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

——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舒 崇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瞭解到文化大革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品格。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於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粹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祇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人。我祇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於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傢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於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安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当然，薑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祇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祇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於我们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红卫兵一代，瞭解文革造反运动，瞭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