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研讨会”

本刊记者


    敲锣打鼓的中共十七大如同一场戏那样演完了，尽管它对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了无新意，但是海外为中国民主化苦思冥想的忧国忧民者，还是试图从这个看来有点滑稽的橡皮图章会议中寻找出有价值的话题.11月11日，由《北京之春》杂志社主办的“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研讨会”于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饭店举行，200多位各界人士热情地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多位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为大家提供了对中共十七大的精辟分析。


值得研究的逢场作戏


    会议由《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主持。于大海在致词中首先代表《北京之春》杂志社欢迎各位参加这次研讨会。他指出，这次中共的十七大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首先，许多人认为十七大标志着胡锦涛真正开始掌权。十六大的时候江泽民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无耻地在政治局常委中塞进了好几个亲信。十七大上新的人事安排以及一些新的口号，是否意味着胡锦涛的权力得到稳固，值得研究。其次，假设胡锦涛真掌权了，又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曾庆红最近说中共统治集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等于在说中共虽然换了汤，却并没有换药。这到底是事实，还是曾庆红的一厢情愿？也值得研究。于大海表示他本人对胡锦涛还是抱有期望的。这几年里胡锦涛没有终止对异议人士以及抗争民众的压制，这是他的污点.但值得肯定的是胡锦涛多次提起民主的议题，对社会公正也表现了关心。于大海对胡锦涛最赞赏的一点，就是他两年前不顾压力，坚持为胡耀邦举办了纪念会。胡锦涛的搭档温家宝不久前关于民主、人权的谈话，也令人耳目一新。这次十七大上，习近平、李克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一下子成了胡、温潜在的接班人。这个安排对今后政局的影响同样值得研究。王军涛、胡平与于大海都是李克强在北大的同学，以前与李有不少交往。对李克强的串升因此有特别的兴趣。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担任了研讨会的引言人。他首先介绍了来自国内的与会贵宾任畹町先生的民运经历，向任畹町夫妇表示欢迎与敬意。胡平认为整个十七大祇不过是照本宣科、逢场作戏，所谓“民主推荐”的形式，并不具有真正的民主意义.胡平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中共党内的所谓派别斗争问题（全文另发）。


中国民主的希望不在“胡温”


    70年代中国民主墻时期的著名活动家，首次来到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先驱者任畹町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主题演讲，论述了中共十七大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以及民运的相应对策。任畹町分析了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实施方针路线，从50年代的阶级斗争观，70年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三个代表发展观，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观，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共统治的弱化，保安和公安系统对自由民主人士的抓捕也采取了消极态度。任畹町认为政治改革对中共来说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中共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搞过民主政治改革。所谓的政治改革早已停止。当权力为少数人私相传授的时候，必然给它本身带来危机.十七大并非加强民主，实际上是加强了专制。任畹町希望我们研究民运要重于研究共产党，现在是研究共产党的太多，研究民运的太少。他认为中国民主运动是我国政治现代化事业中以“人权文化”为价值，以和平转变集权政治为己任，以中国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为需要的维护宪法人权，追求宪政民主，改变集权政体的团体性事业，是得到国际民主社会同情支持的中国海内外主要的政治现代化力量。任畹町认为民主运动的基础资源是人民动员，街头动员是民运的本份，“铁窗民运”是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主不仅要尝试“党内改革”，更要走体制外再造的道路。中国的社会进步是自由民主派以生命、自由和流亡换取的。祇有旗帜鲜明、坚忍不拔、声威浩荡的当代民主政治运动才可迫使集权统治作出让步。 当代中国民运将以自由和热血迫使中共仅仅将“人权”字眼载入宪法。谈到民运自身存在的问题，任畹町认为民运要重视自身的团结，年轻民运人士应该理解老一辈民运是依靠他们多年的努力被人们承认的；而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应该尽量提携和帮助年轻人，而不是排斥和压制。

