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速度”之天谜

（广州）巩胜利


前言：失范的“中国现象”

    2007年1月25日，中国官方发布2006年度、全年GDP总额首次突破20万亿人民币（约3万多亿美元），中国2006年GDP增长为10.7%，成为近30年全球各国经济发展中绝无仅有“第一速度”。至今的市场经济科学原理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又称“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力是根本价值的第一要素，而不是土地和资本（或金钱）为根本的价值要素。”这是至今依然在人类实践的经济科学，自由市场之父、市场经济奠基人亚当。斯密经济科学最经典的基本原理（也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与此大相径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近30数年持续、快速、高增长的发展，几乎根本无法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主要价值因素”，反而是以政府持续投资（以国有土地、国家公债、国库券等为长期背景）或政府“批权投资”“政府投资”（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县等的各级政府所有的“大型项目”投资）而产生中国经济源源不断的“根本价值”新动力。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失范、悖论的“中国现象”，无不与原“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生死攸关，这就是说中国还不能称为现实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

    2005年8月13日，超过800万户籍人口的广州市正遭遇33度高温和台风“珊瑚”登陆，汽车缺油已经在这个城市延续了半个多月，大多数加油站挂出“油在运输途中”告示牌，待加油车队“300米长”“堵塞交通”“运输瘫痪”“油价乱涨”。南方报系、羊城晚报系、广州日报报系等等媒体都以类似“油荒、油荒…”、“50万吨油正赶路奔广东”“油荒延续半个多月”“广州油荒三天内可缓解”等更是头版、整版的广泛报道。广州“油荒”祇不过是中国上百个大城市当中最先拉开序幕的一个。之后，中国黑龙江、山东、云南、重庆等一半以上的省份燃油供应出现历史性吃紧，有50%以上的加油站已经断断续续无油可供，这是中国5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影响到公民生活的能源危机。这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称：因电及能源短缺，中国经济“领头羊”广东省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被迫拉低约7个百分点，全省GDP增长被拉低约4个百分点。此文分析说，广东省10000元（人民币）GDP产值耗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2005年中国原油需求3.1亿吨，全年需要进口1.3亿吨，全年进口依存度超过43%.就在其时，全球油价一再飚升67、68、71美元；2006年1月16日，中国华南大都市广州，公共用油再现危机，柴油再次短缺，15公斤瓶装液化气达到创纪录的115元——长期高温、高速之下的中国正向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辐射、延伸着……未来中国，油、电、水、气、地等等世界性“短缺灾荒”正向13亿人中国逼近，中国经济持续近30年强力发展能跨越这些能源供需的这道世纪天堑吗？到2006年底，全球原油期货再创纽约商品交易所半年来新高、持续在67.90美元一桶；2006年上半年以来，全球黄金期货价格也创下全球25年以来的最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价连续保持在每盎司600美元左右，又逼向700美元的世纪新纪录……人民币与美元之变——藏富于民，也进入一个比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严峻而又不得不变、需要用大智慧来审时度势的重要新时期。

    有关中国经济冷热——“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意义上未来要解决的重大方向性问题。近30年来，中国“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最高峰值的是1992、1993年曾达到13.2、13.4，而最底峰值是1989、1990年为4.3和3.9（但就是这种速度，也是“高收入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中国1990——2000十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0%左右。“高速”增长，是针对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几十年的比较而言，中国经济近30年年均以超过9.9%的速度高增长，中国经济在2004年GDP增长是9.7%以上、2005年也以9.9%的速度高增长，几乎就没有任何“着落”的痕迹，与8%的中国政府实施方略相差距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政府经济”、“权力经济”、“批权经济”等形式进行的降温“投资热”而事倍功半，缺乏市场经济机制性“釜底抽薪”的方略实践，但中国掌握市场经济源和政治资源、“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中国各级政府所有新上来的“第一、二把手”们则需要“周期性”政绩数字来支撑其官位的“前程”，那么一轮接一轮的各级地方党政投资热、发展热（省、地市、县的项目上马“投资热” ）当然会无法遏制、再次轮番上演抢跑“比赛”，2006年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过热”将依然是无法阻挡的继续“高烧”下去。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各国之比，是当之无愧在长期发“高烧”，在全球、所有国家的范围内，几乎根本找不到一个这样长期“高烧”的国家前例。请看下表：

