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改革可能性探究
刘国凯
一、高阶政治改革与低阶政治改革
中共十七大落幕。许多人都在从新科中共最高权力集团的构成；从十七大相关文件的宣示，来对中共今后的政治走向作某一程度的预测了。十七大之后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亦略抒己见，供各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们参考。
当今中共政权虽不似毛时代那么残酷血腥，没有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没有动辄把大量的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但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治的特质和表现仍然存在。这就是垄断执政权，把军队紧紧抓在自己一党手中，以党军为保镖来垄断执政权。紧紧控制司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仅以言论批评专制政治的民众投入监狱.实行党禁，不允许任何否定一党专制的政党合法存在。控制新闻媒体和出版以及互联网，以阻止民主思想的传播。紧紧控制选举，把从中央到地方最低一级的乡镇行政长官的任命权都抓在共产党手中……
相对于民主政治，以上内容都在必须予以革除之列。然而，政治改革也不必一步到位。实现多党并存竞争执政权；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离等是高阶政治改革，实现它即彻底终结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共产党对此会拼死抗拒。
政治改革也可祇做低阶内容。就是放松对新闻媒体、互联网的控制，不以言治罪。但是即使这低阶的改革，共产党也未必会去做。有些人说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中61处提到民主，故看来胡锦涛还是有实行民主的愿望。这种估计纯粹是一厢情愿。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还95处提到民主，江泽民实行民主了吗？十六大刚开完，民主两字的墨迹未干江泽民就重判了新青年学会。
二、中共领导层不会进行政治改革之原因
我对当今中共领导层是否进行政治改革持相当不乐观的态度。这可从主观素质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去考察。
（一） 主观上中共第三代领导群体不具政治改革的民主气魄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今胡温等是中共第四代领导，这其实相当偏颇.应该说当今中共领导层是中共第三代。
中共第一代为中共初创期参加的一代。它包括创始群体和北伐时期的参加者。从毛刘周朱到王明、博古、邓小平、林彪、陈云、薄一波……其出生年限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至今这一代已全部进入历史。（99岁的肖克老上将可能是唯一的在世者） .中共第二代是从北伐之后到中共1949年建政之前的参加者。从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到邓力群、乔石、江泽民……其出生年限在20世纪10年代初到20年代末。这一代未及参与创始和北伐。依其年岁的大小分别于井冈山时期、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及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投身中共行列。这一代人是中共革命的主干力量。第三代是中共建政之后的参加者们。换言之，这一代没有为中共建政打过江山。其出生年限在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其最年长者大概是是出生于1935年的罗干。1942年出生的胡、温；1944年出生的李长春、1946年出生的张德江等都属于这个群体.这样的分法既较符合人类的寿命代际（20年左右为一代） ，也符合各代所包含的政治内容。第一代可简称为元老代；第二代可简称为主干代；第三代可简称为突升代。关于第三代简称的来源下面将作具体说明。
中共第一代背负着共产党元老的招牌，这光耀而沉重的招牌压碎了他们即或曾有的民主因子。并且他们又顺次作息在毛泽东、邓小平两届专制权威之下，一切民主思想都没有露头的空间.如谢觉哉很早就提出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新旧约、可兰经，即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这表明他是具有民主思想因子的。但是在进入毛时代后，谢觉哉们都极力自律噤声了。唯一能表达出若干民主意识的是出生于1906年并以90岁高龄去世的陆定一。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出反思。提出惩治党内腐败须有外力；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能采用否定和“砸烂” ，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然而从整体来说，中共元老代没有民主。
中共第代二代大多也都离开了人世，尤其是其中的“兄长” 级——参加过井冈山斗争、长征、和抗日的群体.其他在世的也大多在80高龄以上。目前这一代也都淡出了权力圈。中共第二代是光谱斑驳的一代。它里面既出了胡乔木、邓力群那样的“左王” ，也出了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任仲夷、李慎之等有民主思想的杰出之士。
中共第二代——主干代中的赵紫阳们思想中的民主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当年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怀着热烈理想投身中共队列。那时中共把民主调门高唱入云，斥责国民党专制，迷惑了许多热血青年。而后当毛泽东们露出真实面目时，他们已深陷共产党污浊的沼泽不能自拔、更不能抗拒。拜赐年龄上的优势使他们有时间走出毛的阴影，并得以在邓也打着改革旗号的年代里释放出压抑多年的民主思想因子。可见他们民主意识的来源是有踪可寻的。赵紫阳更为典型。他出身地主家庭。用共产党的行话来说是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可是在他为中共革命奋斗时，父亲却在家乡被镇压。赵紫阳慑于大势，隐忍不发.但他数十年过家乡而不入境，则曲折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悲愤。这些都在他于80年代初首创经济改革，80年代中后期力主政治改革中凝结出来。
