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理念的实践与人文精神的复兴——追忆马鹤凌先生

(比利时) 黄永森


一，从布鲁塞尔“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谈起

    1999年七月中旬，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第六届年会暨布鲁塞尔学术大会，来自欧美和两岸三地学者专家，以“文明融合与世界大同”为主题，进行了“中国统一与欧盟经验”（王鼎熹等），“世界文明整合”（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葛永光，吴琼恩等）与“中华经济圈”（郑竹园，庄岳）等相关课题的探讨论证与讨论。这是一次比较学术性的会议，是马鹤凌老先生致力于两岸整合与世界和平建设一系列会议的“第六届大会”。

    我作为适时居住在比国的一位大陆学子，经友人介绍全程参加了大会，从而认识了马老先生。有机会聆听了与会学者专家们的发言，阅读了相关论文资料，并参与了讨论。马老先生不愧是善做知青工作的老国民党志工，待大会论文集出版之际，邮来时还专门手书一封，谆谆教诲，鼓励晚生要“心力用在点子上”。

    这次会议主题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力，可以从一个事件的巧合来作推判：学术会议在比京布鲁塞尔7月7日至9日召开，在9日闭幕的当日，正是当时台湾执政党主席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发表“两岸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重要讲话之时。随后两岸关系急剧趋紧，大陆铺天盖地的大批“两国论”。结果两岸政治关系频临“冰点”，第二次北京“辜江会/辜汪会”刚热络起来的情势及其后续安排中的“台北辜汪会”，也就此没有了下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建构整合的“老一代人的梦！”，也就有成“了无踪影”之豫。接下来台湾发生了“政党轮替”，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寓于“政治理念”坚持拒绝大陆坚决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和平几乎更遥远和不可及了。

    今天，当我们回顾“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99年会议及其前后共10届年会时，可以获得那些启示？对于长期以来众多各类关联“和平建设”主题的会议及其相关论说著述的政治影响与社会效果，对其互相之间的关联及其是否形成“合力”问题等，究竟应该如何来评断？并由此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能够获得那些有益的启发呢？


  二，和平必须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追求

    在当前两岸关系所处于的复杂、诡诿与相当悖论的情势下，台湾各界关于“两岸和平促进法”立法正展开争议之时，“和平”议题再一次被突显出来。而且，台湾在这一波“和平主题”的探讨中，已经有中研院七院士提出“两岸和平论述共同申明”的具体主张，及其相关学者专家的响应和一些探讨研究成果的支持等等；而大陆政府方面在继与台湾中国国民党及泛蓝政党交流会谈达成诸多共识之后，籍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释放出“还原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抗日历史真象” 的善意，以及一些学者提及“需要新思维，可以思考重返1945年情势状态，来思考两岸中国整合重建的命题”，而民间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中华民国政治情结”和“复归可能性愿望” ，并在两岸政党交流新情势下被历史性“激活”等。应该如何来将“和平整合与建构”这一凝聚着历史血的教训和中国几代人的愿望心智与不懈追求的目标，真正转化成一种“新的和平理念和社会实践运动”，使“和平理念与原则”真正成为中国人新时代的信仰和努力，以及真正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致力于追求实现的神圣目标和伟大使命呢？

    在这样的背景情势下，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马老先生十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和平建设的理念与学术实践活动的理路，比较完整地了解和解析其和平理念主张的意涵和内容，可能对于当前台湾致力于两岸和平法立法活动及其推动两岸和平关系建构，都会有所启发。同时，值此马老先生不幸逝世之际，籍此表达我们的永恒的怀念与敬意。

