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全球化的大和谐与小和谐
（北京）刘自立
政治全球化考量
如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中国加入了那个把贸易和人权脱钩的WTO，党国中人弹冠相庆的情景还在眼前。
政治全球化却遥遥无期。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建立一种游戏规则。这个政治外交的游戏规则，大体上说，是在双重规则的制定下操作施行的。用较为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种规则的语言呈述，不如台面以下的潜规则指涉更加有效和实际；也就是说，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比已经说出者更加起作用。具体而言，是美国，俄国，中国，各有自身的一套对于规则自我诠释的语言体系。
这些完全依据自身利益解释的规则内涵，在效忠自身国家利益之外，其外延延伸到对于国际事务的诠释，在国际事务和本国利益之间产生交叉和重叠，并在这个重叠的部分，大致地，伪善地，矛盾地求得时下人们所说的，关于解决国际政治中危机课题的所谓共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大和谐目标。其实，这个共识，与其说是一种认同，不如说是苟合，无奈和妥协。所谓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荣誉感今天已经逐步消亡，改为新一轮的国际角逐，且此角逐使得人类回到某种一以惯之之不和谐。历史上的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却是绝对的；这个辩证法的总结虽然带有马克思的思维色彩，但是事实却正在证实这个看法。
从历史的角度看，和谐世界，在西方，在二战以后，得以大致实现。是因为，
一，国际契约规定了和谐的价值认同。起码在美国和西欧，这个价值认同是大同小异的。如果尚可以涵盖日本对于此西方价值认同的话，这个价值普及的面，就超越了欧美的政治地理。虽然，在二战时期，对于是否取消天皇的课题，一度引发美国政客和学者的讨论。拉铁摩尔等人就主张取消天皇，他尚对于破除天皇的迷信予以说明和说服。（见《对亚洲的政策》拉铁摩尔）
二，大和谐（或者说不大和谐）的东西方对峙格局，其实，已经隐藏了战后冲突的全部可能。这个战后世界的和谐，究竟是和谐，还是不和谐，几乎无法定论；苏联和东欧的存在，其与西方的对峙，究竟是和谐，还是不和谐。从大文明角度言，许多哲学家已经认可苏联的合法存在——其合法性自然来自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但是，这个和谐的内涵，已经和西方普世价值发生冲突——于是，人们认可这个世界，二战以后的世界上，有两种政治标准。包括拉铁摩尔等人为了找到苏联一级的事实存在和合理存在，甚至提出特别的“苏联民主”说。他举例说明，比如蒙古的信教自由和独立意识的实际存在（其实，是实际不存在）；对于40年代中国的描述，他则回到对于孙文宪政主义的期待中去。
三，对于这种苏联情结的辩护，人们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认可纳粹崛起的诸多悲剧发生论。来自波兹坦和雅尔塔会议期间制定的，西方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各行其是的逻辑同一性，至少推断出这样一种结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其互动当然时有发生。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简而言之，是以纳吉破坏了这种东西方平衡为实际错误而遭致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遗弃——固然，五十年后，人们在价值层面上对此追悔和肯定，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西方人不做任何事情。
四，这个合理的存在和存在的合理之无情前提的规定，也许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要求——但是，什么是现实主义，其和理想主义和价值期待之间保有何种关系；何时何地，此价值期待方可实现其期待——换言之，何时何地，此价值期待，就要延宕和搁置，确是人们谈论价值期待的关键要素。一言蔽之，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当人们企望实现普世价值的时候，却因为天时地利之不合宜而被粗暴取缔，或者被变相抛弃之，而且人们用和谐之与否，来解释价值落空的失望。
比如，中国六四时期，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他究竟是纳吉之超前行为的重现，还是适时追求民主的一个准确择时，于是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少在现实层面，美国人对待赵氏，很像他们对待纳吉；当然，这个历史类比有些危险。
五，有关人权和人性的朴质要求，加上人们看得见的关键事件的发生，如，中国1989年事件的发生，而加速了这种老式和谐，普世价值期待下的和谐的完结，而达到一个新的和谐；中国的和谐开始变得倒退——而苏东的解体，致使共产主义的交响乐几乎消声匿迹，新的和谐，这个人类普世价值期待的和谐，和倒退的和谐，组成一组矛盾的内涵和内容更加多样和复杂的和谐——这个和谐的世界格局的描述，让我们又回到张伯伦和希特勒各自保有各自和谐的历史故事里去。历史，在更加广大的范围之内，开始上演东西方和谐交响乐。
