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的人事僵局

（北京）杨 光


一、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人事变动情况


    中共十七大在“选举产生”了204名中央委员、167名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胜利闭幕”。次日十七届一中全会在“选举产生”25名政治局委员、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之后也“胜利闭幕”。至此，未来5年内中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小撮人”脱颖而出。与上届政治局相比，本届中共政治局增加委员1人，减少候补委员1人，总人数不变。略嫌臃肿的常委会人数也保持9人不变，料仍将维持人大、政府、政协、党务、财经、纪检、政法、宣传各管一摊的常委分权局面。

    上届政治局委员在任内有1人死亡（黄菊）、1人被撤职（陈良宇），另有7人因年龄过线而未列入本次候选人名单（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吴仪、张立昌、曹刚川、曾培炎）。剩下的15位老委员、1名老候补委员通通过关，连选连任（其中，王刚由上届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转为本届的正式委员）。

    新加入的9名政治局委员中7人是由上届的中央委员晋升而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刘延东、张高丽、徐才厚、薄熙来）、2人是由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越级晋升而来（李源潮、汪洋）。这9人中有5人来自于地方，1人来自于军方；4人具有“团派”背景、4人具有“太子党”背景（唯一的女委员刘延东兼具上述二派背景）。新加入的4名政治局常委中2人是由上届的政治局委员晋升而来（贺国强、周永康），2人由上届的中委越级晋升而来（习近平、李克强）。其中新常委贺、周二人与“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关系密切；习近平为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是早已被毛摧毁的中共“西北帮”成员，高岗旧部，此人作风开明，曾公开力挺被邓废黜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与江、胡关系不明；李克强则是众所周知的“团派”第一大将，属胡锦涛嫡系无疑。

    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顺序是5个老常委在前，此5人的相对次序仍与上届保持不变；4个新常委排名在后，顺序为：习、李、贺、周。如不出意外，除习、李之外的其余七个常委将在十八大退出，因此，这一排名也表明了中共对于第五代“接班人”的“双保险”安排。——当然，夜长梦多，未来5年有什么变故，目前无法预料。

    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人事变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到了年龄的一律退出，不到年龄的一律不动；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数、分工维持上届格局不变；三是“工程师”减少，“太子党”和“团派”增加。


二、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几个体制特征


    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中共高层的“人事退出机制”似乎已经初步形成。这一机制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高官之退职与否，必须且仅仅以年龄是否过线为充分必要条件。但此机制尚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党内明文规则，也就是说尚未完成机制的“制度化”。目前它是一项一致默认的“潜规则”。

    以十七大的情况来看，“超龄退出机制”已成为目前中共各派系、各寡头所唯一普遍认可并愿意遵守的有效机制。因为除了年龄，也就祇有死亡和犯罪才能剥夺高官们的位置和权力，而诸如学识浅薄、能力不足、政绩不良、声誉欠佳、威望低下，乃至对最高领袖不够忠诚服贴，或者最高领袖对其不够满意，都不足以被公认为中共高层成员退出的正式理由。

    这也就是说，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与所谓“换届选举”也毫无关系——祇要年龄未到，就祇能换届不换人。哪怕离68岁祇差几个月（比如能力不强、且民间普遍认为有贪腐嫌疑的贾庆林，他离68岁的年龄祇差几个月），也不可以随便轻动。由常委降级为委员，或由政治局委员降级为中委也都是万万行不通的，甚至连原先的排名次序也不能因“换届”而有所变动。

    这种以年龄为唯一指标的“超龄退出机制”好于过去的终身制，也好于没有任何可行规则的无序倾轧。但是它强于“最劣”，属于“次劣”。严格地说这不过是一种高官退休机制（是否退而不休还很难说），谈不上是换届机制或“新老交替”的机制。它是职务终身制的变形体制——是一种有年龄刚性限制的“准终身制”，即在一定年龄之内的高官职务终身制。这种机制既对超龄者显失公平（因为一个“68岁以上的老人”完全可能比一个“67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体更好、能力更强、威望更高），又对未超龄者缺乏起码的约束和激励。在这种机制之下，所谓“党内民主”当然完全是扯淡，任何实质性的民主程序根本就不可能在高层中展开，而且它也远远比不上科举取仕体制之下选优择善、尚贤任能的中国传统文官制度。

    第二，中共的高层人事虽然形成了上述“超龄退出机制”，却尚未形成任何规范性、程序性的“高层进入机制”。即：如何提拔和晋升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尤其是如何确定最高权力的“接班人”人选，目前已无章可循。

    在毛邓时代并不存在“高层进入机制”的问题，因为最高领袖拥有不允许他人挑战的人事独裁的权力。无论升官还是罢官，毛邓始终保留着最终的决定权。

    比如毛可以将一个纺织厂的保卫干事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也可以将一个偏远地方的领导人指定为隔代的“接班人”，即使党内有诸多不满和异议，但毛邓的领袖魅力与个人权威足以压制或平息这些不满和异议.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列意识形态大厦早已坍塌，“打天下、坐江山”的古老传统也已经衰微，自由民主观念已渐成国人的普遍共识.同时，在沉闷而平庸的高层政治生活中，江、胡也不可能再拥有毛、邓那样一言九鼎的人事独裁权威。上代指定下代的“义子继承”的旧体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独裁指定、“义子继承”的旧规则已经失效，宪政体系、民主选举的新规则还远远不能建立，因此，中共便陷入了一种祇有退出机制而没有降级机制、也没有晋升机制的高层无规则状态之中。这使得高层的人事局面出现一种“维持会”式的僵局。