    近30年全球最高速度国家情况（表1）

    国家 1979-1995  1980-1990  1990-1995 2001-2006 年均速度
    中国    9.80       9.20       11.80    10.20   9.99
    美国    2.40       2.70       2.40     3.05    2.64
    日本    3.40       4.30       1.40     1.50    2.65
    德国    2.10       2.20       2.00     0.90    1.80
    英国    2.00       2.50       1.60     3.02    2.36
    法国    2.20       2.30       1.90     2.20    2.15
    意大利  2.00       2.20       0.40     2.62    1.80
    加拿大  2.50       2.90       1.50     2.93    2.46
    俄罗斯  -2.30      2.40      -13.0     4.10    -4.40
    新加坡  7.50       7.00       8.00     3.50    6.50
    韩国    8.20       9.80       7.10     4.00    7.28
    印度    4.10       5.70       2.20     5.80    4.20
    泰国    7.40       7.50       8.00     4.80    6.68


    上表说明：1、上表1979——1995年前数据，见1996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情报告1978—1996》第20页《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表。

    2、上表2000年后数据，见英国The Economist与财经杂志联合出版的《世界2003、2004、2005、2006》中“数据世界”。

    3、上表1996—2000年数字暂缺。


30年中国经济发 “高烧”

    中国近30年来经济一直在高速前进。随着中国各级党政“新政”的走马上任和其对党政领导人“业绩”的实际需要，与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投资“降温”的策略明确产生悖论。因此，中国经济“降温”的国家策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甚至出现日渐更明显的增长失控之势，2006年中国GDP达到新一轮增长10.7%的新高，显示了中国经济在2002年稍微“降温”之后又在持续疯长之势。

    总体上，由于2003、2004、2005、2006年连续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2006年第二季度曾达11.5%.但中国依然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庞大经济体，这其中也包含着产业策略及产品结构性调整及“权力经济”“政府经济”（40多年中国“计划经济” 的政制惯性）的重大缺陷，于是中国最高层所实施的经济“减速”与投资“降温”将变得更加难以调控和实施。

    其实大家都非常明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近30年以来，在全球各国经济发展中“名不见经传”，到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发动机，这是中国经济“高烧”的必然结果。但长期近30年或更长时期经济发展“高烧”，也必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环境带来无法预料、难以弥补的战略生态失衡。基于此，中国政府最高层战略决策为：发展速度保持高于7—8%之间。


“权力经济”难以遏制过热

    2004年中国经济真的被“降温”，但那是在“批权”之下、各级党政官员“强压”产业或企业的结果。中国2004年经济降温的唯一手段依然是各级政府实施的控制银行“信贷放出”、限制上“大型项目”，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市场经济”金融、货币、利率、汇率、货币储备、股市调控、税率杠杆等等市场经济基本的调控手段。

    政府主宰上项目，是中国经济上升的突出特色。以2004年全国声势浩大的钢铁项目“降温”为标志：就在江苏省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项目设计能力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亿元人民币项目在2004年4月被中国国务院严厉查处同时，而广州市番禺南沙开发区内广州JFE钢铁项目——南沙1000万吨级钢铁基地建设正如火如荼的加紧建设、广州恒大集团在广东茂名建设的“1000万吨大型钢铁基地项目”都在争分夺秒的大干快上。因之，2004年的中国经济“降温”不具有用“市场经济”规则的现实与实际操作的意义，也不代表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调控经济“过热”、掌握了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

    没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调控方略

    长期近30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方式，还根本没有学会使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宝——汇率、利息、税率、贴息、债券、外汇储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等等手段去驾驭和全面调节、掌控中国经济运行的方略，没有这些“市场经济”技术与技巧、方略的使用，中国经济靠各级“掌握绝对真理”——“一把手”来“批权”降温，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是长期靠“批权”来掌控经济运行，至今依然没有摆脱这种魔力、惯性的深刻影响，关键是中国各级党政决策、领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根源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源头的根本治理和改善。

    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猛增2060亿美元后，总额达创纪录的6100亿美元，但中国政府几乎还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以变动“汇率”，去调节进口、出口产业的结构或产业布局；如一些热门的钢铁、水泥等产业，也从来没有设想去用税率、银行贷款利率等去撬动或改变这些产业成长环境，祇是一味去用国家或政府手中的行政“批权”，死命的打压。但市场经济的力量难以抗拒，2005年中国投资电、钢铁、铝等产业，再次掀起浪潮，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投资的过热。

