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二元论阐释中国的困境

（法国）陈 彦


    今天看来，较之近代中西接触之初，中西文化之间交融和理解自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中西间的隔阂和相互理解的困难仍远不能说已经消除，有时甚至还表现得十分尖锐。不过，不同的时代，困难的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并不一样。目前在西方，随着中西距离的缩短，中西互动的加速，新的情况的出现，对中国的阐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解释近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何以能够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保持政治体制基本不变？或者如何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获得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中国离西方近了，中国的产品甚至威胁到西方的就业和市场，中国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东方神秘之国，但是“中国之迷”似乎仍然飘忽于重分析的西方人的脑际之上，徘徊不去。最近，法国知名汉学家于连教授的一些观点及其引起的相关争议，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国之迷”仍然难解的注脚。


当代中国经济腾飞之迷

    于连（Francois Jullien）是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教授，具有法国知识界绝无仅有的哲学家与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他在学术上游弋于希腊与中国的古典文化之间，时而能够冲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樊篱，提出诘问，开拓新的思想源泉。自1989年发表《过程或创造》一书后，于连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有影响力的新作问世。他的《平淡礼赞》，《迂回与进入》《建立道德》、《效率论》、《贤者非论》等书，从审美、推理、道德、效率、智慧等各概念领域反诘追问，既希望以中国思想模式颠覆西方哲学中不证自明之理，又企图更新西方知识界在上述领域的中国观。

    不过，于连并不属于那种仅仅潜心于古典书斋而不问当世的考据学者，他也寻求将其理论思考用于分析目前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于连在十二月初世界报二号周刊发表长篇访谈，企图回应“当代中国经济腾飞之迷”的挑战，从哲学、文化的高度来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因。于连治学的基础是一种中西二元论，他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当代中国的看法，常常引起争论，此次访谈就是一个例子。从该杂志后来发表的读者反应看来，于连的回应至少是不成功的。笔者按此次访谈及他在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论述，将其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三点：


“伟大的他者”

    对于西方世界说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他者”。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根基及其历史进程同西方迥异。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及其将来也不会同西方雷同。按照于连的解释，对于中国这种文化他者的特质认识不足既使得西方难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也是目前西方舆论误解中国现状的原因。

    从这一文化视角出发，于连提出对中国现象的一个总体判断：即中国文化的机制是以静制动，是无为而治，是顺其自然，是重实效而非目的。如果说西方文化追根溯源，追求终极目的，追求至高无上的真理的话，中国文化则崇尚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秩序井然等等。

    从这一总体哲学判断出发，于连不否认政治、社会层面的中国是专制的，皇权至上的历史事实。但他认为：那正是由于中国崇尚秩序、崇尚和谐的文化传统的题中应有之意。

    以上几点当然不能穷尽于连关于中国、中国文化的论述，但是，总体上说，于连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类型是不错的。这实际上也是西方知识界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但问题是于连将这一基本判断推得过远，以致于看不到中国文化近代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因而使其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具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偏向。仅就以上几点作逻辑推论，就会出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由于中国文化的“他者”特点，近代、现代中国也必然会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轨迹演变，那么问题是，近代以来西方科技如何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工业化，民族国家化，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化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如果说中国文化崇尚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社会、自然的和谐，不重短期效益的话，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环境污染，天灾人祸屡屡不断，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死刑人数甲天下呢？


摸着石头过河为那般？

    这些问题正是世界报周刊随后刊出的读者来信中所提出来的。一位名叫杜普雷的读者指出，于连是因为住贯了中国的五星级宾馆而看不见中国的现实？还是由于患上了慢性健忘症而忘记了中国政府曾经在89年枪杀自己的儿女？于连告诉读者中国并不追求短期的数字效应，然而今天的中国难道不是追求短期效应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吗？

    另一位署名努南的读者表示，于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不重目的，祇重实效，并且用摸着石头过河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立论，然而，问题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难道真的没有目的性吗？那么他要过河干什么呢？这位读者认为，于连所说的西方与中国的区别对于西方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可言，这无非是将西方或者中国内部的某些侧面夸大或者缩小而来的误导。而也许，于连自己正是要通过他自己对西方和中国的双重夸张来证实他自己的关于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理论。该读者表示，中国同西方肯定是存在诸多差别的，但也肯定不是于连所提出的这些差别。

    对于笔者说来，这些读者针对于连所提出的问题十分有意义，因为这充分显示了一般法国读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及其关于中国知识的增长。在关于中国的知识已经在西方相当普及的大背景下，局限于以简单的中西二元论的方式阐释中国已经难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