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共和

（山东）李对龙


    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时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神，而且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

    要解释孟氏的这个关于民主的论断，需要引入另一个与现代民主紧密相关的概念：共和。

    在当今民主共和时代，已很少有人注意区分“民主”与“共和”两个概念的异同，大家也似乎都认为此问题已可忽略不计。但王天成先生在其名作《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一文中指出，民主与共和是有原则性区别与冲突的。其中之一，他说，民主极其热衷于平等，共和则特别崇尚平衡。平衡不同于平等。平衡以承认差异存在为前提（封建等级特权除外，因为它违背共和精神），而平等则经常孕育着拉平差异的要求。

    回到孟氏的那段话，当民主所要求的平等原则走向极端时，即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时，政治就会失去平衡，政体就会失去制衡，最终导致专制。最典型的例子当是将平等理念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但我想，平等好比一块诱人的蛋糕。“蛋糕”之所以导致“恶梦”，除了“食用者”对“蛋糕”的垂涎外，还应当包括他们对“蛋糕师傅”的愚昧推崇与依赖。

    王天成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了民主与共和的另一个重要冲突：平民或庸民精神与贵族或精英精神的冲突。

    雅典民主政体遭到古代思想家强烈抨击的方面之一，就是公民抽签担任政府职位。全体男性公民“轮流坐桩”，不考虑胜任公职所需要的德性和才智。主流或严格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在历史上长期是贵族政体，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智慧。斯巴达、罗马都有民众大会，但它们相对于贵族议事会祇是配角。在现代共和国传统贵族终于灭亡，但贵族精神并没有一同死去，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现代共和国的竞选制度就是贵族性的。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曼尼指出：民主制的挑官方法应是抽签而不是竞争性的选举，竞选的本质在于选出“出众”的人；当选的代表有任期保证，相对于选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也类似于过去的贵族；所以代表就是现代的“贵族”、“选举的贵族”或者说“民主的贵族”[许多西方语言“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具有相同的词根。]（王天成：《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

    在当今民主与共和已相互包容的时代，抽签挑官方式早已一去不复返，再讨论平民或庸民精神与贵族或精英精神的冲突似乎已没有太大现实意义。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个民主共和时代，此冲突已转化为了更为具体的平民与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去年《欧盟宪法条约》的“难产”。

    大众的目光毕竟是相对短浅的。不管权利有多大大，他们看待问题一般永远祇会从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出发。这势必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诚然，《欧宪》中诸如劳务输出完全自由化等条款，确实会损害到法国人的眼前利益。然而，一旦《欧宪》通过，步履维艰的欧盟，必将又迈出坚实的一步。欧盟各国的联系将更紧密，交流将更自由，其长远利益自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反对霸权，但我们不能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专制是危害，民主的过度泛滥也未必是好事。（笔者旧作：《法国人，是谁惯怀了你们？》 ）

    民众祇顾眼前的自身利益，政治家看重的则是长远利益——我称这为平民利益与精英利益的冲突，本质则是民主与共和的冲突。由此看来，民主与共和将是一对永远的矛盾组合，在今天与将来，也是必不可少的、相互制衡的一对矛盾组合。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性问题。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在民运人士中分歧很大的民族自决问题。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个专制政体下，摆脱暴政与压迫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个体都享有的权利，根本没有必要打民族自决的旗号。其次，透过表像会发现，若不考虑大陆的专制现状，民运人士对民族自决问题的分歧本质就是民主与共和的分歧。

    我认为，在此问题上有些“民主派”已有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们随意扩大了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其后果将是难以想像的。例如，即使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度，每一届政府、每一任总统都会有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施政方针。难道美国人中的反共群体可以以“自决权”而脱离亲共的克林顿政府吗？难道美国人中的反战群体可以以“自决权”而摆脱喜欢打仗的布什政府吗？难道因为政府不能调低油价，全美的司机都可以以“自决权”而独立吗？

    上述比喻可能有些夸张，祇是想说明，民族自决权绝不可滥用，它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中的规定，仅限于被奴役民族的反殖民、反压迫斗争及一些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否则就将造成“极端民主”对现代共和的破坏，包括其它一些“极端民主化”倾向，都有使现代民主共和的天平发生倾斜的危险。                                  （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