六，冷战结束了吗？在西方的意义上结束了（或者至少结束了一大半——而苏联和颜色革命者带来了新的不结束情结）——而东方，东方和西方，加上一度不和西方对峙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的某种兴起，为此结束了的历史带来了多种意义上的不和谐音。
七，文明的冲突和某种文明本身的冲突，或者说，正在酝酿自身文明的中国，在东西南北和古今中外的文明期待中摇摆延宕，迄今摆开和普世价值的对抗姿态，且在炮制其此价值期待之外的某种和谐。这个期待值，迅速转变为世界音乐里的，据说是和谐（负责人，有规则），但是，实质是难以确定的不和谐音。因为，世界的调性规则里，没有非民主的，反民主，反宪政的和谐政治。于是，这里埋下的“春祭”音乐中献身式的严酷，比比出现。
历史在结束中开始
是的，历史没有结束。西方价值体系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研讨之母体的延伸，并非要找到，据说从拿破仑耶拿战役以后，就已经宣告的历史终结证据。不，如果说，因为某种西方革命思维，带来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的思想已经源泉枯竭，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思维已经颇乏新意，好像终结，不如说，西方人在思想层面上，本来就已经终结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因为，他们在“理想国”和“政治论”，“法律篇”里早已完成的所有价值体系和共和体系的论述，确实没有，也无法带来类似火星人的全新思考；实践层面的作为，也已经被呈述和描写得细致入微英国革命的宪政意义和法国革命的人民意义，没有给予全世界的革命以任何新异。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西方人士以为历史终结的出发点，是源于某种新思维或者新格局的再次到来，但是，这个世界的命运并为如此。任何耶拿战役以后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许不是新新思维的千年后果，而是基本思维的多种后果和现实。我们，或者他们的自由民主，祇不过是来自古代民主的一种发生和延续，成长和扩展。没有完结，就是这种成长在继续；没有发生，则是因为本来就不能再发生——除非，你回到其他政治选项；但是，这些选项也是早就和人类遭遇过，僭主，独裁，极权，等等。
所以，历史终结的判断，似是而非，几乎没有意义。
这个判断关系到我们讨论的和谐与否之主题。
把视野收拢一下。1989年的政治事件，成为考量和谐与不和谐的世界认同问题。
一是，1989好像带来了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但是，仅仅是好像。
二是，这个1989年的政治思想，依旧是满含东西分野和罗斯福，斯大林对峙色彩的二元论，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同一性。基于这个前提，说文明冲突和价值冲突的世界已经完结的涵义，是虚妄的。
三是，苏东波在这个普世价值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也是事实。
最后，世界还是回到原点，东西方新的对峙，就像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对峙，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对峙，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对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对峙，毛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峙，等等。
在另一方面，至少从西方的认知意义上说，本来就不存在需要重新开始的哲学出发点，现实出发点和革命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上讲，历史在古希腊民主或者僭主时期，就已经结束了。柏拉图以降，所有这些思维的本质已经出现，且在希腊，罗马的历史上，初步开始证明，实施和完成。唯一的区别，在于人们所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区别——也许，会加上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而不存在民主自由和其自身的区别。
在此意义上讲，历史完成与否，祇能在此区别上做文章，而非要人们创造自由民主以外的新人，新自由，新民主，抑或解放或者圣战。同理，历史结束论，没有看到，历史，其实总是在既结束，又开始的轮回中诡谲延伸，未有尽期。受到蒙蔽的东西方人们，祇是庐山中人，不识真面，而已。换言之，抛出历史终结或者历史开始者，其涵盖的谓词和宾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时下，人们谈论和谐，或者不和谐，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样。
和谐，其实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的发现某种历史宿命的实证。古意言之，罗马帝国的覆灭，是一种宿命。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或者死而复生之类的事情，都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其趋势是走向覆灭。而走向覆灭的其中要素之一，按照吉本的看法，是他们从民主转向集权，把其政治调节中枢之元老院，逐渐置于可有可无，形同已无的境地，这样，加上内忧外患和蛮族的坐大，这个民主缘起地的命运，就被阿提拉等人的最后一击而陷于崩塌。