    纵览马鹤凌先生筹组“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暨12个国家地区总会，及其先后召开的10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共计历经“14个寒署”。其宗旨即在发扬中华文化精神，和平整合两岸，开创世界华人和平建设新世纪，推动世界文明融合与共进世界大同。用马老的话说，就是要以历史的、哲学的、现代科学的、世界性的理念观点和方法，来弘扬中华文明精神与继承中山思想理念主张，实现中华一统开万世太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的新世纪。客观公正的说，马老这些主张是迄今论述两岸中国关系建构与整合发展主题的各种观点主张中，具有前瞻性和理念哲思性及世界性意义的较为系统的“理念与构想”。经过了长期的多学科众多学者专家的反复论证探讨，经过台湾上下各个政党与政府及两岸一定程度的沟通交流，形成一个多方位多角度多领域广泛视野下，对两岸和平及其中华振兴主题的完整系统地论述势向与基本地理念体系架构。其中，尤以“中国现代化均衡发展”（马鹤凌）主张，“大中华经济圈”（郑竹园）构想与论述，和“中华国协”（陶百川）构想与论述，及其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当代功能意义论述等等，较为突出。（详见马鹤凌先生主编的《文明融合与世界大同——开创华人和平建设世纪的理念与构想》一书，台湾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３月出版）。

    其次，马老先生作为有着坚定孙文理念的国民党老人，突出强调中山理念精神在整合两岸中国中的作用与意义：他称中山先生不但学贯中西，有坚定的现代宪政自由民主的理念和系统的中国和平建设的思想主张；既是一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天下为公”与主张和追求“世界大同”的世界主义者；同时，又是唯一能为当代两岸和世界华人接受的几近完美的中国政治历史人物。所以，他自许是秉持着“超然公正立场”、“理性开明主张”与“民主科学态度”提出“两岸和平整合、文明融合世界”的“世界永久和平建构”理想的！并且，经过14年来不懈的组织推动和不无苦旨孤心的政治运作。应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与程度的成效。

    比较一下迄今学界政界众多关于“和平整合，共进大同”的理念论述与理论主张乃至实践推动来看，马老及其同仁们的努力是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意义的，为开世界华人新世纪具有奠基性的基础成效。若再将其提倡的“意旨与目标”与马列主义的共产革命与世界理想相较，孰是“正道”？自可立见分明。即使将其与现代发达的欧美国家学政法律界汗牛充栋的关于“冲突的研究与防范”、“和平的体系建构与发展”的理论方法加以比较。也可以感觉到其理念设计构想的独到之处，和富有中华人文主义现代精神的韵味和底蕴。

    我相信，祇要有更多专业化的有志于人类社会和平建构理想目标的志士仁人的共同与不懈的开拓努力。那么，具有中华人文主义现代精神的“世界和平建构论”，一定可以在马老们老一辈人努力的基础上，经过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努力，建构完成其当代理论与方法体系，并经过两岸整合的世纪性伟大实践而奠定完成。这在当今世界秩序与冲突情势混沌，处于一定程度“无序”而又找不到良策的时代，在中国处于经济迅速发展而自身却面临着诸多深层的社会国家危机，面临着政治制度与文明危机的难题之时，对中国人的当代和平文明的理念信仰建设与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发掘和法治民主化重建提升等，具有关键性意义和作用。而一个重要关键性难题：就在于两岸中国是否能够和怎样完成“和平整合”与当代文明共同体的建构。对此，马老所提倡的“超然公正”与“民主科学”理念精神，是超越当前两岸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对立乃至冲突危机情势，寻找到正确的即能够包容双方歧见又能有效实现整合建构的道路。不仅是对两岸中华的和平发展与当代文明的整体建构，也必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与发展，具有同样非凡的贡献与意义。