本来大有希望的八九民主运动以悲剧收场，使主干代中民主分子的理想化为乌有，主干代中的江泽民（1926年出生，1943年起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中共） 得以出线.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 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的综合效应使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民主从呼之欲来到愈退愈远.几年前，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接过了权柄。这些40年代出生的丝毫没有“革命战火资历” 的人是怎样步入中共高层、最高层的呢？
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力主建立退休制度。那时，在中共第一代尚存人世者亦达耄耋之年，第二代大多也压在花甲线上时，破格提拔了一大批40岁上下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原来的级别往往祇是科级干部甚至一般干部，短短期间里突升至厅级乃至部级，故这一代可称之为突升代。
如：文革前夕毕业于清华的胡锦涛1972年任水电部第4工程局813分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属科级干部。熬了8年，到1980年，还祇升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提了半级，而在大提拔风潮中连续晋升，1984年就连跳几级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文革前夕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1971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政治干事，熬了10年，至1981年才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而后几年间，几乎年年晋升，5年后（1986年） 就高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1949年出生的薄熙来1979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84年时还是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干部。1988年突升至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44年出生的李长春1966年毕业于哈工大。1975已任辽宁省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党委常委，处级干部。熬官六年原地踏步。1981年祇转任辽宁省沈阳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此后在大提拔风潮中，同样6年，至1987年就升至辽宁省省长.1945年出生的陈绍基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70年在任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当办事员.熬了12年，到1982年才升任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副科长.此后几年连续升级。仅四年后1986年就官至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兼秘书长.1944年出生的黄华华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74年任广东省煤矿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开始政治起飞，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中共广东梅州市长.199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大提拔风潮中什么人被提拔呢？一般人都注意到了太子党在第三代领导群体中的窜升。这是毫无疑义的。陈云早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太子党祇是同龄人中的数万分之一，而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太子党占7名。比率为28%.即太子党出线率是平民子弟的万倍以上。
现在有必要探究的是，既然平民子弟被选拔者系凤毛麟角，那么什么样的平民子弟才会被选拔呢？大致是这样的货色。一是乖乖牌；二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表现优异者；当然也可以是同时具有两种成色。
乖乖牌类，胡、温可算典型。他们都是学生党员，虽读理工科但都从事政治工作。胡在校时已担任政治辅导员.离校到甘肃水电部门后，担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温家宝离校到甘肃地质部门后，担任单位政治干事。文革时期胡在清华、温在地质学院。这两间大学都是文革中的突出者。清华“井冈山” 和地院“东方红” 闻名全国。但胡、温在那场轩然大波无所作为。这无所作为在共产党老伯乐的眼中看来正是不弄潮逐浪、不恃才张扬、有党性、稳重、踏实。这样的青年人可以信任、容易驾驭、可堪托付。
再看看其他一些政治明星的履历.李长春1969年哈工大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开关厂做技术员，1975年任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1944年出生的王乐泉1965年以“政治学徒” 编制参加“社教” 工作队。1970年任山东省寿光侯镇公社革委会常委，1975年任山东省寿光县革委会副主任。 1946年出生的张德江文革前是“知青” .1970－1972年任吉林省汪清县革委会宣传组干事。1972年入延边大学.1975年任延边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是一段被共产党略去或改制的历史。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在1968年夏秋的大肃整中被惩治。接着在1970的一打三反和1971的清查“五一六” 中被“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复清算。能在70年代上半期可在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任职的，都是文革时期（1966-1968年） 保皇（保共产党各级领导、保军区、保共产党统治秩序） 有功的、深得共产党赏识的青年。李长春、王乐泉、张德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此还可以笔者直接了解的广州情况为例。
