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看社会起落
——2006年6月17日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上的演讲
（四川）杨雨
范美忠（主持人）：
今天杨雨讲的是流行音乐和社会变迁这个题目，关于这个题目让我来主持还真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对音乐是没有多少了解的，我就大致说一下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看法。象解放前三十年代的状态，中国这种作为一种私人情感表达的流行的歌曲，是一些毛毛雨这样的歌曲。还有周旋的那些歌。但是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就进入了一个颂歌时代。就象穆旦说的，很多人都在写着颂歌，但我给自己写下葬歌。还有象何其芳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歌者和诗人都停止了歌唱，被意识形态政治化的歌唱遮蔽了思想和灵魂的痛苦。没有了真正地情感的愤怒的表达，那么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从港台引进了很多用意识形态说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软化了三十当中我们这个因为政治斗争批判哲学而坚硬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心灵。在那个时候，说到摇滚和崔健，还有张楚和窦唯，何勇这些人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他们的歌表达了愤怒、痛苦和迷茫。再说到崔健他的国学可以到北大哲学系去当老师，在当代诗歌史上，如果把他的歌词看成诗歌，也可以把他视为下当代诗人。而他也可以说是中国摇滚的教父。而张楚也是非常有才华的摇滚歌曲诗人，但对他们的歌我确实是不太清楚，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下面就由对中国摇滚和国外摇滚都很有研究的杨雨先生讲演。请大家欢迎。（鼓掌）
杨雨（主讲人）：
在今天读书会开始之前，我首先要送一首歌给今天前来参加这个讲座的国保警察朋友。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别来纠缠我”，它是音乐人窦唯在一九八八年写的。其中表达了一些当时警务人员的不良状况。但时过十几年了，我们成都的警务人员已经没有了歌中所唱的一些状况。我们成都公安搞宣传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写一首歌来反批判它们。这也是学术界所通行的一个普遍原则。对于成都有关方面能以理性、平等交流的态度来倾听我们民间的声音，我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窦唯的“别来纠缠我”：
别来纠缠我（窦唯）
我不想对你再说些什么
现在是气愤的我
你已是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
变成讨厌的颜色
把你自己那份该做的工作
做得比别人出色
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
你我是平等你我
你别来纠缠我
你别让我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
我不想再多说
难道你说话偏要如此的蛮横
这是哪里的规则
也许你该去真正学学礼貌功课
别让人开口谴责
你别来纠缠我
我不想替你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
我不想再多说
你别来纠缠我别来管我
我不想再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
我不想再多说
好，现在书归正传，我先解题，今天的讲演题目是“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看社会的起落”。那么我这里所指的流行并不是指流行于官方媒体的一些音乐，而是指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一些音乐。所以有必要在这里作出一点澄清。正如刚才范美忠先生所讲的，四九年建政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流行音乐这个概念。所有的音乐都是属于歌德派，统一的高、快、响的旋律，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个人崇拜，国人的文化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过了几十年，至改革开放以来邓丽君以她特有的软绵绵的歌声征服了大江南北的国人。把那些伟、光、正的歌曲一夜之间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与此同时，文学界出现了以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朔的《空中小姐》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一系列伤痕文学的作品，但国内的民间音乐还没有出现端倪。一直到一九八六年，崔健吼出了《一无所有》，国内的民间流行音乐才算刚刚开了一个头。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必要探寻一下这个《一无所有》为什么能在国内流行起来的原因。七六年文革结束，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把国人从精神的墓穴中拉了出来。胡耀邦上台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开始苏醒，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忙于控诉、哭泣和怒吼。文革的罪行并不就是官方所揪出来的“四人帮”，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学者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已经指出，“积难重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何等到的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胡耀邦、赵紫阳在五十年的历史上都不见了，甚至于连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都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就祇有谎言。然而根据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实事求是的原则。