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开性——给陕西民主党人的一封信
(贵州)陈西
保和、付升、晓明、杨海、育忠、建雄等诸位兄长:你们好!
一、
感谢林牧前辈在肉体生命结束后,仍然继续为我们大家提供西安一聚的机会。是林牧先生为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奋斗终生的感召力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我们彼此祇有宏扬林牧先生的自由民主精神,学习先生“反省自己,追求真相,宽容博爱,不惧怕迫害,不惧怕坐牢,不惧怕死亡威胁”的坦率态度,继承先生的精神遗产,担当起先生未尽的事业才对得起林牧先生的在天之灵.人的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价值重于一切(包括真理)。但是,当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蹂躏生命,企图贬损生命的含金量,让生命像牲畜一样苟延残喘的活着,这样活着的生命就没有多少价值和益处了!这样猪狗式的生存权就值不得感恩戴德的三呼万岁了!尊重生命的价值由得我,剥夺生命的权柄由不得我。保护肉体生命最佳的存在方式,让肉体生命长存人间的最佳活法就是增值自己生命的重量,让生命活在永恒的精神世界中。
民主志士林牧前辈就活出了生命长久的式样。他有形的肉体生命虽然离我们去了,他无形的生命影响力依然永存在我们心中!
维护自己生命的价值,捍卫自己人生的权利和作为人的资格,这是每一个人首要的维权。人生命的价值由他(她)们的言论、思想、行为自由的表达出来,因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便成为人天生的权利,人成其为人的资格便表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亚里士多德就给人定义:人是政治生活的动物。而今,两千多年后的大陆中国却有一股“莫谈政治”的怪论。人类社会不讲政治讲什么?个体的人不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不争取自己做人的资格还争取什么?难道说是要像牲畜一样去过争夺食物,争夺异性,争夺洞穴,恃强凌弱的生活吗!
所以,对人来说,维护政治权利是首要的,讲政治就是最大的维权。
二、
政治与军事相对。讲政治就是说,关系到人类社会多数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应当公开来运作,人与人之间是建立在政治关系中,不是建立在特别的军训关系中。当一个人用枪指着他同类的脑袋强迫他服从自己的意志时,当必须按军队的等级关系服从命令时,他与同类之间就不存在平等的政治关系了。政治排除来自武器因素的干涉。
军警行为的特征是隐密,由一帮戴着面纱的朋党暗室操作,常常是做些不光彩,遭遇谴责的事。英国的国歌第二段中有这样一句不朽的词句:“破阴谋,灭奸党,把乱萌一扫光……”
政治意味着光明正大的做事,公开讲政治则是它的特征。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所谓“民主政治”就一目了然。民主政治就是社会群体在观点或利益诸方面都很不一致的常态下,人们诉求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可当作规则加以实施。民主政治是人权政治,它追求的是过程,军警政制是权力政制,它追求的是结果;民主政治强调的是过程的公正、公开、公平,每个参与者都有一票,在此运行中的结果被认为是正当的,那怕结果并不尽善尽美,它依然拥有权威性。军警政制讲的是结果,为达到目的不计较手段,不在乎过程中流人的血。因此,在人类社会,政治与军事相比,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军警事务则被边缘化;政治家高于军事家、警务专家,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高尚的活动,军事活动是人们被逼迫得无奈的活动,警务活动则属于守夜人的活动。如果军警活动主导了社会活动,甚至压制了公开的民主政治活动,这可是人类社会的大不幸。因为,那意味着人们生活在血腥恐怖的强力社会中。
公开的政治是阳光的政治,公开的政治才是健康向上的政治。中国人渴望公开的民主政治,中国人希望生活在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活中。然而在此之前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政治家引导中国人走公开的民主政治道路。这一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我们民主党人的肩上。
能够公开的政治必定要合符公开的要求。譬如土匪、强盗、贪官污吏、专制独裁者的事就不敢见阳光,共产党领导者权力更替的事就不敢公开.因为那里面有着太多的肮脏、卑鄙、非理性、违法乱纪的流血惨案发生,那里面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和可耻交易发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走的是一条不敢公开的、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道路,因此有“党禁、报禁”;我们民主党人走的是一条敢于公开、见得阳光的光明之路,我们要求“解除党禁、报禁”。能够公开的敢于公开的政治惟有是符合文明社会的理念、法规、行为举止和道德底线;反之,不敢公开的政治一定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理念,破坏文明社会的法规,有损于人类道德底线的。因此,公开的政治与理性、与非暴力、与合法相联系,公开是首要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便成为民主党人的政治原则.除此之外,公开领引着民主党人的理念和行为规范。民主党人的理念不在于将来,而在于当下;不在于美好理想,而在于人的实际处遇;不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建立。因此,民主党人的理念是具体的,是实际的,是可操作的。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宪政理念。往下,公开引出了民主党人的行为规范,即:尊重、宽容、妥协、对话。
