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郎咸平—巩献田：大同小异

（江苏）樊百华


    还记得邓力群们不止一次发表万言书批判江泽民，实际上他们也是大同小异。扩展开来，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就是大同小异的——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思考。当然也有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例如富有“务实智慧”的吴稼祥先生，吴先生强调邓小平时代“是有政治改革的”。我当然也知道文革之后的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在权力者“捞”的方向不同了。这一点是秦辉先生论述得最清晰：毛泽东时代是化私为“公”的捞，顾准说这是以亿万民众的痛苦为代价保证少数人的快乐；邓小平时代（现在还是这个时代）是化“公”为私的捞，这是以多数人受损为代价保证少数人先富起来。

    这中间的根本共同点是：同一个权力在起作用。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被一些“务实智慧”所遮蔽，才能看到例如张维迎们、郎咸平们、巩献田们其实大同小异。

    先说异。张维迎们“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之，例如很多地方都流露了这样的观点：政府越少干预越好，放任越多越好。于是腐败这样的“干预”也成了不得不然甚至必须接受的“放任”。这种态度事实上也是很多“中国式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基督教主义者”的态度。应当承认，张维迎们的确有相当的经济学功底，例如他最近在西山会议上还是继续认为大学收费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他的意思是高收费之后再拿出钱来支助贫困学生。这当然是既聪明又笨拙的“照搬”。笨在高收费之后贫困学生未必能够获得支助，即便能获得支助，抛开权力扭曲导致甄别成本过高不说，在党化教育面前也要付出种种人格的心理的代价。

    寡头主义的要害是：不反对权力作祟，祇反对公正平等。

    付给张维迎们高额出场费的顾雏军，告了郎咸平，后来自己被抓起来，这中间当然表明郎咸平不同于张维迎对于化“公”为私的价值取向。但是，郎先生强调极权。郎先生也既聪明又笨拙地提出很多主张，例如关于发展民营经济，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发展民营经济首先要“国进民退”。为什么呢？他的思路是：民营经济祇有等市场环境得到良好规范之后才可能兴旺。这是由民营经济特别需要环境诚信这一点决定的。而要规范市场就必须有民主自由法治。但郎咸平认为，民主自由法治祇有等到经济强大之后，才能够施行。郎先生这里的笨拙在于：不知道民主政治、法制秩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过程，必须逐步实行，而不是一下子实行起来的，所谓不怕慢慢来就怕慢慢不来。这一点祇要想想美国当年新闻、政治双肩挑的普列策就够了，根本不是郎先生机械论证的二战后的德国、日本那样，祇有经济强大了才能够规范，毋宁说祇有有了基本的自由民主法治才能有较好的市场经济，才能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即便是日本，今天也还是有很多不如美国的地方，还是有政企不分、新闻不够自由的弊病。

    郎咸平的混乱在于他（装着？）不知道共产党的集权已经足够强，其“或退或进”都是其本质的不同表现样式，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秩序才足够乱。共产党早就是他郎咸平反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老师，用不着他这个学生鹦鹉学舌。

    民粹主义的要害是：不反对权力作祟，祇反对民间壮大。

    公开主张“回到毛泽东”的扬帆，最近又公开声明“我是国家主义者”，而不久前《南方周末》报道说扬帆与张维迎握手言和了，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秦辉先生“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互相串通”的卓见。

    从单纯学理上讲，郎咸平不如张维迎。张维迎们长期占据了“智囊主流”的地位，这得力于共产党迎合外商、将外商拉到中国浑水中来的战略有关。一些“中国式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基督教主义者”，得到“西方”赐予的国际声誉，本质也大抵如此。与郎咸平接近的学术上比较混乱的人有很多，例如温铁军。温铁军的问题最集中地表现在一篇文章（2004年宁德讲话）、一本书（《解构现代化》）中。郎咸平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他2005年10月1日在澳洲中国论坛的演讲中。一个月之后温铁军又到宁德讲话了。这一次他说到：“应该根据什么开拓思路呢？不要老揣摩上边，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办事，理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他其实是“揣摩”老手。同一个讲话中他就这样对他的听众“揣摩”说：“我说胡温新政的善意是真的，善政的思考也是真的。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村基层这些年体制不顺，没有谁认真地去帮助农民发育自己的组织来作为载体，承接中央的善政。”从人们揭露的郎咸平的为人看，郎咸平也一定是“揣摩”老手，尽管他“2000年才进入大陆”。如果说迎合，郎咸平迎合的是“让步政策”。

    张维迎基本回避政治话题，那是因为他知道他不担心绝对权力的苟延能力，并因此而不担心腐败式放任的速度与力度。他知道他需要做的仅仅是推动这一腐败蜕变的进程。他之所以将一些话说得很露骨，仅仅在于他与老板们打得火热，必须表现出重要学者的傲慢姿态。毫不奇怪，他要为顾雏军站场子；当刘晓庆案发后，他要与厉以宁、樊纲、柳传志们一起赤裸裸地站出来为偷漏税、“为富不仁”辩护。经济学成了他们为种种恶行减少道德不安的工具。间接地，他们也就在为党国专制辩护。这一点，并不因为党国处罚了刘晓庆而改变，正像党国也反腐败并不证明党国有任何放弃专制的实质一样。