由于毛泽东背离了他自己曾经同意的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路线，也背离了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者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原则，这一切正是毛泽东欣赏人上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造成的，也是从共产国际和苏联那里学来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和领导制度的严重缺陷发生错误的作用，所以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伤害，文化伤害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弥合。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在精神上基本上是属于一片空白，财富上也是一无所有，所以崔健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吼出了《一无所有》正好迎合了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很快就风靡了全国。很多人以为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他的第一首作品，但实际不是，崔健在接触西方音乐以前写出的作品是《艰难行》和《我爱我的吉它》。在《艰难行》这首作品里面他写到：虽然一步不能飞，但是一步不能退，大海你咆哮吧，狂风你怒吼吧，你们不过是我们的启程典礼，光阴你莫如流水，理想你莫要成灰……在今天看来这些歌确实有点幼稚，也有点唐吉呵德的味道，但这恰恰就证明了崔健并没有被中国的酱缸文化所浸泡，但是我想崔健还是可能喝过一些狼奶的。一九八五年，崔健录制了他的第一盒磁带，“梦中的倾诉”，其中就有《艰难行》这首歌，他第二盒录音带是八六年的上半年完成的，名为“新潮”，其中大部分歌词是黄小茂所写的。大家最熟悉的那一首可能就是《浪子归》了，“又推开这扇蓠芭小门，今天我归回，不见妈妈往日泪水，不认我小妹妹，昨天我藏着十二个心愿，一百次的忏悔，今天我回到她的身旁却羞愧难张嘴。这就是崔健接触西方音乐之前写出来的作品。不久之后崔健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摇滚乐作品《不是我不明白》，以提问的方式向这个社会发出了一系列的拷问，“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什么是未来，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醒什么是未来，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部明白，我突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这首作品写出来以后不久，崔健才写出来他那首《一无所有》，但是我今天并不想播放《一无所有》，因为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符，现在我们至少有了这个读书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从头再来》，“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那么这个“我”到底指的是谁呢？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文化，还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芸芸众生，诗无达诂，还是各人慢慢理解。著名作曲家、文革受害者王西磷就对崔健说过“我多么想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倾听《从头再来》：
歌词：从头再来（崔健）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做这世界唯我独在
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墻
我装做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
啦啦啦……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那烟盒中的云彩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
我越来越会装做我什么都不明白
啦啦啦……
我难以离开我难以存在
我难以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看看前后左右看看男女老少
看看我那到了头的金光大道
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害臊
感觉不到自己想还是不想知道
啦啦啦……
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出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河殇》的出现。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思想大解放，言论大自由的时期，《河殇》的出现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激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忧患意识。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而臣民心理祇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那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批判。他们的才华也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灵魂可能被阉割，他们的脊梁可能被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就在他们手上，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在黄土地上的也是他们。以上引自《河殇》的片段。但是历史却一次又一次把中国知识分子玩弄于掌股之中，四九年建政以来，各种运动就没有停过。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展批判。