三，两岸和平区域或当代文明共同体的整合建构

    最近，台湾中研院劳思光、于宗先、林毓生、胡佛、张玉法、黄彰健、杨国枢七位著名院士等，发表“两岸和平论述──和平中国运动的起点” 共同宣言，强调提出两岸政府应该将“和平原则”作为“最高原则”来对待与坚持；呼吁推动“和平中国运动” （联合早报网讯，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十月二十四报道）；无疑是正确中肯并将能为两岸人民所接受的有力倡议。因为，它是在相较目前两岸为“一个中国”争议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分歧基础上，试图提出和建构一个新的超越分歧与政治对立的“至上性原则”，从而为两岸政治危机与现实困境的化解指示出一条路径。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对“和平”概念究竟是如何定义的。换言之，我们追求的“和平”，仅仅祇是“维持现状”吗？仅仅“维持现状”的短暂和平，实际上是可能持久的吗？如何消除与防范两岸冲突的发生和确保和平的长期维持与发展呢？等等。所以，从这一角度比较而言，马鹤凌老先生们的主张，是在一种大格局和世界视野境域中全盘考量而得出的，赋有远见的理念：即两岸和平建构与发展，是而且必须是在终极意义上的“永久和平的建构”目标。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自古就没有“无条件的和平”存在。真正的“和平与安全”是由许多条件来维系与保证的。而且，其中许多条件都是处于“不确定状态”，都是处在“不确定的动态平衡”之中的，祇要处于“动态的并非确定关系的平衡条件改变”，那么和平也就可能被打破，而进入混乱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全面战争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有“永久和平的愿望和理想”，而迄今没有找寻到实现“永久和平”的途经和保障所在。所以，既然和平是由诸多条件来保证的，那么，和平的原则，就是一个“体系”，是由诸多不能危害总体关系的一系列“原则”构成的，或曰必须在基本关系明确和得以“确保”的原则基础上，和平及其长久发展才是“可欲的”。

    对此，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解析：一个是从人类迄今最为成功的国家及区域和平的长期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解析，来探讨“和平建构与发展”的当代经验，并找出其实现和平的根本路径及其理念方法的本质；其二，必须对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维系及其长期发展的本质趋向，进行真实有效的基本解析。以找出两岸和平建构与发展的可靠基础：两岸双方的政治与根本经济社会利益的底线，以及永久和平关系建构与维系发展的基础或共同底线与共识原则所在。

    1， 欧盟整合与“目的预设性建构”的当代和平整合模式

    先来看欧盟整合建构的原初情态，及其将“和平”与消除战争根源作为目标。从而实现一种被称为当代“目的预设性建构”的和平与整合模式。由于战后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主权领土纠纷，但却存在着关于资源（煤炭与钢铁）需求与潜在争夺的历史性战争根源。所以，为了消除这一根源，并采取共同体建构和实现当代“集体安全概念”与“体系／集团性维持和平”的方式等，才从早期的“煤钢联合体”开始，逐步向区域性市场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到货币一体化而后欧盟的形式发展的。另外还由于，欧盟的建构与发展，是在战后的冷战情势与世界两大集团对抗的背景下发展的。而欧洲国家安全防卫又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 北约”军事集团体系下维系的。所以，欧盟整合本身长时期都是以先经济后社会一体化整合为主线进行的。它的“安全与和平体制” 基本上是在另一套系统建构完成。

    所以，欧盟的经验在两岸关系中的借鉴，必须有一个关于和平关系与安全体系的“目的性预设建构”作为条件。换言之，就是必须先寻求一个确定与稳固的两岸关系模式或预先进行的“目的性预设建构”，以形成一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与体系目标。否则，没有这一基础或缺乏一个稳固的目标体系的支撑，和平与现状及其健康发展等，都可能为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条件”的变化而打破。

    那么，台海两岸关系建构发展中的“目的性预设建构”及其体系模式，究竟是甚么呢？或者说，在目前两岸关系状态下，由于存在尖锐的政治对立与政府政策分歧，以及其背后所存在的国际背景情势和集团势力的影响等。同时，台湾内部存在“追求台湾国家正常化”的政治意图与激进诉求。导致原本复杂的两岸关系更形处于“不确定状态”。由此，要确定一个能够保证两岸关系和平得以长期发展的“目标性预设体系”或目标模式，并非容易。或者说，由于两岸各自的目的与政治诉求的实质，存在着“一个中国”与“一边一国”的两个极端差异，而台湾目前多数民意主张和认同的“维持现状”，又是一个祇能在短期状态下坚持的，实际上并非是有效和有利于两岸关系长期和平发展的“终极性理性选择”。 所以，仅在此意义上说，这依然是实际上阻碍两岸和平关系长期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跳出这一“不确定状态”的束缚及其造成的现实困境，必须从两岸关系建构发展的本质与基础上，来探讨能够包容整合两岸政治诉求分歧，而又能有利于长期和平建构发展的“和平体系”（PEACE BULDING）与“模式”（MODEL）。