文革期间（1966-1968年） 广州中山大学为全市、全省所最瞩目的单位。中山大学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中大红旗”全省闻名，执广州造反运动之牛耳。该校保皇派学生组织——“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也是广州保皇派的骨干。1968年夏秋以后，“中大红旗” 的头头们全部被肃整，背上“文革三种人” 的包袱，即使在80年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大提拔的潮流中也绝无升迁希望。而保皇派学生组织“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的骨干人物则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大多受到重用，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去任职。其中佼佼者黄华华现官至广东省省长、陈绍基官至广东省公安厅长、广东政法委书记，这便是例证.邓小平反复清算“文革三种人” 并不是清除所有在文革中“跳得高” 的青年，而是清除那些在文革中“跳得高” ，冲击共产党各级领导和政治秩序的平民子弟。而对另一些“跳得高” ，起来捍卫共产党政治秩序的人则予以赏识、信用。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表现优异者，是和党一条心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乖乖牌还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表现优异者（不妨给他们一个简称——政治打手） 都不具民主因子。他们不是向往民主并投身革命的民主青年。他们是政治庸人或政治扒手。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共产党作了彻底的政治洗脑，思想上完全认同了共产党的那套经典。他们是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产物和受益者，人格已被严重扭曲。他们蒙尘的心智已不愿去直面这个政治制度的弊端和反动。他们的经历和记忆中祇有这个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栽培和信用，他们也以维护这个政权的延续为己任。对民主政治他们有着本能的反感。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胡乔木、邓力群共产党顽固派的信徒。如2004年广州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遭到打压。任重夷、吴南生致信中央和广东省委，为之仗义执言，竟遭冷遇。而《南风窗》和《同舟共济》两份杂志由于刊登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肃整。《同舟共济》的主编被革职。以至任仲夷、吴南生愤而辞去《同舟共济》顾问的身份。可见第三代——突升代中的“政治打手” 与第二代——主干代中的民主派区别何等之大。
对于乖乖派人物来说，他们还缺乏从事政治改革的激情和魄力。这么多年来他们惯于遵奉领导、谨慎言行、上承下达，以至墨守成规无能建树。更由于看到中共历史上勇进者的悲惨结局，使本来就缺乏创新开拓精神的他们更加一步三顾。政治改革是要冒很大的、多方面的风险的，有时甚至会赔上身家性命。中共主干代中的民主分子是怀着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革命，那时牺牲云云并非矫情的宣称，而是实实在在危险.然而中共突升代是在中共已执政的日子里跻身中共行列，口里挂着漂亮的献身辞藻实际上非但没有危险，有的倒是荣耀和利益。这种在温室中栽培的花朵即使有观赏价值，也断不能拿去见风雨。在中共突升代中的乖乖牌里出不了满怀激情和勇气的叶利钦式的人物。看看温家宝在赵紫阳病危弥留之际都不敢去看望他的老上级一眼，如此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还谈何从事政治改革？
中共突升代中的政治打手们倒是有激情和魄力的。他们得以攀登到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圈充满了奋斗.但是这魄力和激情不是民主的恰恰是反民主的。他们从维护专制、反对民主、屠杀文革造反派、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搏击中尝到甜头.他们还自知自己的发迹充满了对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为此他们绝对不让民主实现，否则他们过往的历史会被重新定位和解释。执掌广东的张德江竟不把任仲夷、吴南星放在眼里，可见其反民主意念的“激情和魄力”
谢滔老先生说当今中共最高层充斥着太子党和红卫兵。这大致正确，但须给予一个重要的补充就是，那红卫兵必定是保皇派红卫兵——共产党的“政治打手” .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早在反复的清算和持续的“清理文革三种人” 中被摈除在体制之外，甚至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中，其中许多还被长期监禁。
六四之后有个传闻，就是当时北京城里的高干子弟大多都拥护邓小平的血腥屠城。有一句未经证实但流传甚广的话是：“杀他20万，保20年安定”。有传这句话是邓小平说的。而另有勘误说：邓小平老谋深算，岂会这样明讲？这句话是太子党王岐山说的。
社会上没有流传张德江、黄华华、陈绍基这类政治打手当时是怎样思想的。但我敢断定，他们一定会坚决支持邓小平屠城。如果说太子党中还会有陈毅之子等反对邓小平镇压，那么在政治打手群体中断无反对者，他们的政治发迹丝毫没有家世背景而全凭他们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坚决性，故他们会比太子党纯度更高地支持邓小平的铁血政策。