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对梁漱冥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七年五十五万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对马寅 初人口论的批判，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伤痕美术在国内也是风靡一时，作家摩罗在《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一文中指出：如果一个知识者强大到不是被恐惧与耻辱所压垮，而是能够消化它们超越它们，那么他就有足够的力度写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精神悲剧，生命悲剧，文化悲剧。在中国民间音乐界，崔健的《一块红布》就是一首具有悲剧意识的歌曲，“我不能走也不能哭，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经不住悲剧的打击，却把悲剧化为喜剧的方法。于是红事可变白事，白事可变红事，变来变去，一切丧事都在喜事，把一个伟大的民族，变成 衰 败不堪的民族……”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一书里面所说的。那么，现在就请大家欣赏《一块红布》
一块红布（崔健）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象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在我继续我下面的话题之前，我要把时间拉回五六十年代的美国。1963年8月28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和平示威，在林肯纪念塔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那段著名的演讲：
“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以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将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州。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音乐舞台上，音乐人鲍勃·迪伦正在演唱那首著名的民权运动的圣歌《答案在风中飘》;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 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 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靠着
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 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 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
那里 无 是唯一的数据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鲍勃·迪伦皈依了基督教，七十年代末，他的两张专辑——《慢车开来》和《挽救》都带有强烈的基督教音乐色彩。
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在中国又能不能找到相似的民权运动的歌曲呢？有。大家一定还记得到从2003年大陆开始的维权运动，其中在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太石村事件。相关的纪录片在座的大部分朋友也看了。以太石村事件为背景，国内的文化人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流行摇滚——2005》，词曲作者不详，演唱者不详，它是这样写的：
广州有个新区叫番禺
番禺有个村庄惊动了政府
村里的百姓要罢免村官
男女老少学起了法律
民政局来人核实了签名
鱼窝头来人指导了选举
公安局来人抓走了闹事的
《番禺日报》说那是非法少数
政府、政府，为人民服务
人民、人民，有多少疾苦
谁是你的衣食父母
谁是你的衣食父母
实际上在崔健的《解决》这张专辑中，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影子：“我手中的吉它象一把刀子，它要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我身上的权利就象一把刀子，要牢牢插进这块土地。”但富有戏剧性的是那印刷厂在出磁带的时候，偏偏在印的歌词上漏掉了这一首。这个看似低级的错误到底是谁犯的？我还是“祇有装做这肩上没有了脑袋”。
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美是自由的象征”。但“自由”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大地上，“不过不是监狱”哪个晓得“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前几年，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的民间组织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也去参加过好几次。什么抗议政府加税的，环保的，反战的，令我想不到的是，人家的游行示威活动秩序相当好。我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说明一点，自由不可怕，它就象我们平时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谈的下一个人物：张楚和崔健不同，张楚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个体命运的反思：“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就是死亡……
西出阳关（张楚）
我坐在土地上 我看着老树上
树已经老得没有模样
我走在古道上 古道很凄凉 没有人来
也没有人往
我不能回头望 城市的灯光
一个人走虽然太慌张
我不能回头望 城市的灯光
一个人走虽然太慌张
我站在戈壁上 戈壁很宽广
现在没有水 有过去的河床
我爬到边墻上 边墻还很长
有人把画 刻在石头上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风吹来 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我站在戈壁上 戈壁很宽广
现在没有水 有过去的河床
我爬到边墻上 边墻还很长
有人把画 刻在石头上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风吹来 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审美是一种生命过程，以生命赌注来攫取艺术的美，才是可靠的。