    2，两岸和平中立区构想

    拙文《论现代宪政体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建构——兼论中国国民党改革与台湾 “现代政党制度” 建构的意义（一个远距离外部视角的透析） 》引论中提出：“两岸政党政治（含政府）交流可以循两条径路开展：一是回复抗战胜利后多党政治协商，共商中华民国宪法与国家建构的那个”历史原点“，为未来两岸政治关系建构”澄清历史，面向未来“ 铺陈开来，并进行两岸和平体系或”台湾永久和平中立区“建构等课题的探索；二是进行两岸政府与政党双向对话，共同探索”经济共同体“ 建构，走欧盟模式的可能与可行性，并扩大和落实两岸经济社会交流互惠，造福两岸人民。

    为此，必须对两岸关系的本质与可能最佳的存在状态/形式，及其不同的两岸政治关系势向/形式选择的结果等， 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解析与比较鉴别。

    首先，对于台湾激进的“分立/出走论”者而言，因为其触及了“两岸关系的实质底线”即：一方面，分裂的台海对峙的现状之所以可以存在，其条件固然是介乎两岸之间的力量平衡（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仍然存在。其前景虽呈现某种不确定与模糊情态，但似乎又给人一种“确定的遥想与肯定感”：两岸终究是一家，终究都是中国人。而且，关键在于台海无事，没有即刻的战争威胁与名义实质脱离所可能引致的危险。另一方面，正是两岸存在着“政治争议”的“不确定”问题，而争议本身却预示／暗涵着“确定的联系”与“实质性历史关联”。不管是两岸长期的政治秉持，还是台湾主流民意的根据；以及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认同”等等，都表明这一状态及其背后内在的意涵或“底线所在”：分立是可以容忍与一定程度被接受／承认的（如现状维持）；但大陆中国显然不可能莫视和接受：台湾彻底无条件分裂和“走出去”！ 更不可能容忍与接受台湾作为“一个敌国”存在，并成为外部国际势力“遏制”中华振兴与崛起的“桥头堡”。这就是当代两岸关系的“底线与本质”所在。由此可见，马老在其《遗嘱》中强调“救台、兴中、平世乱、策进大同”的遗志，是有其深刻意涵与远见卓识的。

    换言之，台海现状就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台湾作为一个“分立与中立”的存在，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就实际意义上，台湾作为连接大陆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桥梁”存在，又是有益的。但是大陆中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与外部世界结盟而又直接“威胁着”或“遏制”大陆国家安全的台湾的“独立存在”。

    如果“台海和平中立区”的构想，可以通过台湾方面的善意努力与推动，而又在作必要的政治法律承诺（如在两岸和平立法中规范；或朝宣示台湾和平宪法目标建构方向努力等等）和作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的推动等。那么，可以超越当前两岸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分歧和冲突的局限，而从致力于两岸永久和平与共同安全发展这一最高目标出发，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两岸各种关系的政治协商与法治化制度／体系建构。

    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台湾独立和“出埃及说”，都应该在致力于和平的追求的实质意义中被“扬弃”。不说台湾“出埃及说”歪曲《圣经》历史述说的真义；台湾完全独立论有违历史与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单单从台湾当下彪升的“主体意识与自主精神”，倘若能够与人类和平的信念与当代追求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会最大可能的使台湾自身自主的诉求，与台湾海峡乃至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既能够使“台湾人民追求当家作主和自立图强的民主精神”得到弘扬，又能够使中华文明与当代精神更加融合，并在追求两岸永久和平建构实践中发扬光大。

    反观台湾现实各种激进追求“独立”者，其政治思维及理路，本质上与大陆专制共产式思维并无二致！这可以从大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夺权时期的言论行动历史中，一窥其奥。实质都是不顾基本现实状态，网顾当代和平的政治伦理与法理信念以及国家人民长远根本利益，而以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诉求，为了自身的一党之私与一己之见，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不计得失而为之。将其与和平论者比较以及致力于永久和平信念的不懈追求的志士仁人们的努力相对照，真伪良莠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若从两岸当下经社民间交往热络，而政府对话协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可以很好的说明其共同的政治思维与意识形态意志主导行为的根源所在。