还有一个因素使突升代不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就是他们对邓小平的集体感恩。没有邓小平坚决推行80年代的大提拔政策，他们岂能火箭般地窜升高位？80年代，中共主干代中许多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参加者年龄祇有50几岁.若按共产党由来以久的论资排辈规则，应轮到这班人晋升去接主干代中兄长们——井冈山、长征、抗战前期参加者——的班。可是，邓小平把主干代中这一群体撇开，跳过他们到完全没有“革命” 履历的另一代人中去挑选政权接班人。胡锦涛更是邓小平亲自钦定。突升代会有这样一个无言的集体默契：小平同志，我们不会辜负您的破格提拔；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共产党的江山无论如何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中丢失。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二） 客观上中共第三代领导群体没有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的确是处于一个全社会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新旧思想和势力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而且新思想占了优势。
70年代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同步发生的。在农村分责任田、工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奖励制度，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宣布改正“右派” ；停止在民众中划成分，地富一律脱帽。当时的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是起了正面促进作用。物质生活有所好转的人民对民主政治提出了要求。
1979年初笔者在广州公开发售粗糙油印的民刊《人民之声》时，排队购买的人群长达200多米，充分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忱。那时人们都期望着共产党进行更深入的政治改革，而共产党也释放着某些善意。如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竟愿意屈尊与我们《人民之声》这班青年对话。后被中央总结成广东经验予以推广.由于魏京生过早地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导致整个七九民主青年群体与邓小平对撞。心胸狭隘的邓小平镇压了七九民刊、民主墻运动。但是，改革的势头并没有终止。知识界里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们在继续呼唤政治改革；中共主干代中的民主分子在党内和应；大学校园里民主沙龙到处建立、民主集会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势下，胡乔木、邓力群们醉心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清除精神污染” 都铩羽而归，连邓小平都不得不应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并在中央成立相关机构具体筹划。
那时在国际上正是美国第48、49、50届总统任期。48届总统卡特特别着力呼唤人权。49、50届总统里根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后举行４次首脑会谈和会晤，对苏联东欧的社会变革起了外部的促进作用。1984年里根访问中国，既表示友好也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力表关注。苏联东欧的社会变动也对中共具有无声的推动力。此外还有邻国南韩全斗焕军人独裁政权的垮台；台湾蒋经国解严，开放党禁。这些都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九民主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国的大逆转，政治改革不但中断，而且全线倒退。主干代中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江泽民被元老派保荐入中南海。他不但要摈除政治改革，连经济改革都要往回拉。邓小平在省悟过来后坚决制止江的所为。他更强力地推动经济改革，更广泛地引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邓小平抉择取得了深度、广度都十分了得的成功。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外资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工作机会。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尤其是东南大中城市里，相当一批小康人家造就出来，富豪阶层也显山露水。这些社会群体都拥护邓小平的政策。
90年代中开始，邓小平让数以千万计的大小官吏都有机会出国“考察” 、“学习” .那些官吏不但在企业的劣质资本主义经营中捞到大量利益，还有出国游山玩水的机会。邓小平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处境多么糟糕。我们镇压动乱，保住了江山，你们才能过得如此写意。你们现在还支持那些狂呼乱叫的人搞什么民主吗？官吏们齐声应答：不支持！不支持！小平同志英明正确！
邓小平的信徒们对民众说：这样的经济状况你们满意吗？满意！那很好！要知道这样的好局面全靠对八九“动乱”采取铁腕措施得来。你们看共产党不执政的苏联多么糟糕。国家分裂了，经济也一塌糊涂，物质匮乏，买点食品都要排长队，那像我们中国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邓小平成功地浇灭了中国社会70年代末以来延续不断的政治热情。知识分子被压服、被收买了；他们不再呼唤什么民主。教师去争职称，赚外快。医生变着法去收红包。干部们及时在任期内去搞钱权交易。民众则“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 .一片向钱看的热潮所蒸起的水雾冲去了邓小平手上的斑斑血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了邓小平式转型，从一个政治型社会转向纯经济社会。即使是最热衷政治的大学校园里的人，也再不搞政治沙龙。玩电游、开舞会、追星、网恋，成为青年人的时尚。共产党再也不感受到来自体制外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了。当然，零星的民主呼吁还是有的，但在遍及各地的节日晚会、演唱会、选美大赛的喧嚣中那呼吁显得多么纤细无力。至于贫穷无助的人们所发出的呻吟也都淹没在持续不断的嘉年华会的欢声笑语中了。