换言之，民主起死回生，是在20世纪。这个历史的所谓循环，变成现在所说的后冷战时期；但是，从历史的宿命看，历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民主正在演变，或者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积极的命运之力。
我们预期：美国这个当今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因为亚洲价值，或者非洲价值，或者其他什么价值的崛起而改变处境。在此意义上说，美国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有所转变（在其方式和风格上），而没有改变，更没有取消——所谓冷战时期的价值判断，固然，出现了某种语焉不详的解释和含混之中，但是，并不意味着冷战概念的任何缺失或者政治不正确，相反，冷战的自由民主概念及其大部实践，实战，没有任何过时的性质，尤其是在面临俄国的斯大林独裁主义的复辟和民主的大踏步的倒退之事实面前，冷战思维，“新冷战思维”（！！！），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政治和政治哲学的判断，就不要说面对中国政权企图在所有的夹缝和旮旯里寻觅非普世价值的假崛起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演变的帝国策略，正在中国被大面积消灭和转化，帝国主义经济渗透和经济合作，正在转变成为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开放的官僚和国家权力资本主义这个东西，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冷战之反，相反，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宿命，正在把中国推向一种后冷战思维——而面对这个后冷战思维，西方一些眼光短浅之辈，却要用非冷战时期的手段和缓之，来应对中国政权的秘诀——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东方情调和“东方学”。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或云，确有完卵——这是一种非确定论，或者非直言/假言判断。全部秘诀，就在于，覆巢之下，尚有完卵。等到中国价值和亚洲价值，真的出现在平等国力之美国和中国时，多足鼎立的世界未来时一旦形成，美国人的光荣梦想和结束冷战思维的乌托邦，恐怕才会彻底破灭！
一言蔽之，美国那里，可以分成两种人，两种哲学，两种判断。一种是中国正在“好起来”论——这个论点破绽百出，却很有市场——他们的判断是乐观主义的，不合逻辑的，后冷战的；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这个判断虽然不很成熟和完善，但是良知未溟，预见尚存，值得考量之。至于究竟谁会左右我们所言之东，西方的命运或者宿命，就看未来时间里事情的诡谲之演变了。
民主与和谐
中国人讲和谐，固然有国内因素的需要，但是，中国人讲和谐的外部依据，则是外部人们和权贵集团共营“完卵”。这个几乎不争的事实，让“和谐”社会得意不会顷刻完结。
这是我们判断和谐尚到几时的，几乎是全部关键所在。
人们争执的焦点是，和谐的提出者，究竟给此和谐规定何种样子的定义。其实，这个诉求并不重要。因为，即便规定了明确的定义，如毛的阶级斗争，邓的“让一部分人（严格意义上，就是让我们/他们）先富起来”，都是不重要的。这个定义的关键之处，就是“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部分”！这，更加重要。
在这个层面上，一言蔽之，民主就是和谐，不民主，和谐之说，等同“不须放屁”。但是，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和谐中国之可行性，其实，是和国际社会是否容纳其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紧紧关联。我们的意思是，国际社会是不是容纳这个先富阶层价值体系，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地域政治，文化传统是一个关键。此“先富”“和谐”们，完全和普世价值风马牛不相及。问题是，普世价值承载者，却给这个非普世价值承载者一个容纳，一个认可，一个承载。
这个课题，成为他们和我们共同关注的新课题，新新课题。这个课题甚至比斯特拉文斯基的不和谐音调更为强烈。改革之中国，抑或，不再改革之中国，究竟未来处在何种世界和谐的位置上，还是成为世界不和谐因素的一员？这个问题和上述全球化问题，如出一辙，成为考量世界大和谐格局，或者不大和谐，或者，大不和谐之局面里的中国因素问题。
大和谐，国际和谐，类似二战以后，或者历史终结以后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和谐，究竟是要采纳中国相对于他们的和谐，还是不和谐呢？是要容纳中国为和谐之因素，还是不和谐因素，还是，既和谐又不和谐因素呢？
至少笔者看到，美国人使用了非排中律。他们采取的是一锅烩的作法。他们说，任何和中国人的矛盾就是统一；任何和中国人的对抗，就是妥协任何和中国人的分歧，就是认同。