    以十七大的情况看，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的的资格与机会，是由若干变数很大、不太稳定的偶然因素所决定，即由拉帮结派、讨价还价、利益交换、力量对比、势力平衡所决定。具体地说，江与胡的意愿，其他重要元老的意见，前任常委的偏向，权贵家庭联盟的利益要求，党内各派系的权力平衡，中央、地方、军队的权力平衡，候选人的资历、能力与政绩，……，所有这些因素，都要在高层人事选择中有所兼顾。而若要将这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因素一体兼顾，长久稳定的均衡状态则是断难实现的。我们看到，在僵局之下，十七大祇能因循苟且、谨小慎微，最终组成了一个面和心异、内耗激烈、毫无活力、得过且过的新常委班子。

    第三，随着江胡时代末期的临近，中共面临着极端严峻的“人才危机”和“接班人危机”。“太子党”和“团派”的崛起，“义子继承制”的终结与“接班人”正式制度的难产，便是此“人才危机”和“接班人危机”的直接体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高层的当权派主要是一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这批人的特点是习惯于用战争手段和社会运动的方法治国理政，比如他们将经济领域称为“工业战线”、“财贸战线”，他们将国家建设以运动的方式来组织——如“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高层的特征是“革命家监国+工程师理政”，大权、实权掌握在以邓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老人手中，同时，按邓小平的用人偏好，中共大量起用了一批有工科教育背景的新人。这批人习惯于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当作“工程”来对待，此一遗风，至今不绝，比如著名的“希望工程”、“五个一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

    如今，中共的“革命家”队伍已经整体谢世，“工程师”团队也逐渐趋于衰落。那么，中共高层的新鲜血液又将从哪里补充、用什么样的方法补充呢？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它涉及到最高权力的合法性、路线政策的连续性、政体运行的有效性，也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安危与社会的稳定。

    中共是一个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组织。在毛邓时代，中下级官员可以靠非凡的经历、卓越的战功，尤其是可以凭藉最高领袖的青睐，来打破森严的等级壁垒，越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渠道到达高层。以往，最高层的人才，大概均由此而来。而现在的情形显然不同了，越级晋升的渠道非常有限，因为在“太平盛世”，人人均无传奇经历与卓越战功，而领袖本人也资历平庸，属泥菩萨过河，其个人权威自然大打折扣，因此，想要厕身于最高层，虽有领袖的青睐，也不可能再被广泛认可。这就造成了中共高层的“人才危机”。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基层官员要循序渐进地从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厅级—厅级—副省级—省级，通过这一条漫长的晋升通道，一直走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高位，假如他从25岁“参加革命工作”，那么，即使他在每个级别上祇做完一届就立即获得晋升，到他有资格有条件进入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他也已经年过花甲，不用到任就可以直接退休了。这样看来，如不越级提拔，政治局常委必将无人可任，也就是说，位于权力最高端的那“一小撮”人，必须是有可能经常地获得越级提拔的人。这样的人才在哪里？要到哪些部门、哪些岗位去寻找呢？

    于是，“太子党”与“团派”的崛起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因其血统因素容易相互联姻、抱成一团，天然地具有高层的人脉关系，不管他是不是人才，他们都比其他人更接近权力中心，更容易被掌权者所“发现”和“培养”，更容易从较高的起点上入仕为官，也更容易获得越级提拔直逼顶峰的机会；而“团派”则因其主管青少年、下一代的工作，由于这一岗位特点，他们天然地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在一般情况下，团中央、团省委的官员们要比其他岗位的同级别官员更加年轻，而“团派”一旦形成了山头和帮派，哪怕祇是形成了同门之内、惺惺相惜的官场情结，这帮人也就获得了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集体性权力资源。

    但是，“太子党”与“团派”却不是真正的人才基地和精英摇篮.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这两拨人马并不具有任何能力和政绩上的优势，恰恰相反，“太子党”多产纨绔子弟，“团派”多有华而不实之徒，他们的整体素质并不会比此前的“工程师”团队更高，更比那些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派、实绩派官员为差。而且，广大的中国民众对“太子党”系统的官僚世袭制极其厌恶，对光说不练、照本宣科、避实就虚、不务正业的“团派”作风，也素无好感。因此，这两派人马的坐大，对中共而言、对中国而言，当然不会是好事，这祇能意味着中共的人事组织体系已经不可救药，彻底堕入了“淘汰人才”、“优败劣胜”的不归之路。

    看起来，中共的“第五代接班人”十有八九会从“太子党”或“团派”中产生。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既没有强势的上届“核心”作靠山，又没有足够的民意、党意作支撑，“接班人”还能立得直、站得稳、走得动吗？


三、简单的总结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林彪说：“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可见，中共的建政立国者们深知，人事问题至关重要，马虎不得。然而，苟且偷安的十七大却告诉我们，中共当局已经陷入了高层人事的维持主义、绥靖主义僵局。这僵局就是：欲人事独裁而无力，欲“指定继承”而无胆，欲内部竞争而无规，欲党内民主而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