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读苏绍智先生《民主不能等待》一书

任不寐


    中国掌权者比国故派和东方宗教团体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因此，每当政治危机关口，振兴国学、扬佛抑基就成为“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中国新极权主义尤其热衷于周孔释道，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危机使中南海再一次有病乱投医。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蕴涵着支持东方专制主义深厚的精神资源，并因为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这种政策复古打乱了知识分子和民间舆论的阵脚——“公共领域”不知道应该对政府的保守主义回归表示赞同还是反对。一些标榜独立的国故学派或宗教团体为了与北京划清界限，祇能不断强调他们的复古与中南海大相径庭。然而事实如此昭然若揭：两造热议的周孔释道就是一个周孔释道，圣人真人就是一个圣人真人，肉身成道就是那一个肉身成道——内圣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于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生态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景观：朝野两下表面上互不相容，但在祭孔典皇方面，完全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分歧不仅是世界内部的争吵，而且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共同一致。同行是冤家，冤家路窄。

    然而，毛泽东主义为在野国故派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动力，他们力图通过强调毛泽东的罪恶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通过强调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毁坏，来论证：当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相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的出路。这一老生常谈是20世纪后期汉语思想最大的政治神话之一，其唯一的归路不是自由社会和开放社会，而是重建李唐家族统治和秦汉郡县专制。遗憾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愿意附庸和讨好某些宗派的政治文化胡说，从而造成了“孔子加宪政”、“教主加民主”这种文化笑谈。事实上胡锦涛所代表的新极权主义在思想上正等待这种公共舆论，因为这一新极权主义恰恰建立在以下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第一、经济无限开放，而经济自由不仅不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反而是政治专制的基础。这不是不可能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以及中国千古秦制都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专制主义”的政策。换言之，经济开放在中国不仅不是政治专制的颠覆，反而是政治专制的合法性。第二、娱乐文化无限开放。这一文化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推动社会自由和政治公义，反而鼓励道德虚无主义，并因此进一步赞助了专制主义。第三、政治文化无限复古，帝制是最高目标，所谓传统文化是载体、是道路，是象征。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仍不乏一些清醒之士，八十多高龄的苏绍智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2006年一月，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了苏绍智先生的专着：《民主不能等待》，该书重新阐述了这一政治常识：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必须向国际主流文明学习，民族主义对朝廷来说是一个政治阴谋，对民间来说则是一种文化幼稚病，一种文化上的的故作姿态。

    《民主不能等待》一书的编排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全书的论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第一部分的标题。这个标题等于宣明：如果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一个秦始皇主义者。而如果毛是一个秦始皇主义者，超越党文化和共产专制体制的出路，就不在于否定西方返回中国传统，而在转向西方扬弃中国传统。这个论证过程虽然在逻辑上是不完全周延的，但是，在毛时代或中国当代的政治罪恶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是共犯。这一判定是无可辩驳的。这一无可辩驳的的结论不是由党外民间做出的，也不是由东方某宗派团体做出的，而是由一位在党文化之内浸淫多年，最后因政治良心被迫流亡美国的老知识分子做出的，这无疑更有说服力。没有人比苏绍智先生更了解党文化，更了解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苏绍智先生简要总结共产主义“错误的根源是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恰恰是一种“封建传统”，这一传统“像基因一样深深根植于中共的肌肤之内”（P12-14）。诚然，苏文也重视“列宁的建党理论”对党专制的影响，但是，作者没有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列宁的建党理论”能够在中国如鱼得水，即使今天苏共崩溃了，中共“仍屹立在世界民主之林”？在《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苏绍智先生的观点似乎更为彻底一些。他首先谈到：中共“一个领导人逝世，中共当局在讣告和悼词中向来要给予称号，犹如封建专制时代给帝王和大臣的谥法”（P25）。其次，他重点谈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都是从传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显然对中国的古籍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感兴趣。他曾读过几遍《资治通鉴》，曾全部读过《二十四史》。从中西文化对比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是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他接触很少的资本主义文化则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超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史籍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从中探索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乃至权谋诡计。……毛曾经形象地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毛对马克思懂得不多，应该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P35）

    苏绍智先生还引述毛的秘书李锐的观点证实，毛更多是秦始皇而不是斯大林。笔者在与李锐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以及与《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的访谈中，都证实了这一观点：毛不过是秦始皇加绿林。毛时代的所谓破坏传统，恰恰是以传统的方式在进行破坏，是一种传统型破坏——对前朝文物古迹打砸抢烧，这在历代都层出不穷。换言之，毛时代的反传统绝非中西之争，最多是儒法之争，背后是灾民理性领导一切。一些国故派大言不惭地攻击西方派：你们不了解国学的博大精深。坦率地说，这些国故派没有一个人比毛更了解国学的博大精深，他们不可能象毛那样熟悉《二十四史》，并将东方宗教之“血”溶于史家文化的“水”之中。然而这血与水所繁殖出来的所有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从先秦封建时代到后极权主义时代，始终如一。用一位政治学者的话说：中国人在五千年的所谓文明中，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权。一些国故派在理屈词穷之际，祇能祭起孟子亚圣的泼妇之术，诅咒论敌“数典忘祖”，“无父无母是禽兽也”。这些古董虚伪之处在于：第一、他们忘记了自己在番邦享受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而这民主与自由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他们因“父母在而远游”是真正的“数典忘祖”。国故先生很少乐意生活在国故社会，这是耐人寻味的。第二，从理性上看，他们的“祖宗”在道德和智慧上也不是什么圣人，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罪人”，纪念之乃人之常情，奉为神明纯属神经错乱。对于国故先生来说，他们并非愚蠢，乃是虚伪。这虚伪之病首先需要一点点道德诚实，然后需要基本的宗教启蒙——祖先也是人，而不是神；如果祖先也是普通人，他们的一切言论习俗没有必要成为复兴大业。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苏绍智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同样也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显然对之评价过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理论必然产生极权主义，而其历史主义和唯物论同样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同时，该书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大致属于启蒙式民主，而这一无神论民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扯不断的联系。另外，作者未能充分注意中西 “封建社会”之不同。当然，全书更多政论多有看点，如对胡锦涛、江泽民的评论，对民族主义、西方主义的评论等等，都展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民主不仅不能等待，也不能回头；如果民主化继续等待，专制就会进一步回头。这本书也是党内知识分子流亡海外的心灵日记，它是一份难得的文化见证：一个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就是这样不断将良心逼上梁山，并间接地创造出了中国当代汉语的反省事业。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的这些迟到的洞见，在为一个世纪的黑暗作出道德总结的同时，也把世纪之初的朝阳重新放在西方的地平线上。在夕阳和白发之间，一个脱离东方假神专制主义黑暗的黎明，隐约可见。

    （2006年4月2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