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衙门无长进

（北京）蒋泥


    连日来一直在看朋友送的新着《天下衙门——公门里的日常世界与隐密生活》（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写的是历史，好像已为陈年旧事，其实这里头能读出现代史、当代史的不少内容，因为“历史无新意”，今天我们沿用的种种花式，那时候就有了。兴许它们都是从那里来的，祇不过一代又一代，人确实不一样了，工具、手段进步了，当时没有电脑、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汽车、飞机之类的设施；兴许人类的基本生活没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流露的理念、持有的目的、带来的影响等，往往有了共通性、雷同性，某些地方就具备了借鉴性，说明祖先们不比我们傻多少，有时候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常常在我们还要摸石头过河的地方，他们早已实践过，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又可能都被美国人、欧洲人学去了，然而由于我们对自身的历史抱着轻慢的态度、虚无的态度、抗击的态度，不熟悉、不尊敬，就轻易错失了，当它依然是新生的东西。


“八字墻”与《毛主席语录》及“女权主义”

    这里就有全国百姓学“最高指示”（圣谕）。指示内容常换常新，贴在衙门外的“八字墻”上。为帮助不识字的人及时领会与贯彻落实，衙门还要举办定期的宣讲活动。明太祖朱元璋甚至“出版”了《御制大诰》，要求户户“购买”，人人习颂。和当年中国人学习《毛主席语录》时的情景，多么相像！也和今天的《邓选》《江选》相似。可见中国历史如何之无长进.“八字墻”的再一个作用作了朝廷的“新闻发布处”与“招贴栏”。为民所用后，又成了老百姓下情上达的“墻报”，祇不过那“墻报”是被政府控制的，需要偷偷摸摸，而不许人光明正大“发表”，起到现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作用的。

    那时的人也如现在的中国官们一样装相、作弊、吃空额、开舞会、公费医疗、公款吃喝，衙役们住的又是“机关大院”，大院内常常发生“家庭暴力”事情，而施暴者不祇是允许妻妾成群的男人，还有强盛一头的女性——西方人大概得到启发，才呼吁什么“女权主义”，其实它早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根本不需要呼吁.明小说《醒世姻缘传》91回就写到一个姓吴的推官，经常被奶奶武力镇压之事。他们住在大院里，由于隔壁新分了一个经历狄希陈过来，奶奶怕影响不好，才稍作收敛。没想到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家的奶奶都逞凶，也就无所谓影响不影响了，女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时吴推官衙里受罪，狄希陈那边听了赞叹；有时狄希陈衙里挨打，吴推官听了心酸；有时推官、经历一起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你倡我随.” 吴推官仍旧怕被取笑，不料人家告诉他，这种事“几乎家家都有”。连县太爷都是被奶奶“一巴掌打在鼻上，打得鲜血横流，再止不住，慌忙叫了医官去治，烧了许多驴灰吹在鼻孔……军厅的胡爷，也常是被奶奶打得没处逃避，篷了头，赤着脚，出到堂上坐的。粮厅童爷的奶奶更是厉害。童爷躲在堂上，奶奶也就赶出来便要行法教诲.书办、门子，快手、皂隶，跪了满满的两丹墀，替童爷讨饶……方得饶免。”

    明刊《博笑珠玑》里则说：“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吏夫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问：”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她如何下得手？’”

    上面几位奶奶要不是“女权”的先进，知县大老爷等人何以“专畏”？要不是经常受打体罚，何以出口就是要跪下来，让奶奶逞威？

    拿今日现实来反照一下：何以就这些奶奶能耍威风，别的默默了呢？可能大老爷“误”登高枝，奶奶的娘家势力惊人之故。

    可见那时候的“家庭暴力”，在某些世家，也相当之不得了，妇女的地位并非民国、“五四”以后才得“解放”。


生育政策和回避制度

    当代不少西欧人跑来老大中国，见国敝民穷后，兴许要“沾沾自喜”，说自己已是高福利社会，瑞士、比利时这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甚至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多生多养，生得越多，国家越会承包全家人的生活。很能叫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眼热。

    可是，慢着，据《国语.越语》里记载，我们春秋时期的越国，也曾制定过类似的制度。那时候妇女如果快要分娩，就要报告“政府”，再由“政府”派医生来守护，生了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子女的“政府”派乳母来哺育。齐国人若是生出三个的，可以免妈妈的税。再生一个时，全家都免。生到五个的话，“政府”会派保姆来，孩子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承担。并成立了孤养院，殷周、秦汉，直至明清时期，都开办有“养老院”，明朝著名的奸相严嵩被抄家后，就进了“养老院”，并在那里老死。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这样的制度被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带回传说后，可能发生作用，对后来西人理想社会与福利制度的构想、成型，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英国人博克舍所编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一书里就记载了传教士的见闻，说明嘉靖年间，当时的瘸子、跛子，如果确系无人供养，可以收归各个城里那些“皇帝的医院”（救济院）。“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出足够的租金。”那些被接纳进来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医官将他们登记入册后，每年都要汇报花费多少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

    这样的制度，多么有人情味，比现在在中国活命的百姓，优越也太多了！

    而两汉以来官员普遍采用的宗室回避、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是直到现在都无法比得的。它规定官员不能在本地做官，哪怕是“科级”、“副处”也不行。三代以内的亲属不可同衙门，也不可在上下级衙门.清朝还把“亲属”的范围扩大到师生朋故，这就让官们失去了在当地建立人情、关系网的机会。清朝的官员，都在本乡五百里外为官，那句“千里当官为发财”的“千里”，实际上是个比较实在的数字。当代中国的官们，却不必受上述限制，因此他们的发横财，也就不需要走出大门千里路了。当然，有了飞机，千万里都不在话下了。可惜能享受这样待遇的，起码得司局级以上。

    我在复旦大学的朋友郭建先生，也曾送我他写的《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学林出版社1999年），《天下衙门》的作者说他最受郭影响。

    郭先生就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有法不依”的议论逐渐多起来，成为文化界的一大热点.这一现象提醒了他，想以今度古，告诉学生我们所研究的那些煌煌法典过去是如何实施的，有多少被束之高阁等等。而当时的所谓“文化研究”红极一时，发表出的研究成果数量大，读后反让人找不到方向。于是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不至于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悬空八只脚”。但受研究资料限制，他集中精力，搞清了明清两代基层州县衙门司法行政的具体情况。基层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它们梳理出来了，就可以“窥得古代国家机器运转之一斑”。这需要勾沈考证，花费许多心血，可是具体到写书时，他却用了通俗的写法，因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历史书籍也应该是一种‘通俗读物’，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术专着和普通读物划分为深沟壁垒的两大阵营.……如果历史学家都忙于写那些祇有同行才看得懂、读起来要正襟危坐、半页正文半页注释的城砖式的专着，那么真正创造历史的大众也就祇能敬而远之，满足于看‘戏说××’的胡编乱造，我们悠悠五千年之久的历史所存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也就祇能是一些剑客佳人情话或是帝王深宫阴谋了”。

    他的看法和柏杨写《中国人史纲》、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吴思写《血酬定律》《潜规则》、王学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思路上是一致的。

    后来就有了《帝国政界往事》、《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宋朝十八帝》、《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一系列通俗的说史类图书。

    以故事的形式讲历史，或许恰是当代读者不思长进的一个懒办法。（200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