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一线希望

林希翎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人们想起了我。先是国内“右”友们来电话，要我参加他们发起的要求中共彻底平反反右运动和向受害者道歉及赔偿的联名信。接着邀请我参加在美国东西部召开的两个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于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一场将数百万知识份子精英给予政治陷害，精神摧残，人格侮辱和生计断绝的罪恶运动的真相，不仅中共统治者历来抱着封锁，歪曲和忘却的态度，甚至许多右派受害者本身（包括我自己）也常常会抱着忌讳、回避和忘却的消极态度。就连曾经贵为总理的朱镕基也不愿回答记者对他曾被打右派这段历史的问题，为什么？实实在在是太伤痛了，真正是撕心裂肺的伤痛。每次回忆都是又一次受刑……。可是我却无法回避和忘却，因为我是毛泽东御封的大学生“大右派”“反革命”，又是被邓小平亲自加封为永世不得翻身，不予改正的“大右派”，是被国内作家称为唯一活着的“最后一个大右派”、“活化石”，是历史“代表人物”，而且我的冤案又曾株连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这太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迫使我在这风烛残年的病痛中不得不最后愤怒地来参加这场维权运动。我参与了，呐喊了，也祇是尽点责任而已。我在半个世纪的上访、申诉、抗争中，一次次的希望带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到现在可以说是完全绝望。虽然我仍坚定不移地确信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化进程以及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当然包括我们的“右派”错案）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我可能等不到看不见了。

    而最近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和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的公开信的发表，却使我在绝望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中共开始为“民主”正名


    我们都知道中共在打天下时是靠着向国民党专制政权要民主，要自由而起家的。所以当时曾得到了许多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协助，才取得了政权。这一点连毛泽东自己都公开承认的，他把“统一战线”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那里知道，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之日竟变成了消灭民主之时，从建国后对知识份子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开始思想改造运动，经过批武训，批胡适，批俞平伯，批胡风， 到反右派，“民主”两个字就像树在妓院门前的贞节牌坊一样滑稽可笑。中共对原先统战对象盟友无情无义地过河拆桥，将其领导人和许多精英都打成右派，甚至迫害至死后，居然至今还厚颜无耻地对外宣布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意思的是在十七大后像汪兆钧这样的民主人士终于产生了，而“民主”这个反词在中共十七大前后，也总算被中共领导班子提到议事日程上公开谈论了。他们总算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呼“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回可不仅仅光喊，也开始干了。作为一党专政的中共要使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自己内部生活先开始民主化，这次中共领导班子的产生真的实行了8%的差额选举，虽然这一步离中共整个国家政制的民主改革目标还远着，但毕竟是迈出了一小步，也是可喜的一步，是值得赞扬的。但愿这一次为中共为“民主”正名所迈出这一小步不会再重韬半个世纪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高喊过的“民主”那样不再是阴谋，而是一次真正的阳谋.