可是，审美的生命过程凭藉什么赎回了人生的缺陷？艺术真的曾用名能够取代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使人安身于丑恶和虚妄之中？艺术需要光源，艺术旨在显示、象征神圣。没有神圣存在，艺术把握住的相对有什么意义？
本来，张楚还可以在他已有的水平上站得更高，但是经过89年的文化断裂以后。张楚一转身，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社会的“细节”。“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钱不少也不会去做到老，在一种时候她会真的感到伤心，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日常生活中不被我们注意的一些小事，到了张楚那儿，立即变得明亮起来。
到了《光明大道》这儿，张楚则显示了他的迷茫和决心，但还是不动声色的：“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他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青春含在你的嘴里，幸福写在我的背上，尽管不能心花怒放，别沮丧，就当我们祇是去送葬。”在这里“送葬”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为我们这个社会送葬，还是为腐朽的文化去送葬？正是在这种不温不火的叙述当中，张楚对我们的信息，对整个文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这里我祇提出问题，不作结论。
“众生平等”也是张楚歌曲表现的主题之一。“天底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自己，晴天下雨我就心怀感激，朋友来了请他吃块西瓜皮，仇人来了就冲他打个喷嚏。”这就是张楚式的“宽容”。不温不火，不卑不亢。这种姿态对于现在浮燥不安的文化界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充满了欲望的社会来说，这种精神润滑剂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灵魂，这又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音乐人也好，如果他的作品没有起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作品对整个社会而言，对文化界而言，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灵魂的问题，终极价值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化人所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下面请听张楚的——“赵小姐”“光明大道”“蚂蚁”
赵小姐（张楚）
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
她的名字不猜你就知道
你可以叫她赵莉赵小莉赵莉莉
她还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在这里她能吃到东西还能休息
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可以去对一个男人撒骄
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
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
在一种时候她会赵的感到伤心
就是别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
她想她的脸是可以赞美的
她还有够风韵够女人的脾气
她的未来应该有浪漫和诗意
男人会暗中念着自己
在懂手段的男人面前她会沉不住气
她知道这太危险她会吃亏的
最后她的纯洁战胜了好奇
她决定祇上街买点儿便宜的东西
光明大道（张楚）
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他们老了
你想表现自己吧
太阳照到你的肩上
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你还新鲜他们熟了
你担扰你的童贞吧
青春含在你的眼睛
幸福写在我背上
尽管不能心花怒放
嘿嘿嘿别沮丧
就当我们祇是去送葬
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他们老了
你想表现自己吧
太阳照到你的肩上
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你还新鲜他们熟了
你担扰你的童贞吧
我们穿着新棉袄
天空树林和沙洲
jerry
挺起了胸膛向前走
嘿嘿嘿别害臊
前面是光明的大道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赵本山现象”和“余秋雨现象”。在一个普世价值被功利主义所消解，自由精神被末世心态所玩弄的时代，“二手玫瑰”乐队的出现无疑是给走向没落的文化界、音乐界打了一剂“强心针”。
当许多曾经先锋过的乐队和音乐人纷纷退回到大众中间，分享着雅俗合流所带来的实惠和快感的时候，“二手玫瑰”却义无反顾地继续探索前行。八十年代，崔健唱出了那一代的困惑和精神状况，九十年代的张楚不动声色的证明了青春不再，激情不再，强调的是“众生平等”“回归自我”。那么，产生于新世纪的“二手玫瑰”乐队则瞄准当代人的心脏——“说话”，“理想”这两大主题展开了有条不紊的探索。
我注意到在他们的歌词中多次出现了“说话”“理想”“追求”等词语，“二手玫瑰”表达的是由于理想缺失从而导致了众人的“失语”。“从前的理想看来挺可怕，爱情能当饭吃会更伟大，为了能有个新鲜的明天，你再也听不懂你说的是啥”《采花》。是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遥远的，特别是在这个特定时空的“中国”。当大多数的现代人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我们的理想，它往哪儿开，往幼儿员里面开。”“我们的爱情，它往哪儿开，往电视台里面开。”（《火车快开》）这是一个理想缺失，感情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贫乏的时代，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愚昧并不为科学，技术，现代性，进步等让路，恰恰相反，他正随着进步一道成长，我们面临的不是无知，而是麻木无感觉。那些那些纯理性的观念被大众传媒增值，从而造成的巨大的力量，将碾碎一切感性，进而取消人类文明的特质。”
“你一定是学会了新的卖弄啊，要不哪会那么的招人喜欢，可是你还是成了一个哑巴，神神叨叨的说着一些废话。”作家刘震云在他的新着《一腔废话》中就揭示了“废话”的涵义：人是需要言说的，但言说的必是废话，因为言说的主体已被撕碎，言说者已非表达者。这也正如拉康所说的“人是说话的主体而非表达的主体”。
