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鲁迅与学者胡适——读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北京）张耀傑


    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关於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主题词印在封底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揭秘两大文化阵营的明争暗斗，这是令鲁研界汗颜的一本书”，尽管有些夸张，却十分自信地张扬了该书的价值所在。


一、逼出来的一本书

    据韩石山本人在《一本逼出来的书》（载《山西文学》2005年11期）中介绍，写作这本书的最为直接的动因，是2004年夏天围绕《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一文引发的一场小风波：“鲁研界一位大人物”扮演了1919年的林纾（琴南）的角色，“致信发我文章的省份的省委宣传部，说我怎样的攻击什么，违反了党章和宪法”。

    这位“鲁研界一位大人物”就是政协会员、前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在2004年3月11日的头版头条发表过一篇“[本报北京讯]（记者程炳生）”的新闻报道：《集全民智慧议家国大事——两会学者代表踊跃建言》，其中有一个章节的小标题是“陈漱渝：正确的导向才能突显学术价值”。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着名鲁迅专家陈漱渝6日在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联组会上，就当前国内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追求所谓‘前瞻性思维’现象，作了严肃的分析和批评.陈漱渝认为，有些学者以自由主义立场在媒体和网络上对当前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进行挑战，这种倾向值得关注。他说，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影响下，有的学者片面强调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与可变性，否认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目前，有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领航人’却主张全盘移植西方的‘议会民主’，把成立反对党作为政治民主的主要标志。他们把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要执政党‘开放党禁’，‘向宪政政府交班’。这些人还擅长借学术研究宣传其政治主张，贬抑鲁迅抬高胡适就是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幷不是站在学理层面客观评价胡适的历史功过，而是主张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方面采用胡适的多党制主张，说什么‘当年胡适的路径依赖，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当年胡适的努力就是我们今天的努力’（邵建：《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80多年过去，企图动员政治力量捍卫传统文化的林纾，竟然脱胎成为直接诉诸“政治协商”来捍卫鲁迅的“鲁研界一位大人物”。“鲁迅活过来”所要诅咒的，肯定不是韩石山、邵建，而是吃鲁迅饭的“鲁研界”及其“大人物”陈漱渝。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一部厚积薄发的急就章，该书的写作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它的积累却长达数十年之久。韩石山与鲁迅和胡适一样，先后当过作家、教师、编辑幷且兼任着不大不小的一个官职。他如何教书和写小说我幷不瞭解，我所知道的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和主编刊物的大致经历. 1992年在河南省西峡县的全国文学创作笔会上，老韩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所谓“鲁研界”的伪学术和《两地书》原信中记录在案的真鲁迅。在此后的10多年中，如何认识鲁迅的正面价值和负面影响，几乎成为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我之所以说该书是“急就章”，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史料的採用幷不十分过硬，特别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供的相关史料，大部分都是貌似真诚却似是而非的伪历史。相比之下，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曲庵的尺牍》中关於钱玄同（饼斋）与刘半农（曲庵）的比较说明，倒是颇为经典：“故友中饼斋写信喜开玩笑，曲庵亦是如此，而稍有不同，简单的一句话，饼斋究竟是经师，而曲庵则文人也。”


二、极端反民主的鲁迅

    借着周作人的话头说下去，鲁迅与胡适之间最具实质性的区别，就在於鲁迅是文人，而胡适是学者。《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的最大成功，就在於颇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根本点：“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胡适）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

    简言之，学者是近现代文明的产物，其最具根本性的标志，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理性的话语表达.文人和经师一样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其最具根本性的特徵，是党同伐异的价值取舍和情绪冲动的话语发泄。学者所坚持的价值判断是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是与非，文人和经师所持有的价值判断是“汉贼不两立”的个人性的爱与憎。

    1908年8月，正在日本官费自修的鲁迅，在发表於《河南》月刊第7号的《文化偏至论》中，是以“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态度，抹黑压倒向欧美各国学习宪政民主的“近世之人”即洋务维新人士的：“近世之人，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乃複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里的“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就是鲁迅对於西方民主的理解和界定。