    3，“和平入宪，台湾中立国”ＶＳ“台海和平中立区”？

    为甚么说要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超越、转化与提升呢？对此，仅以三个层面的明显例证来说明：一是，从二战后欧洲人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将其致力于消除战争根源而重建当代国家和平关系和世界秩序尝试的成功经验，与60年后虽则是姗姗来迟的国共及两岸政党交流的情势加以比较来看，关键在，需要确切的认知这种转变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涵，及其深刻的预示着的人类进步的意义；二是，在长期坚持与不懈努力推动两岸永久和平，弘扬中华文明精神，追求世界文明融合宏大目标的马老先生们所代表的老一辈人理性良知和历史正确方向，这一方面可以与中共一贯地革命政治意识秉持和《反国家分裂法》中“武力犯台”的冷战式思维相比较；另一方面可以与台湾当下以形形色色名目，假民主自由之名而进行民粹化和当代极权化政治行为，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虚幻独立”和不可能的“名义出走”，而失缺当代主体意志精神独立本质和真实意义的“非和平主义”者们的主张加以比较，使我们更加坚信致力于当代和平信念与实践建构，才是所有具有基本人性与人类理性良知者所当为。

    三是，在当今世界民主大潮与全球化和平追求高扬的时代，“民主与和平”主题当然须夷不可分割。所以，两岸和平关系的实质，在大陆最终必须实现完全意义上真正的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建设。但对于现状兼具“国际化和准国家间关系”特征与特殊性的两岸关系和平建构，就需要超脱简单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化的认知与处置模式，而要从“当代和平信念实践与世界文明秩序重建”的综合层面，来思考与处置两岸关系基本的和终极性目标体制的“预设性建构”！

    “和平与中立”观念与实践建构，可能是台湾方面思考和应对当前台海复杂情势及其政府间困境的一个“积极的思维进路”。若就当代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概念，大陆的民主化无疑对台湾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也是台海关系永久和平建构的基础。但是，台湾方面必须清醒的认知，大陆的民主化实际过程，并不能保证台海关系一定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解决！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到“激进的”变化过程，将会发生甚么“状态”。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影响下，台湾若没有能在基本问题上与大陆达成政治共识与建构互信基础／机制，并在国际对抗中，处于和大陆敌对的位置，那么，首当其冲的，台湾的安全将很难确保，甚至会遭遇极大的乃至毁灭性的破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与事实存在。

    而“现状维持”即使从国际政治关系准则言，也即意味着台湾绝对没有“实质挑寡”大陆政治底线和国家利益的本钱。尤其是国际格局和两岸关系情势已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台湾尤其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要作“重大政策”调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其想坚持罔顾违逆民意和国际政治格局及两岸现实情势，一路走向黑（毁灭性战争）！否则除了调整政治思维与政策外，绝无其他“良策”可言。而这从美国最近所进行的战略思考的调整势态（中国时报：美中“新利害关系”影响台海局势， 9月30日）；专访国策院院长田弘茂谈台海新趋势 （《新新闻》周报970 期） ；以及台湾独派大老们中，也一再有政治观念主张与政策意向方面的转换，可略见一斑。

    最近台湾国策顾问黄文雄在向陈水扁的辞职信中呼吁道：台湾应该“和平入宪，追求建立‘永久中立国’。以坚持人权、民主、和平、与正义，才是台湾长久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时报》１０月２３日报导）。这是从其立场观念方面，对台海和平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而“中立‘国’”还是“中立区”，正如未来究竟是“国家整合”还是“超国家整合”，在名称上争议，并无多大意义。关键在“和平与中立”概念的政治法理意涵及其规范体系究竟是甚么？将如何来建构？并且，还必须有一整套当代和平的政治法律体制建构的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可以说，从“两岸永久和平”概念与主张的提出，到政府与政党政治人物的广泛认同，再到坚持不懈的推动实践建构，还有很长的程序与路要走。

    所以，当代中国人“和平信仰重建与追求”，既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使命，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两岸难题”。而且，是对当今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极富意义的“世界性课题”。为了完成这项历史性重责大任和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两岸必须要超越传统政治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化政策理念秉持，以当代中华文明与世界融合的精神，来思考与推动两岸和平建构与发展，以此达到中华文明共同体整合、改造、与共同提升的终极目的。

    （2005年11月5-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