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日记》有多真实？

舒 崇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大约七十万字的《红卫兵日记》。作者叫陈焕仁，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现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和版权局局长。据作者说，这部日记是他文革初期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在新北大公社当红卫兵时所写。作者几乎逐日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他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从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1970年3月17日从北京大学毕业，这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历的大小事件，以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如果文化大革命我不在北京，在北京不在北大，在北大不在哲学系，在哲学系不在聂元梓一派，当年就不可能一直处于文化大革命旋涡中心，也就很难观察到和记录下如此真切的文化革命。”

    毫无疑问，这部《红卫兵日记》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是日记，具有日记的原始真实性。然而通读下来却令人疑窦丛生。我们不能不问：《红卫兵日记》到底有多真实？


几处破绽

    首先是词汇的问题。举两个例，第270页上写道“是毛主席退到二线之后产生了失落感”，第794页里写道“报答祖国和人民，报答父母兄妹们的关爱”。这“失落感”和“关爱”都不是当年的词汇，想来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作者在前言里说，他在整理日记时对文字进行了必要的加工润色。可是在上面两句话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本来就可以表达得很好，何必还要在事后“加工润色”呢？

    其次，日记中的记载有与事实相悖之处。例如1966年6月7日的日记里写到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传达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17页）。这不可能。因为在当时，516通知并不是传达到北大师生这一层的，而当时的工作组并不敢违反规定。这段记载既然不是事实，当然就更不可能出现在当年的日记里。

    再有，写日记通常都主要是写自己。这部《红卫兵日记》却用了很大比例的篇幅写别人，写他周围人物的言谈举止，其中还不乏文学性的描绘，看上去不像日记倒像小说，令人生疑。撇开这点不谈，更值得追究的是，作者把别人私下交谈讲出的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话统统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风云多变，祸从口出，亲友同学动辄分道扬镳，互相揭发批判的年月，这不等于给别人记黑材料吗？如果他的同学们发现了这部日记（在当时那种狭窄拥挤的、缺少隐私的生活环境下，这是很可能的），他们不会感到有危险，和作者吵起来么？作者不会不知道他对那些同学私下交谈的的记录极有可能给他的同学带来政治上的麻烦乃至灾难，他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写下来呢？

    试举二例。在1967年3月12日的日记里（第288－290页），作者写到他的同学周文革把“我”领到校园林深人静之处，给“我”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并大发议论，坚决否认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叛党求生，而是向世人昭示真实的自我（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不正确的”，“反动的”），最后“叮嘱我千万不能说看过这种材料”。这就怪了。别人叮嘱你千万不能说看过这种材料，你却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记在日记里，还记下别人的“反动话”。这不是太荒谬、太自相矛盾了吗？在接下来的3月13日的日记里，作者写到另一位同学黄永红“急不择言”，说文化革命是“运动群众”，“我”一把将他拉住说：“你千万千万不要乱说啊！小心运动后期把你打成反革命！”看来作者真的是担心他的同学祸从口出，可是他却把这句话白纸黑字地记在日记里。这怎么讲得通呢？我可以相信上述两场对话是真的，但是我无法相信上述两段日记是真的。


心态描写上的重大疑问

    《红卫兵日记》不但记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而且还记录了作者的所思所想，记录了作者的感受、感觉、感情和心绪。照理说这应该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文革中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最难以理解的莫过于当年这批红卫兵小将的心态。不少论者都强调，这部红卫兵日记“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心态和言行的具体写照”。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在当年当事人的心态描写上存在着最大的疑问。

    按照这部《红卫兵日记》的描写，从1966年直到1970年，作者的心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始终不变，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支持积极投入始终不变。在这部日记里，你几乎读不到作者有什么重大的困惑、苦闷、抵触和质疑，更不用说反感和反叛了。即便有过一些困惑，但只要中央一明确表态，作者的困惑马上一扫而空。作者的思想感情几乎永远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怎么可能呢？

    在《文学与极权主义》一文里，乔治。奥维尔正确地指出：“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点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信仰什么，但是它至少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在1939年9月以前，每一个德国人必须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但在此之后他又必须以钦佩和亲爱的态度来看待它。如果德俄开战，这在几年内是很可能的，那么又要发生另一次同样激烈的变化了。德国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爱和恨，必要时就得在一夜之间倒转过来。这种情况对文学的影响是不用说的。因为写作基本上就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不是总能受外界的控制的。对当时的正统思想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你感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产生；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从心理学上来说是做不到的。”

    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的登峰造极，尤其是在66年到70年之间，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这种旋涡中心，其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变化之大，之快，之突然，之频繁，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作者的身边。在这种“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的情势下，一个人不仅要一次又一次地在一夜之间倒转观点，而且还要倒转感情，正如奥维尔所说，这从心理学上来说根本是做不到的。而《红卫兵日记》却居然做到了，这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么？


文革期间的日记写作

    这就涉及到文革期间的日记写作的问题。日记原本是私人写作，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过有些心理学家不以为然，此处不论）。一般来说，处在精神成长期的青少年最热衷写日记。毛时代推出的英雄榜样多半都有自己的日记传世，如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更对青少年学生写日记有推波助澜之效。需要提醒的是，在当年，一般人根本没有私人写作的概念。许多人心目中的日记是以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为典范的。不少人写日记，本来就是写给组织看的，是向党交心用的。即便有些人写日记只是给自己看，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有权向组织保密，他们也常常把他们心目中的党当作潜在的读者，无事不可对党言。事实上，很多人是把写日记当作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的一种方式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写日记时总是力求遵循所谓正确思想的指导，有意无意地自我审查，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比如说，那时候的日记就极少有写到性苦闷性饥渴的），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如此等等。这种日记在有所揭示与袒露的同时，势必又有许多遮蔽和扭曲。今人解读当年的这种日记，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文革爆发，我们被告知而且也相信，我们生逢其时，遇上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何其幸运！于是写日记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等到文革过后，我们这代人保留下来的比较完整的日记却是那么稀少。考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首先，文革的疾风暴雨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人们的日常习惯，很多本来写日记的，写着写着就中断了或者丢失了。

    其次，对于那些多少还有些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来说，写日记越来越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像遇罗克那样的人就不必说了，他写下的日记后来成为被判罪的很重要的罪证。当年同样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的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里写道，在文革初期，他仍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很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这些日记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因为“校园里风行着揪斗学生中的‘反革命’，这里那里的宿舍墻上会突然贴出大字报，抄录着某个学生的‘反动日记’，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伙人架着那个学生在大字报前进行批斗。我读后发现，所谓反动无非是小资情调罢了，最严重也仅是流露了对文革的困惑不解，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

    陈焕仁这部《红卫兵日记》里没有提到这种事，也没有写出自己的担心。这本身就令人起疑。当然，和周国平一类同学相比，陈焕仁是比较正统的那类。但是，正统派有正统派特殊的麻烦。越是正统派，在那种“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的反复无常的环境中，越是感到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越写就越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极少能见到当年的完整记载的日记的原因之一。像陈焕仁这样正统而又能从头写到尾并且不间断而且还保持一种固定的情感，实在很难让人相信。

    很可能，陈焕仁这部《红卫兵日记》是有大量原始文本为基础的，但决没有这般系统、连贯和完整。许多文字大概都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尽管作者在增添时很小心，但百密一疏，还是留下不少破绽。更糟糕的是，正因为作者在增添时太小心了，力图天衣无缝，一以贯之，反而暴露出更大的破绽。不少读者，包括一些学者专家没有看出问题，那只证明他们对那个时代的翻云覆雨、颠三倒四还缺少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