    不久前，我在一位前辈学者的提示下，全面检索了《鲁迅全集》，结果发现其中竟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触目惊心的反而是出现在《文化偏至论》中的极端反民主的超人救世加超人专制：“是非不可公於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於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

    到了《新青年》时期，鲁迅的“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态度幷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立场却由反对西化转变成为全盘西化。於是，他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一起，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焚书坑儒”式的大攻击和大批判。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经过《新青年》时代的精神洗礼，鲁迅也从来没有认同过陈独秀呐喊的“德先生”。1925年4月，鲁迅的《灯下漫笔》中终於出现了一次用英文拼写的“民主”即Democracy，却偏偏是从鹤见祐辅的《北京的魅力》中引用的一款反面教材：“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於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三、鲁迅的文人脾气

    在1923年12月31日的胡适日记中，收录有鲁迅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真诚话语：“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於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於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於阳历二月印成之。”

    到了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正是出於“太易流於感情之论”的文人“论断”，再一次承认自己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难以胜出：“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祇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孑公”就是蔡元培，“介石”是指鲁迅、蔡元培、章廷谦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胡适弟子顾颉刚。《新青年》时代的鲁迅，与胡适、顾颉刚是团结在同一家同人刊物周围“党同伐异”的同人或同党；1923年前后的鲁迅，与胡适、顾颉刚是整理国故方面的朋友。无论是文学革命或是整理国故，原本都是公共领域的公益事业，鲁迅仅仅由於自己不能比胡适和顾颉刚做得更好进而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就与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划定了一个“汉贼不两立”的敌对界限。

    在此之前的1926年12月12日，已经打算以写作为第一生存方式的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中，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花钱买书的本国读者：“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着作，是没有人看的，……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以为走外国也行；为了争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

    直到1932年4月30日，已经加入左联幷成为盟主的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颇为真诚地清算了自己前半生的“坏脾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於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祇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於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的确的。”

    针对鲁迅所说的动不动就要与别人“汉贼不两立”的“党同伐异”的“坏脾气”，更加情绪化也更加心直口快的郭沫若，在发表於1930年的《“眼中钉”》中，倒是说出了光明磊落的大实话：“在当时的所谓‘语丝’也，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的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集团，说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老闆而已，成、郭对於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於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这儿坦白地招认的。”


四、比呐喊更重要的事业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中，在谈到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辉为首的法日派，与以石瑛、王世杰、唐有壬等国民党人士为代表的英美派，围绕1925年的北京学潮而展开的政治较量中，专门引用了无党籍的英美派精神领袖胡适的着名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祇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与“有眼光有能力”的胡适相比，鲁迅一生几乎全部的事业，仅仅体现在“救不了国家”的“呐喊”方面，更具重要性的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外交建设和政治建设，鲁迅根本就无能为力。至於胡适在一生中所表现的与鲁迅、郭沫若等人截然不同的对於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的乐观自信和科学理性，《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已经举出许多很好的例证，此处从略。

    从另一方面说，学者是可以通过勤奋学习和认真积累而进行複制的。一位杰出的文人，除了需要某种天资之外，还需要水深火热的挣扎煎熬和不可操控的孕育窑变，才有可能造就成功。像鲁迅那样爱憎无限的天才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人力来替代和造就的；像胡适那样的文化大师，却是可以通过富於建设性的良好教育批量培养的。

    返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界，最大的误区和盲点，就在於浪费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去学习不可学的鲁迅，而不是去学习可以学习的胡适.在我看来，韩石山所说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主要是基於这一盲点提出来的。

    与鲁迅和胡适的文风相比照，《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所存在的较为严重的缺点，就在於某些片断中的文人气稍嫌浓重了一些，特别是想当然的心理描述多了一点.这其实也是近20年来以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为代表的中国传记文学的一个通病。好在作者原本就是一位讲故事的老手，该书在明白生动的文风和宽容自信的美感方面，显然更接近於胡适的学者风范。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