国际上，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搞得焦头烂额.为了争取中共政权在国际反恐事务中不从中作梗，又为了中共协助控制羁桀不驯的北韩，美国都不得不放松对中共政权压制民主的批评.民主转型后的俄国对中共力表友好。从前苏联极力将其专制政治模式加于中国，而民主的俄国却绝不向中国推荐民主。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欧美诸国的企业家都赶来与之做生意赚钱.这些企业家极力影响该国的政界，促之对中共政权持姑息容忍的态度。
因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共产党都不再承受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
奇妙的是，政治改革的调子共产党还在继续唱。然而实际上，不但高阶政治改革的内容共产党不会搞，即使是低阶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会搞。控制言论的强度不但使报章杂志上没有杂音，连互联网也须遵守纪律。敢于公开违律的张林、杨天水们被一个又一个地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扔进了监狱.那么为何还要唱政治改革的调子？在国内，这是为了自圆其说，使共产党的前言后语有所连贯，既然邓小平提出过政治改革，那么继续唱唱又有何妨？况且总还可以用来缓冲某些社会冲突。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在国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不过是共产党的公关游戏，是共产党在自己满脸横肉的面庞涂上几道柔和秀丽的油彩，用以迷惑国际社会，改善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而已。
三、中共突升代的不改革并不等于中国永无改革
中共第三代——突升代领导群体头脑是清醒的、注重实际的。他们的一切努力是要保住共产党的执政权。拒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保住执政权，进行经济改革也是为了保住政权。其思路是：经济改革——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人民拥戴——保住了政权。这就是胡锦涛所唱“民生” 调的真谛.要说这思路也有其道理，而且眼光锐利，看准了中国民族性中注重实利缺乏理想主义热忱的特点.如果真的能做到，也不是坏事。
但是，胡锦涛和中共最高层的这一思路岂能得到实现.数以千万计的中共大小官吏并没有长保中共政权的自我期许和宏大抱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以尽量在任内捞取利益为宗旨。在没有社会公众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全体民众的物质生活。贪污索贿、吏治腐化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定加剧下去。共产党的危机并不会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而消弭。然而一个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在没有民主政治的状况下长期拖下去。共产党政权虽总在危机中步履蹒跚却又不裂解倒塌。
许多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接胡锦涛的班。习虽然出生于1953年，但由于他的太子党背景和80年代的突升履历，笔者认为他可划归中共突升代。胡锦涛不会启动政治改革几成定局。习近平由于其父亲的一度被贬和自己的“知青” 经历，使之继胡锦涛之绪关注“民生” 自不待言。但是否愿启动政治改革则在未知之数。
然而，民主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正义潮流。世界各国都终将走向民主。不可能有哪个国家就那么例外，可以永远实行专制。中共突升代的不愿改革、不敢改革并不等于中国永无改革中共官吏无可遏制的贪腐必将激起更大的民怨。维权运动的发展会突破具体的利益诉求，而上升到争取人权民主的程度。
中国有奉献精神的民主志士在作不懈的斗争，宣传民主理念，揭露抨击中共的种种谬误.例如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公开发表其敦促胡、温实行政治改革的呼吁信，就是一种可行的斗争方式。如果有成百上千个“汪兆钧” 不断地作这样的公开“上书” ，那将是来自体制外的巨大推动力。这种“上书” 和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遥相呼应乃至结合，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共体制内存在嬗变的可能。
中共第三代——突升代之后，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再没有必要去称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了，应统称为中共后继代。因为他们已没有自己的特点.既没有“革命” 履历，也不会再有突升的机遇。他们将按一般化的规则晋升上去。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如有分析者所指出的，中共领导层将会出现“集体平庸” .对“集体平庸” 者也是难以寄予厚望的。可是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随着民主意识的推广，一般化的晋升规则将受到挑战。共产党不得不扩大党内民主选举机制。中共后继代中会出现一些没有红色家世背景、却有民主意识、有激情魄力的人们。他们通过党内选举程序超越一般化晋升速度执掌了党的领导权。这些人是有可能启动政治改革的。然而，对于我们民主志士来说，不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而无所作为、消极等待。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去呼唤、去斗争。郭飞雄、张林、杨天水、吕耿松……和最近冲向前线的汪兆钧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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