和封杀牢笼.在这个方面，朱元璋和毛泽东的表现最为完全彻底也最为登峰造极. 1949年之前，吴晗到西柏坡拜见毛泽东，毛当面指出，吴晗对於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正是为了巩固政权，朱元璋和毛泽东都致力於把国人装成天罗地网般的牢笼之中，他们自己所扮演的，则是唯我独尊的主宰者和大救星的角色。为了让天下人明白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和大救星，朱元璋在《大诰》里反复强调：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人，更是一日三餐都要到请示台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白，自己碗里不足以充饥的稀饭，并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毛主席的恩赐.正是基於大救星、救世主的独裁意识，当自己的绝对权力遭遇挑战或者难以为继的时候，朱元璋和毛泽东都会採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於挑动群众斗官员的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地位。太阳底下无新事，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朱元璋晚年的“学《大诰》运动”的升级版。

    所谓《大诰》，就是经朱元璋一手制造的一系列血淋淋的人间惨案的案例彙编，远没有毛泽东经过秀才秘书反复修改的“红宝书”来得精緻.所谓“学《大诰》运动”，就是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的运动。

    朱元璋与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把道德与法律区分明白。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下达诏书，明确规定自己编写的《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第二年，他又下令，自己的《大诰》和《大诰续编》，是“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

    针对当时大面积的社会腐败，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表示说：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则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都是贪官污吏，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还没有见到一名官员肯替民做主，希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见义勇为的豪傑们，帮助我治理地方。

    经过朱元璋的一再煽动，各地民众纷纷响应。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杀人。有些官衙里的官员被杀得太多，他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徙流办事”的办法，让一些官员带着镣铐回公堂办公。然而，与毛泽东一样，朱元璋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吏治的清明和思想改造的成功，而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为继踵，治癒重而犯众愈多！”

    “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

    “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得当。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

    明明是自己在滥杀无辜和祸国殃民，朱元璋却偏偏把“奸顽”之类的罪名，嫁祸於人地推卸到遭受杀害的弱势者身上。罪魁祸首朱元璋和毛泽东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正确，就是靠着这种“虽神明亦将何如”的丧心病狂和强词夺理，来武装和包装起来的。

    “一言堂”和“一刀切”的绝对独裁，所导致的最后结局必然是“一风吹”的人亡政息。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他的长孙建文帝在《即位诏》中，公然取消了一直与《大明律》等量齐观的《大诰》：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祇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纲.被称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还没有入土，一度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被普通百姓送进茅房，撕扯下来擦屁股了。一度多多益善地挂在胸前的毛像章，也被扔进粪坑里化成了粪土。四十多年过去，如今的《毛主席语录》和毛像章，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古董。


大明王朝的不散幽灵

    大明王朝的专制统治，是从半文盲朱元璋的文理不通却又杀气腾腾的白话文入手的。巧之又巧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直接源头，竟然是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杂志提倡的白话文。《新青年》所要挑战的第一目标，却偏偏是在朱元璋手中被格式化的专门用於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老到纯熟地运用白话文做宣传文章的毛泽东，反而是霸气十足的帝王诗词和帝王权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的纠缠不清和颠倒轮回，於此即可见出一斑。

    比起朱元璋唯我独尊的阴魂不散，《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的，是被当作道德楷模的清官海瑞。在《海瑞：偏执症患者》中，张宏傑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清官是中国贪渎文化制造出的一种病态文化现象。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障碍.”

    发生在海瑞身上的最为奇特的一幕是这样的：他在着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中，一方面直斥嘉靖皇帝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一方面又真诚希望这位屠夫皇帝振作精神，转眼之间打造出一个太平盛世。嘉靖为此把海瑞打入监牢。如果不是嘉靖突然死掉，海瑞肯定是难逃一死。但是，海瑞在死牢里听说皇帝驾崩之后，竟然哭得死去活来。

    海瑞的极端表现，其实是传统儒士所常见的恋君情结的登峰造极.这种恋君情结放在孔子身上，就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放在屈原身上，就是把自己比作得不到皇帝眷顾的香草美人。在孟子眼中，另有更加形象也更加露骨的表白：“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天君则热中。”也就是说，读书人想得到皇帝眷顾的热情，与青春期男子想得到美女眷顾的热情那样强烈似火。海瑞就是抱着这样的热心走上仕途的，他所要表现出的是对於专制皇帝百分之百的赤胆忠心，对於他来说，连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没有意义的。於是，他所到之处，总是闹得鸡犬不宁、天怒人怨。

    在公共领域如此，在家庭私情中，海瑞也依然如此。他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进行男女授受不亲的僵化教育。有一天，看到五岁的女儿在吃饼，就问是谁给的。女儿回答是家里未成年的男仆人给的，海瑞便怒斥道：你去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他的女儿竟然倔强地饿死了自己。海瑞先后娶了九个女人为妻为妾，每一个都不能够与他和睦相处，她们要么是被赶出家门，要么是被逼致死。

    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对於海瑞的评价是：“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祇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意思是说，海瑞祇能享受名誉性的尊重而不能掌实权办实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几乎丧失了正常人性的清官酷吏，迄今为止依然是国人中的精神偶像和民族希望，以至於前任总理朱鎔基公开表白自己要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充当一个留名青史的所谓“清官”。大明王朝的不散幽灵的流毒深广，由此可知。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中国历史的另一铁律。与朱元璋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张献忠，就是“为寇”的代表。无论是“为王”还是“为寇”，在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破坏性方面，朱元璋和张献忠又是完全一致的。用张宏傑的话说：“中国历史上数千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回圈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祇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与朱元璋以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自居高度一致，张献忠乾脆把替天行道改写成为替天杀人。他曾经命人在一处碑文中写道：“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在成都屠城的时候，突然间雷声大作。张献忠为此愤怒地指着冥冥之中的老天爷发泄说：当初是你放我下界杀人的，如今你怎么又用雷来恐吓我呀？！张宏傑为此写下了他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

    在《吴三桂：无处收留》中，张宏傑借着这名引狼入室的叛将，对於大明王朝阴魂不散的灵魂奴役和精神控制，进行了一针见血的人文反思：“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庭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於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祇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张宏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位既有经济头脑更有理性智慧、既有宇宙意识更有人文情怀的博学通达之人。丁东先生说张宏傑有意进入专家学者的序列从事专门研究，我倒是希望有某个在中国发展的国际性财团能够慧眼识才，聘请张宏傑去担当一名直接参与最高决策的高级顾问，以便充分发挥他通今博古的理性智慧及政治智慧。

    对於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来说，通过阅读和反思张宏傑笔下既活灵活现又颠倒轮回的历史记忆，中国历史的过去与将来、症结与出路，其实已经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