民主党人走的是一条和平共处的宪政道路,不像革命党人那样,要排除异已,消灭对立面,压制反对派。民主党人要与自己的对立面、反对派以及各种各样的异已力量共建一个高出于各党派的宪政体制,所有的党派、族群、宗教团体、或个人都能在这个体制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仅有理性还不够,尤其是那种现实的“功利理性”,“可计算的理性”,它们不可能领引我们民主党人走向公开的民主社会,它们不可能帮助我们持守住“非暴力、合法”的政治原则.我们还得要有由宗教信仰生发出来的那种情怀,那种“尊重”你不可能尊重的人,“宽容”你不可能宽容的言行,“妥协”你不可能妥协让步的事,“对话”你不可能与之沟通对话的对象。人文精神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基督教信仰者较容易既做到这一点,又能够持守住民主党人的政治原则,同时,能够深刻理解民主党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理念。
因为,我们不可能彻底改变些什么,尤其是,我们不可能彻底改变人性的恶,人性中的私欲。我们惟有怀着宗教信徒那种承担无尽的苦难精神去做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做成的事,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
三、
公开,在民主社会是一种原则,是一种公理;在专制社会,公开则成了问题,公开者则成了首当其冲的受迫害对象。公开对于一个信仰民主宪政的信仰者来说,很好理解,那就是信徒的“殉道”精神,然而,这就给我们其他非信仰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疑难.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专制的中国,我们要在这个两千年强权统治的土地上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宪政制度。我们的公开诉求对于既得利益的强权集团来说,无庸讳言是“与虎谋皮”。祇要既得利益集团把自己看着是“老虎”,不是人,不是“主权在民”的执政党,它就会“吃人”。
我们民主党人该怎么办?一方面,这个执政党像“老虎”一样在维护一个嗜血吃人的丛林社会中“王者”的地位,一个公开站出来教训它斥责它的人肯定首先会成为它的腹中之物;像张林、许万平、杨天水、李元龙、郭起真、李建平、陈树庆、力虹、高智晟、郭飞雄等已经被它们吞于腹中。另一方面,民主党人要领引民众走出丛林社会,进入人人平等的文明社会。并且,这种社会的建设祇能走公开变革的道路,不能走“地下斗争”的道路。
我们民主党人还能公开吗?我们民主党人该怎么办?
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民主党人扮演的社会角色。
第一、我们民主党人应当是一个信仰者。公开的政治原则要求我们这样做。民主党人的理念要求不但要以人文精神去理解它,还要用信仰者大不畏的勇气和意志去追求它。像吴玉龙先生②所说的:“我们不怕被打压,而且是以准备坐十年、二十年牢的决心来坚持该原则,当然也希望不要遭到打压”。民主党人的行为规范更要求我们具有宗教徒的品味,那怕在最恶劣的环境里,我们都要有尊重、宽容、妥协、主动对话的品质.第二、既然我们已经给自己定位为民主党人,我们就得依着民主党人的文化去亮相自己、公开自己。可以说:还不敢公开的民主党人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党人,就像一个还不敢公开称谓自己是一名基督徒的人还不是基督徒一样。追求民主理念的人首先要敢于公开自己的符号,除非你没有这种追求。第三、要用自己信奉的理念公开行事,自己首先公开行,同时,也引导别人如此行,做一个阳光的使者。以公开的方式把自己的理念推销出去。民主党人的理念已经是全人类普世认同的理念,我们为什么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况且,共产党人已经不得不在最近把“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正”等理念写进他们主持的宪法和他们党的章程中去。这些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共产党已往的信念中是没有的,甚至是共产党曾经长期敌视的。我们民主党人没有必要再有什么忌讳.第四、民主党人是一个练习者,民主游戏的参与者。在中国大陆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民主社会的历史还没有写进,这一历史记载祇有由民主党人与中国大众一起来写。我们不能因称谓为“民主党人”就认为祇有我们才是合格的民主人士,并且错误的自以为祇有我们才够资格代表民主,够资格评判民主政治。在中国大陆,任何政党都没有资格自封自己为民主政治的权威。我们祇是民主政治游戏的公开参与者和练习者。