    正是在这里，郎咸平们与张维迎们有了大同。他们祇是专制盛宴中分别坐在左边与右边的食客罢了。

    巩献田呢，照贺卫方先生西山会议上披露的情况看，不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毛泽东时代的怀旧者罢了。他似乎在保护公产上慷慨激昂，正如秦辉先生方便而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殊不知保护私产同样需要旗帜鲜明，因为党国权力不但疯狂捉弄了私产，也同样疯狂捉弄了公产。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评论到中国异常糟糕的经济学界时说到：“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经济学季刊》2003年7月）

    在我看来，杨小凯本人虽然开辟了经济学形式化的新空间，但他的经济学多半还在古典经济学（斯密）、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诺斯）之间穿梭，当且仅当小凯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小凯才有了较为鲜活的面貌。这就对了也够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更少。如果秦辉先生论述的“转轨经济学”不但有思想而且切合中国问题的要害，那么，秦辉可以算半个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能否算一个？何清涟呢？茅于轼呢？（我注意到茅老近两年的经济学思考充满思想的紧张）反正在江苏、浙江、上海这个长三角，我还没有发现一个。我有个观察结论：放在欧美港台，张五常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与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到了中国一开口，他们就远没有秦辉的经济学思想来得宽广切实。我也看了一些书，觉得像阿马蒂亚。森是难得清醒的一个。森也没有在纯理论上有大的建树。这样，现人类的经济学我总觉得器局还是小了。我的揣测是：学院中的“形式化功夫竞争”和资本的狭隘眼界，一起将经济学家们害了。如果小凯的早逝与此相关（当然首先是共产党的统治耽误了不仅是他的宝贵光阴使然），我真忍不住要掉泪的。

    学者秦辉几年前就高屋建瓴地把中式左右派比作“尺蠖（huo）两头”。“尺蠖”的特点是“尺蠖两头”都是“头”，无论“伸”还是“缩”，方向不变。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无论怎么变，老旧的不公机制却没有变，尽管不公的具体样式有不同，但不公的基本主体格局却相同，“好处”与“坏处”的升落，都由看得见的老手操纵着。如俗话所状：萝卜两头切，左右都他得。秦辉先生提出：必须抓住根本搞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天平效应”——欲使社会不发生倾塌，必须是天平两端的砝码保持相当的称重。

    中式左右派的共同点是国家主义，最大不同点是中式左派标举民族主义，中式右派则全力以赴地与外商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惜充当“主导型买办”出卖民众的经济利益。最大的有同有异的点是中式左派坚持强硬的整体主义，而中式右派则采行机会主义的整体主义。

    拿秦辉的深邃眼光来审视张维迎、樊纲、赵晓、厉以宁、郎咸平、温铁军、巩献田、左大培、杨帆乃至“中国式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基督教主义者”各色人等，人们便不难嗅到浓烈的小小机会主义者们的气味。从这个党到这个党所利用、豢养、拨弄的各类精英，我祇看出来中国真糟糕、真可怜、真阴暗！

    我承认中国的各类“精英”有这样那样的能耐，例如聪明、精明、才华，但是，他们人品的恶浊，总是使他们终生沦为了帮忙、帮闲之类。概括他们的人生，无非是靠了才能与机缘终于远离了苦力，并且比一般专家教授多少风光了一些而已。

    当然，就事论事我也不想否认张维迎们多少有些有用的知识，郎咸平、巩献田们多少也让化公为私有了一些不舒服。放宽胸怀看，这些或许都与将来必然要出现的“分化”，多少有一些歪打正着、种瓜得豆的联系，所以，我不会像一些“中式自由主义、宪政论”者那样，基本上回避郎旋风所涉及的公正问题。但在他们从不同的入口与权力通奸上讲，我不能掩饰对各类“精英”的鄙视。这些大同小异的角色，都不过是1989年之后苟且的一部分。在今天的中国，一切的一切就看你有没有指向“权痞资本主义”的根基，这个根基当然是李锐先生最近在香港开放杂志又说到的“秦始皇加列宁、斯大林”——请注意：李锐老没有说“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当然是对的。今天的中国才到了真正需要开始讲一点马克思的时候了！

    我已经说到，目前共产党的“让步政策”在权痞暴富集团看来无关痛痒，在民众看来聊胜于无。这当然不可能长久维持什么。郎咸平、巩献田们所赢得的舆论喝彩，本质上祇是以多少有些滑稽的方式显示的，中国终将回到秦辉先生揭示的正途上来的征兆——这是民众不可欺的非正式预演之一。

    民众，受压迫剥削的民众，祇有这样的苦难民众，才是埋葬权痞暴富集团的终极力量！

    抄录一段秦辉先生的话结束吧——“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秦辉《”郎旋风“中看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