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山上的誓言——追随少年赫尔岑的脚踪

（北京）余 杰


    分开这密林！疯狂地度过这一天。

    这是人间的正午。你的眼睛在看着哪里？

    你看，思想的高处卷起白色的浪沫，那是啄木鸟、雨云和松果，是热气和松针。

    ——帕斯捷尔纳克《麻雀山》
    
    

    在莫斯科，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克里姆林宫、红场和阿尔巴特大街，而是麻雀山。

    麻雀山其实算不上一座“山”，它祇是莫斯科城里的一块高地而已，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就座落在麻雀山上。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文化和学术的圣殿，其地位宛如北大之于中国，俄罗斯人重视教育，即便在严酷的斯大林时代也没有忽视对教育的投资，莫斯科大学也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迁移到了这块风水宝地。站在麻雀山观景台上，正对着的是莫斯科城辉煌的景色——基辅火车站的灰砖、新圣母修道院的金顶以及庞大的奥运会主赛场卢日尼基体育场尽收眼底。背对着的则是莫斯科大学宏伟的主楼，它是当年莫斯科的七大建筑中尺寸最大的一栋，高达240米，共33层，有3万多间房间。有人计算，如果一个人一天住一间，一辈子也住不完。

    麻雀山没有中国的五岳的壮丽与险峻，我来这里并不是为欣赏莫斯科大学的景色，也不是为观摩那些在观景台举行婚礼的新人。我与麻雀山有一段特别的因缘，始于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巨著《往事与回想》。我还记得自己在大学宿舍里挑灯夜读《往事与随想》时的情景：窗户外面飘起了鹅毛大雪，那是我到北京所经历的第一场大雪。在温暖的被窝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以下的文字——那是赫尔岑对少年时代款款深情的回忆，两个十四岁的孩子，赫尔岑与奥加辽夫，一起来到麻雀山上，立下了一个一生的誓言并相互结成了一生的同盟：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26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当亚历山大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夜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的使者夜战的证据。

    这不仅是两个孩子的成年礼，而且奏响了一个专制王朝的丧钟。蚂蚁是可以挑战大象的，革命的车轮从此时此刻便已经发动了。当年，麻雀山的得名是因为山上麻雀很多。后来，夺取政权之后的苏维埃当局，硬是将麻雀山改名为“列宁山”——改名运动是新政权最喜欢玩弄的把戏之一，他们要抹去传统的记忆，让一切都“从零开始”。领袖们的名字覆盖了河流、城市和街道。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下令恢复了“麻雀山”的本名。变动与复归，历史似乎在这里给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这一切都与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赫尔岑在回忆录中写道，麻雀山是两个少年人朝圣的地点，他们每年都要去那里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正是在那段并不陡峭的山路上，赫尔岑开始了思想家的思想，奥加辽夫则开始辽诗人的创作。麻雀山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也成为他们反叛的开端。那个誓言是在沙皇处死十二月党人首领之后作出的——两个孩子的敏感的心灵不能接受这一切，尽管他们的父辈都是沙皇宠爱的大臣、都是家财万贯的贵族，他们在原有的体制下顺服的话完全可以拥有无比美好的前程，但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绝对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他们不能再容忍邪恶如此肆无忌惮存在，他们将至高无上的沙皇陛下看作罪恶的根源。这是一种彻底的、义无反顾的背叛。那天，阳光灿烂，礼炮响亮，沙皇在山下的皇家教堂中庆祝自己的胜利，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了，沙皇的权力保住了。当沙皇践踏着起义者的献血走向祭坛的时候，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却在麻雀山的山顶上，对着这个暴虐的世界发出了幼稚而坚定的誓言。

    那天晚上，我整夜都没有睡觉，我像被烈火包裹了一样。我重复着两个俄罗斯少年的誓言，因为我也曾作出过类似的誓言，那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我在梦中就经常来到异国他乡的、绿树环绕的麻雀山，我甚至以迟到者的名义加入到那两个孩子的同盟之中。如今，我真的来到了麻雀山上，来到了曾经留下过赫尔岑和奥加辽夫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两位单纯而固执的贵族少年到哪里去了呢？山顶是离天空和真理更近的地方，这大概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登上山才发布他最宝贵的训诫吧。然而，麻雀山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山顶”，而一片“山顶的平原”，难怪少年赫尔岑把这里当作“田野”。在习习凉风之中，在流浪艺人忧郁的手风琴曲子当中，在新人们纵情豪饮的酒香之中，我又想起了那两个少年的友情与爱恋，勇气与天才……身边凑过来几个卖邮票和套娃的商贩，用生硬的汉语向我兜售，这才又让我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意气风发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在林荫道上匆匆来去，目不斜视，他们就像我当年在未名湖畔那样骄傲。他们记得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曾经在这里发过誓言吗？

    麻雀山，其实我早已来过。对我来说，麻雀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它早已超脱了这一地理位置的局限，对赫尔岑与奥加辽夫来说更是如此。1833年，奥加辽夫在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开始的。”是的，路就在这里伸展，思想的光芒和诗歌的激情也在这里孕育。没有了麻雀山，能有以后的赫尔岑与奥加辽夫么？在信中，奥加辽夫继续写道：“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信息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此时，离两个少年第一次发下誓言的时候已过去了很多年，两个孩子早已步入了饱经风霜的中年。赫尔岑因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被沙皇的流放到远方，奥加辽夫则被迫返回乡下的庄园。为了实践麻雀山的誓言，他们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想，他们不会后悔的，因为我也正在经历这样的生活，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种愚拙的人，坚持认为为自己的誓言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是的，我必须承受，也愿意承受。光的使命就是指正黑暗，光与黑暗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光天然地就是黑暗的敌人，这就是来自麻雀山上的启示。

    山下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祇有麻雀山没有变化。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在布尔加科夫的巨著《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麻雀山因为美妙的文字而获得永生；在赫尔岑与奥加辽夫的誓言中，麻雀山因为担当了历史的见证人而不朽。有人说，赫尔岑和奥加辽夫选择的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确实，直到他们先后辞别人世的时候，沙皇制度看上去仍然稳如磐石。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选择的又是一场必将获胜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专制制度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它的根基是被两个孩子撬松的吗？

    麻雀山没有给我答案。而我保守着自己的誓言，满意地离开了。

    将来有一天，我还会再来的。

    （200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