打手、杀手们先住手


    关于国家的政治改革，党政各方面实行民主化，要做的工作真正是千头万绪，这里没有什么捷径。但是可以先平反冤假错案，开放报禁党禁对党政各级领导人实行公开和公正的普选制度。这是一切从专制极权政体向民主制度转化的普世价值和道路，是需要一点一滴、一条条地去实践的。当前最迫切的头一条就是先停止迫害和镇压，全国各地凡是针对以前不同政见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和维权人士的镇压和迫害，必须立即停止。住手！刽子手们，打手们！刀下留人，狱中放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你们权力来源还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你们目前还无能对历史上第一代、二代、三代前领导犯下的种种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和罪行实行彻底的清算和纠正。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起码你们无权再犯，再重演历史的悲剧了。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是刽子手，他们欠下人民的垒垒血债。江泽民在晚年也当上了刽子手，对以练功修身养性为目的的法轮功群体实行长期的，大规模的围剿和镇压。对港、澳、台的信众极尽迫害，使得中共的党政领导人，尤其是专政机关的特务头子们出国访问期间到处被外国的司法机关下传票控告。难道胡温新领导人还愿重韬覆辙吗？虽然胡锦涛过去在西藏地区工作期间也参与过镇压西藏人民的罪行，但当时他祇是奉命执行者，而现在的地位不同，已经升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我希望你的手不再像前三任那样沾有人民的鲜血，但愿你能为历史为人民，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双清白的手。祇有这样你才有条件有资格来替你的前三代领导人来向人民向历史还债。欠债总是要还的，你应立即着手对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到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进行复查、平反，公开道歉和给予国家赔偿。其中首先是反右运动，因为已经历时半个世纪了，至今像我这种还有一息尚存的已属于稀有动物。应赶快把档案解密，抢救历史文物，建立反右博物馆，把这一段历史真相搞清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值得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台湾问题，新领导人的态度表现得比较温和和智慧。尽管台湾岛内蓝绿为立法委员以及2008年的总统选举，公投入联闹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回中共新领导人不再如前任那样浮躁、浅薄，跟着对手狂舞乱喊，靠虚张声势，威胁恐吓的手法来为反独促统造势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恰恰起到了反统促独的效果。台湾问题国共两党都故意将之简单化为统独之争。这实际上是个骗局和陷阱。实际上是台湾大多数人民愿意走，也已经走上了的民主制度与中共所坚持的官僚专制制度之争。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管蓝绿的选民）都不愿意被大陆中共所奉行落后、反动的专制极权统治政权所统一。经历过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专制制度的台湾人民不愿意再走回头路，再去接一个比白色恐怖更为恐怖的红色恐怖的中共独裁政权的更黑暗更反对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根源。每当我与民进党的朋友们争论统独问题，劝他们不要搞台独时，他们就会反问我许多问题，如：他们曾问我“林女士：像你这样深深的爱国者，蒙受了如此大苦大难大冤，老共至今都不给平反，你叫我们怎么能接受，难道你要我们也去给中共当右派、反革命，去受你受过的二遍苦吗？”诸如此类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我祇好幽默地回答，如果我是个台湾人，我也一定会同你们一样去当台独的。我既讨厌共产党又讨厌国民党，所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会同民进党有共鸣.过去我虽然不赞成台独，也曾大反过台独，但对台湾人民的苦难在感情上我深深地同情他们，理解他们。中国传统道德里有一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遇到矛盾都需要换位思考一下。记得建国以来直到1971年以前，当联合国讨论中国席位时，我曾极为气愤和不平，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上没有地位，连联合国都入不了，在国格、人格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上都深受伤害。可是当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后，竟让台湾人民失去了联合国席位，在国际上过起了没有尊严的生活。当我听到林正杰的前妻、民歌手杨竹筠女士赠送给我一盘录音带唱着“亚细亚的孤儿——台湾”这首歌曲时，也难过得落泪.2005年我访问台湾时遇到老朋友、作家陈若曦女士，她丈夫是一位退休了的台湾大学教授，他本人在政治上无党无派、非蓝非绿，他愤愤不平对我说：“林大姐，你们那边的老共太可恶了，不仅长期霸着联合国不让我们进，在‘萨斯’期间连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观察员都不让我们台湾人加入。吴仪等老共官僚对我们说话是恶形恶状……”“恶形恶状”这四个字给我极深极深的印象。我心想比起他们在国际上对台湾人的训斥来，对国内的官僚平常对老百姓不知恶形恶状多少倍，已经是习以为常了，都常常会是奴隶主对奴隶、劳头对囚犯的态度。

    不久前，一个马屁记者对已经不在台上的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吹牛，说李肇星在回答陈水扁的妻子涉及贪腐事件的看法时，自吹自己是堂堂大国的外交部长不会去关住一个地方官员老婆的贪腐问题.那记者想以此来表扬李肇星的幽默。实际上暴露了李的粗野和低能。请问陈水扁这“地方官员”是那一级中央政府封的？不管怎样也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李肇星有多缺德，下不了台了还要找机会去损人家一下，这就是中共的反台独外交。不尊重别人的人首先没有自尊，这正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