这就要求我们民主党人要邀请各方的人士来参与民主政治游戏,不但要主动邀请有意参与民主政治的人们,还要主动邀请曾经反对过民主政治,现在口头上已经不反对,实际行动上还在反对的党派。尤其是要邀请自己的对手。这就要求我们民主党人主动公开承认自己的反对党的地位,首先认同自己的反对党,尊重对立面,宽容异已的一方,学会妥协,主动与反对派对话,在任何场所公开自己的立场、观点、政治诉求的情况下,寻求建设性的接触,推动良性互动双赢的民主政治③。
四、
现在我们民主党的反对党是共产党,共产党已经不再提“阶级斗争”,而在提“构建和谐社会”;已经不再提“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在提“物权法”,允许私有制存在下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提建立党天下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提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认为:是时候了。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反对党开展公开的不同层面的不同种类事务的接触,由浅而深的展开政治对话。首先,从公开亮明民主党人的身份开始,抛弃那种“不接触”、“不合作主义”,甚至相互敌视的立场。印度圣雄甘地的观点不适宜在我们中国大陆。对立面之间相互丑化恶意攻击互不尊重,仇就仇到底的革命党意识不是民主党人的做派。圣雄甘地面对的是英国人,英国人带给印度的有西方的“契约文化”,以及英国人本身的宗教文化浸染。再说,英国人是要走的。而共产党人往那里走,共产党人的母国就是中国,所以叫“中国共产党”。我们始终要面对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在共产党人掌权的情况下,在没有“契约文化”传统,没有基督教文化浸染的人群里边公开进行民主法治建设.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民众多灾多难的实际情况,这也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要承受更多苦难的原因。
幸而,共产党已经有了一点变化,给我们提供了可接触的契机.退一步讲,共产党还没有变化,共产党还像丛林中的猛虎一样,它喜欢欺压凌辱残暴压榨吞食同类。用陕西民主党人的话讲:“我们很早就提出过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曾经也公开的与对立面接触过.但是,遇到一个公安,他说:”你来跟共产党的专政机关讲理性,讲合法性,共产党怎么样你还不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流氓,是无法无天的天王老子,我们想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没有任何人能干涉我们‘。“好一副牲口样。
正是这句野蛮的牲口话语阻断了你们走向公开的路。
我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画像不就说明共产党人是野兽,是无人性的动物吗!如果他们是禽兽,我们就是训练禽兽的驯兽师。如果他们是流氓,我们就是调教流氓的心理医生。”这种公开驯兽的活动也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请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维权的另一面:训练一个知法守法的政府》)。
驯兽师是一项危险的职业,与疯狂的精神病人打交道的心理医生也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如果你选择了民主党人的事业,无庸赘述,你也是选择了一个危险的职业.祇是,一旦你决定了做一个训练权力这头猛兽的驯兽师,我希望你像西班牙斗牛士一样勇于公开亮剑,沉着勇敢应对,不惧怕流血牺牲。
五、
不公开的政治是不健康的政治。最起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由于不敢公开,人长期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像中国领导人与西方政治家共同在公共场所亮相时,普遍共同的评价:中国人如蜡像或木偶戏人一样,没有人性中的情闲雅兴,一种沉重的表情似乎总在警惕着什么,谁人在欠他的债,差他的租;谁人在算计他,骂他,恨他,想陷害他一样。没有一个轻松鲜活休闲的样子。
作为民主党人,坐牢与否,剥夺自由生活的权柄不在于我,不浪费每一分钟我人生短暂的生命,尽可能去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之而努力的权利则在于我。
如若像朱虞夫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要不就是坐大牢,要不就是坐小牢”。大牢指的是监狱铁门之外,人被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政治权利,祇有像猪狗一般的生存。小牢指的是被关在监狱中,人被圈养,并被剥夺了肉体生命中的某些权利,人随时处在猪狗不如的被遭殃状态中。以其在大牢小牢之间做选择,不如光明磊落的像人样活过一次。以其“亚健康状况”的活法,不如公开的,健健康康的活法。
因而,我呼唤阳光!我呼唤民主党人走向公开!(2006、11、3 于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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