他们比起任何布拉德雷和蒙塔古，更为活学活用了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
他们可以与任何反对者，异议分子对话，也可以让反对和抓捕这些人的官员和党棍，登上大雅之堂。
他们可以伸张人权意识，公正意识和新闻自由之主张，也可以参与任何一种和毁灭者沆瀣，共谋的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奴隶劳工的原始剥夺。
这些问题，是极其值得玩味的。
就像笔者补课逻辑中，老逻辑和新逻辑的课题一样，在那些尽人皆知的判断命题里，诸如——太阳每天升起，——面包有营养，人都会死——这样一些命题，是不是就是思维和谐的准确判断呢？回答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这要看看你制定的条件，背景和环境。
区分美国对于中国的判断，决定因素，是制定中国和谐的前提。但是，就像安瑟尔谟制定了上帝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前提一样——无与伦比，本身，就是一个不可界定的主词，故其由此的推断无法成立——中国这个“和谐”的主词，也很类似“无与伦比”，你是无法界定的，当然，你也无法推断——当然，这里唯一的秘诀是，你可以采纳排除法——不是民主自由的一切和谐，都是不和谐。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任何一辆西方沆瀣/合作坦克的行进。
他们可以摆脱上述这些判断。大到对于整个中国改革的前景分析，甚至不再改革中国的分析；小到对于中国的中朝外交，核试问题的评估（比如说，他们让一个没有任何民主规则的中国“负起责任”，敦促朝鲜如何如何——你怎么不制定“负责”的基本前提呢？
于是，让一个不民主大国，来督促一个不民主小国，其结果，就是，也许会，产生：不民主小国，听信不民主大国之鞭策，而实现为民主世界的期待！？）
诸如此类的大和谐，小和谐，中国样本的和谐，抑或朝鲜样本的和谐，都在一种不确定性中循环往复地，重复着一种逻辑的悖论和思维的龃龉。这些模糊，这些龃龉，可以大致上表达如下——那些对于中美，中欧良好关系制造者云：祇有民主才能造就经济发展的，几乎是健康和持续的动力——但是，中国的无民主，也是一种动力，他也许朝向民主，且悖论于前述定论：不民主，也可以发展，且健康发展其经济；民主可以预期，但是，可以遥遥无期。
二，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民主——而不是祇有民主才能带来健康发展——甚至说，经济的事情本身排除政治的干预；这些说法导致一种相悖普世认同之观念：祇有取消经济政治的挂钩（贸易与人权切割），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才可以导致政治改革；甚至经济发展到极致，政治问题也就顺便可以取消，等等。
也就是说，人们要懂得，你祇有不坚持1＋1＝2，不坚持普世价值，甚至，不坚持经济活动中的公正和正义性，才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相反，你坚持所有这些质朴的原理，中国经济就要毁灭，玩完。
三，他们同时又说，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大。在此“不”排中的选项里，他们还说，我们一方面同意你们现在的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完全不同意这种经济，可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他们在波士顿一个态度，在华盛顿可以是另外一张脸。
四，他们享受中国奴隶劳工，为他们这些自由民主国度里的资本家，创造的血汗财富。他们，像他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一样，祇是坚持，他们本土的自由和良心，他们那康拉德笔下的殖民心理，没有根本改变。
五，他们把自由世界的法制，贯彻于看不见的手，顺便斫伤和砍断任何看得见的干涉。他们（GOOGLE，YAHOO……）告密，出卖，绥靖，同谋，……说明了，他们，不在乎历史究竟是倒退，还是前进；究竟是结束，还是开始；和谐，还是噪音。
他们适确实是马克思指责的，那些贪婪的利润攫取者。……
美国思维的两张皮
于是，在此由美国和法国，或者德国人造成的国际大和谐里，党徒们，窃笑于私地，开始制定其小和谐。这里的逻辑是，没有大和谐，小和谐，就无生存之道；相对而言，大和谐，看见小和谐那里遍地黄金，就像历史上，英国人看见鸦片，和西班牙人看见象牙一样，无法自抑。而小和谐了解大和谐的原始意志和原始思维，他们投其好，一方面有恃无恐——相对于那个利润驱动律，一方面媚颜屈膝——恐惧（他们也有某种恐惧）于那个普世人权准则。
切之一切的前提应该是：祇要大和谐维持他们的“小的就是美的”，这个秘密真理，就行。
大和谐像小和谐一样说道——相信未来吧！
相信民主的指望一百年吧！
相信历史的公证性吧——先是欧洲方式，然后才是亚细亚方式，容纳于兹——老马克思如是说！
这样，大，小和谐们，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一个最为简单的假设：1＋1＝不是2.这样一个普世真理。
甚至产生了1＋1＝3这样的判断。
他们说，和谐，就是不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统一。
难道还要我们重复对于辩证法的反驳吗？
简单来说，证明和证伪的难度，一是，你无法对于全称判断和集合名词的所有涵项进行证明，同样，基于此点，你无法证伪。