    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博士在发言中认为，十七大后中共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虽然有一些调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王军涛长期进行民主改革转型的比较研究，他指出由于中国精英阶层的腐败，由于他们长期以来的保守心态，使得中国社会缺乏公共的舆论空间，缺少改革动力的来源。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把底层受压制民众的声音表达出来。中国的民主希望也不在中共制度之内，因为那里是一个历来逆向淘汰的机制。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徐文立对在会上当面迎接老朋友任畹町、张凤颖夫妇表示分外兴奋，他赞扬了任畹町在1979年高举人权的旗帜，1989年在延续中国民主运动两代人的承续连接方面做出的贡献.徐文立认为中国大陆民主的希望决不在“胡温”，因为胡温二人完全是在共产专制体制下培养和熏陶而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限制了他们的眼光和魄力。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采取很特殊的培养干部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选中的可能成为接班人的青年人先放在政法第一线培养和锻练，有意地让他们染上不光彩、不干净的劣迹。所以中国民主运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胡温身上。徐文立指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症结在于共产党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绝非是一、两个所谓的开明、务实的政治人物所能改变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在会上演讲的主题是“中共政治改革可能性探究”。他对中共领导层不会进行政治改革之原因作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考察（全文另发）。


最大的议题：人事安排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项小吉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同志的历史演变，指出从1949到1979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 1979到2005是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2005之后是“三和论”，即“对外和平， 对台和解， 对内和谐”。客观地讲， 胡温政府的“和谐论”比毛邓时期的“斗争论”的血腥气要淡多了。项小吉进而指出，“和谐论”的出台既有世界民主潮流的国际背景， 也有积怨太深矛盾重重的国内背景；苏联东欧的巨变， 海湾战争的震撼， 让中共感到时代的危机.国内群体维权事件从1993年的8709件上升到2005年的87000件， 翻了10倍。所以说和谐乃时代之所趋， 形势之所迫。项小吉认为和谐离不开妥协， 妥协意味着空间；异议人士团体要把握机遇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 突破党禁和报禁， 为实现民主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他希望异议人士组织化， 异议团体公开化，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历次民运的参与者团结合作，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隔阂， 积累汇成一支民运队伍，共同完成中国的民主事业.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在研讨会上就大批启用“太子党”是中共的集体焦虑这个课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中共十七大最大的议题是人事安排。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共元老后代、被称为“太子党”的人物纷纷入局。习近平、李克强等进入高层决策机构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太子党”人马在政治局里超过三分之一。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将升任“政协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太子党”人物为数不少。在军队中，大批中共元老之后获授少将、中将、乃至上将军衔。陈破空分析了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斗争，指出在这个回合中，江泽民大胜，胡锦涛大败。中共十七大中大批“太子党”接班，实际上泄露了中共的“集体焦虑”：唯恐有朝一日有人变天，共产党前功尽弃。怕变天是怕被清算，中共的“集体焦虑”，恰恰从反面折射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愈是演进，世界愈是文明化，中共承受的压力愈是巨大，变天愈是不可避免。


海外民运如何应对


    研讨会的第二部分专门讨论中共十七大之后海外民运组织的对策。《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主持了会议，中国早期民主运动旗手林希翎女士担任引言人。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老战士，林希翎、任畹町都对海外各个中国民运组织的新发展表示了肯定与支持。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副主席吕金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代表方能达、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民主党世盟主席王军（因王军身体不适，由孙波女士代为发言）、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理事苏洋、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陈明、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刘东星、中国自由民主党美洲委员会主任郑科学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王军的发言认为中共十七大对中国民运提出了新的挑战。十七大临阵换将，对中共可能是个恶兆，但是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却可能是个好消息。十七大表明中共独裁制度已经松动，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物已经没有，独裁制即将在中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民运阵营更加应该放下身段，到民众中去，到维权运动中去，在草根运动中开创中国民主的新纪元。苏阳在发言中表达了民联针对中共十七大的对策。他指出，中共十七大表明中国大陆仍然是官僚特权阶级专职的国家；这个统治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中国民主运动就是要否认官僚同志的合法性，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立场，对策是要强调政府非法，确立民权、组织索赔.各个民运组织负责人还就如何面对现实，在海外新移民中发展民运队伍，展开民主教育，帮助新移民取得合法身份问题发表了看法。薛伟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四点共识：第一，遵守美国法律；第二，以服务于难民为宗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第三，尽力救助国内外民运人士和推展海内外民运的发展；第四，要遵守民运组织的纪律。许多人表示，面对中共新的挑战，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无论如何要要团结一致，继续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大业，不要让所谓的内斗干扰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