“看那艺术象个天生的哑巴，不会说话，它必须找到新的位置说话”。（《伎俩》）这里“二手玫瑰用”用了“位置”这个意味深长的词语。我的理解为“规则”。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人都在一个规则中言说，因而祇能是角色的表演，而非自我主体意识的独白。学者钱理群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精辟的论述：“所以中国的语言都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它是自行扩张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一般的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中国的语言不受思想的制约：一般说语言要变成实际，而中国的语言也不受实际制约，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的“自由行动”，所以中国成为“游戏的文字国”。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二手玫瑰”又借用“说话”这一主题，揭示了人生即表演这一实质。“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国内的知识界就有必要重提自由主义。学者胡适曾鼓励人们大胆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把自己铸成武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把自己铸造了独立的人格，人们自然不会知足，不满足于现状。敢于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
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们从来不喜欢老百姓把自己看成象他们一样的人。也许再没有一个词象“人民”这个词那样频繁地被用来对付个人了。个人是具体的，有不同的思想和利益，而人民则是抽象的。个人能为自己说话，而人民祇能通过代表说话。个人很难在民主的大范围内受到保护……否定个人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也被架空了。在捍卫抽象的“人民权利”时，个人的利益就被抽象掉了，而具体的权力就落入了独裁者的手中。
因此，自由主义能够成为多元化的话语空间中的一员，对整个社会来说，乃是善莫大焉。但愿，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声中，历史不要再继续捉弄中国的文化人了。
好，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下面的时间请大家自由发言，讨论。
王怡：（待补）
徐强：补充一下杨先生没有讲到的几个国内有影响的个人以及乐队：
第一是何勇，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是中国朋克音乐的开端。美国导演卡玛把何勇的主要作品《垃圾场》做为其纪录片《天安门》的结尾。在这首歌里何勇唱到："我们生活的世界，都是一个垃圾场，人们都像虫子一样，在这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80年代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同时，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进一步的突现。何勇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却没能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祇能转而对过去进行怀念。在《钟鼓楼》里伴着三弦儿和笛子，他唱到：" 钟鼓楼 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如同杨先生提到的《河殇》所讲的那样， 80年代的文化界就以这种对古老文明的推崇和怀念来消极的抵御外来文明的影响。
第二个是痛苦的信仰乐队，没什么好评论的，关于他们的现场感觉是多么多么的好，技术是多么多么的棒，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评论。看看他们的歌词就够了：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想去对这歌功颂德的时代，给一即响亮的耳光或是，泼一瓢冷水，因为我讨厌那些赞同的附和声，数千年来的奴颜卑膝教育的你是否进化了，社会真的是在繁荣吗？还祇是祇表面容光的壳子。几千年的文明沉淀着，炎黄子孙的耻辱史，昨日的创痛不应再延续，是谁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这是个问题》）进入 90年代，有社会批判性质的摇滚乐很多，但是有政治批判的摇滚乐却少之又少。痛苦的信仰就是屈指可数之一。
如果说痛苦的信仰乐队所唱出的东西，还有机会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还在共产党的接受范围之内，那么前年因为在台湾唱《独立革命》而流亡海外的盘古乐队所表达的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党的承受能力了。一个坐了几十年江山的政党却害怕一支乐队，那这个江山也坐得太没安全感了！无论对盘古有多少争论，盘古一直作为一个反叛者甚至是破坏者存在着，他们对中国摇滚和 80后一代的青年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很多人在批评盘古祇会破坏没有建设，有时候破坏者比建设者更需要勇气，谁说破坏者就必须是建设者？听听他们的《独立革命》： 就算我们独立一分钟，也比不独立要好。就算我们独立一秒钟，也比不独立要好。就算我们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比被压迫要好。就算我们要为独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比被奴役要好。
如同高晓松所说：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代，那时候写一首诗，比现在唱红一首歌收到的卡片还多。可是我们这些在 9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扭曲的价值观的教育下，我们已经变得畸形了。听听朴树怎么唱的：新的游戏，新的面具，新的规矩，学习。蓝天白云，星光虫鸣，还有真理，多余。别多问，别当真，别乱猜，我没有答案。快乐是吗？悲伤是吗？没有办法，就祝咱们都小康吧！
（录音整理：黄维才。后面的讨论内容因录音丢失无法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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