但是，你可以就已经证明的选项，做出判断——那些实现了政治，经济双民主之标准的涵项，不包含未知的，N种未证明项，或者，无法证明项。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证明了所有这些。唯独一个亚细亚方式，难道可以成为一种未知的选项，要被搁置于相信未来的遥遥无期之中吗？
虽然，我们反对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预估未来——这通常的归纳法，但是，这并非等于我们可以枉顾美国对华证策在历史上的所以失误；也无权指望我们听从美国既得利益者合谋于中国的权钱劫掠者。自由，并不是毫无鉴定地托出所有膺品，而不加以筛选。
自由，也不是听任不自由，享有压倒自由的政治经地位。
自由，更不是排除和谐的真意，而让位于极权的咆哮或者干嚎。
不然，任何一个疯子，都可以取代福特文革勒和阿巴多，掌管爱乐乐队了！
著名的美国人拉铁摩尔说，美国的亚洲政策基本上是错误和失败的——虽然他的批日亲苏的立场很有问题——我们现在回顾之的涵义，就是反对一味坚持的绥靖主义政策。他在批评美国的孤立主义一方面，起码还是可以借鉴的（美日和谐共处，成为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美国和谐交响乐）。
美国的交响乐有那些指挥不当的地方呢？可以看看：在朝鲜战争打响以前，美国忽略不计朝鲜的协防地位，致使“和谐”碰壁，使得和谐转变成为不和谐。
1940年代末，美国撤销美援，其不和谐政策，使得蒋介石战败去台。美国的整个台湾政策的悖论，使得天有二日。中美关系和对台关系法，造就了台湾政策的模糊思维。
1972年，尼克松施行美国地缘外交，撤除了普世价值对于中国的判断。泥巴栽毛的局面，赫然出现。随之，是我们前述的人权贸易脱钩，中美和谐与不和谐并举；酸溜溜的中美关系出现，持续和继续莫名其妙。
于是，一切，都回到二战结束，甚至二战未爆发前的情形。和谐，成为价值孤立主义的代名词——这个价值孤立主义涵义是，政治经济，中国美国，东西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双重和N种标准。为此付出代价的，无疑，将是自由世界。
否定历史和普世价值的动力就是资本主义——这个邪门的动力来源，也是美国思维和美国政策的两张皮——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就像上帝和理性，直觉和逻辑并无调和余地一样，美国人现在却要调和与之价值完全项背的中国之小和谐，之小价值。
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吗？
我们最后谈到对于美国方式和某些政客及其政策的批评上来。换言之，我们批评美国这个做法的原因何在？大致的看法是这样的。我的一些批评总统先生的过去和现在的朋友，对于至少像现任总统这样的不伟大总统，是颇有微词的。源于其伊拉克政策等许多所谓保守主义之政见，之做法。
那么，对于伟大总统，人们是不是可以批评呢？对于肯尼迪，里根……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可以批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对于中国讲很伟大的尼克松，在美国人那里，就不见得伟大，抑或，还是存在争议。
美国人的自由就是批评和被批评。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八旬老记者说，他一辈子就是批评美国政府。这个共识，在美国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中国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那里，就成为一个诡异的问题。他们把袒护美国价值和对于美国政府的批评混为一谈。殊不知，美国价值本身，就是要批评，要骂，无论是小骂大帮忙，还是相反——总之，不骂才怪，骂才正常——但是中国自由者不懂得这一点常识。
二是，他们把对于美国和普世价值一并诟骂的独裁喉舌混为一谈。说，这样骂美国，是类似购买独裁政治的保险，无风险，可赚钱。但是，这个判断还是错误。因为，我们主张的骂美国，恰好和否定普世价值完全相反——而是设法使得美国的一些错误做法，回到普世价值上来。我们并不纠缠于类似阿布格莱布事件。我们祇是感兴趣，美国的对华政策之和平演变策略的正确性之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美国的中国乐观派报以批判的态度。
三是，一些接受美国资助的网站或者人物，其实并不懂得美国人的宽容度——他们把美国做事情的方式和人民日报做事情的方式混为一谈——因为，一切不可违背总头目的意志。一些人甚至说，你可以指责总统，但是，你不可以指责头儿。这个美国方式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一句话，美国的民主风格，就是主张批判和批评，包括对于美国本身的政策和政治。没有这个基本的政治生活，美国本身，就会不复存在；而袒护美国，不是一味地叫好，像国人说的“就是好！”，而是恰恰相反，“就是不好！”——虽然，在国人看来，他们的吃喝拉撒和言论，财富，等等等等，已经是梦想和美梦了。
那些社会主义缔造者的子子孙孙，不是都跑到那里去了吗……
总之，普世价值的现代版，是在没完没了的批评声浪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而决不是相反。对于探讨中美关系这个课题，真正的讨论，也许在美国国会山和媒体那里正在开展，却不见于中国自由主义者。
这个课题成为一个一半对于另一半的空缺——美国人在讨论，中国人却在失语——这是普世价值和政治全球化讨论的一个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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