    还有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历史性问题，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近30年保持货币汇率一成不变吗？这怎么不把人民币逼向升值的尖端？非常简单，任何一个处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人、团体或国家，随着季节的改变，能长期不增加或又不减少衣服吗？而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就是近30年不变，没有任何变化的游戏规则——地球人都知道，长期人民币汇率是否中国政府在操纵着？


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轨道

    自从中国实行了近30年、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过热是始终的唯一主线——这无不与中国高层的经济“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由于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始终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的轨道。“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而后是要被实践所历史证明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决策者误认为：“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如，近3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确看似一种“发展观”，但中国证券、能源、交通、教育、就业、金融货币等等所积累起来的障碍，正在把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观”逼向另一个极端即“防洪筑霸”，其实“泄洪”远比“筑霸”更为重要，“筑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今的中国经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党政，几乎就是忙于应付长期“筑霸”，几乎无人去真实的研究、并去实践、实施这个国家经济的“泄洪”问题。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泄洪”“通畅”远比“筑霸”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需求。

    近几年以来，中国最高层确定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在7—8%之间。据查知，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是将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制定的比这个数字低的。“发达地区”政府制定的方针依据是：“保持适当高速度”，而欠发达地区政府制定的策略是“不适当的高速，岂不与发达地区距离更大？”中国所有地方政府都绝对保持高于7—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制定的7—8%的宏观调控速度岂有不破之理？那么，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方略、速度保持在平稳的7—8%又怎么保持？又怎样保持健康的不要“高烧”的中国经济速度？这是摆在历届中国中央政府、特别是需要有“政绩”来支撑中国地方政府“一把手”，需要落实调节、而至今又从来没有得到调解的一个长期的老大难问题。

    中国金融界“改革”就是经典的一例。2004年8月26日，中国中央政府以国家财政注资225亿美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注册资本达1864亿元；9月15日，中国中央政府财政又注资200亿美元，资本总额为1942.3亿人民币的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据公开完成的以上公司改革的资料显示：中国国有资产的“中央汇金公司”代表中国国家持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持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881％（注：“建银投资”是中央汇金的全资公司）的国有股份。尽管中国金融公司的改革和治理完成、并解决了“历史债务”，但又形成中国金融公司、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化公司治理生态制衡环境的突兀——又新形成了国际资本市场“独家控股”、“单一股东”、“一股独大”绝对尖端性世界资本市场的难题。如此这般的“科学发展观”来“改革”，不仅中国企业与全球性的“公司治理”方向相悖论，也与全球资本市场形成最初级、最起码的“上市”资本结构、游戏规则的严峻冲突。


“过热”之源——金融长期着火

    特别是中国金融、证券业长期没有能建立起生态的良性环境，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转型经济”的“降温”和良性循环。虚弱的中国银行体系所造成结构性、方向性失误，已经妨碍了人民币自由兑换、“货币适应气候”等其它改革向前推进。随着对资本控制的漏洞越来越多，投机性资金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一个威胁。你可以想像，一个迅速发展、迅速成长的庞大中国经济体，而赖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金融却缓慢或相向而行，怎么能将“过热”的中国经济转为“安全”？

    中国“破釜沉舟”式的金融改革已见雏型，但这绝对是一种另类、与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相异类的金融大变革。股份制公开上市，是全球资本、金融市场到至今天为止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好的国家及企业改革的方略了。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大变革已进入尾声（到2005年5月，祇剩下“农行”还未进行），但这种所谓的“股份制”改革却走向了全球所有“股份制”和“上市公司”的“天方夜潭”：⑴、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100%股份为“中央汇金公司”所有，其实这已根本不是什么“股份公司”，全球所有的资本市场，至今没有任何一家这样的“股份公司”并能够成功在股市上市；⑵由于新“中行”和“建行”（新“中国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85.228%股份，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0.563%的股份，剩余的4.209%股份，由国家电网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拥有。“建行”的这种持股比率，比“中行”要科学的一些，但仍不失“一股独大”的天灾人祸。中国公民，为何没有机会参与中国金融的改革或拥有上市银行的股票）改革“股份制”的“数据”，而受到来自全球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资本市场”上市地的严重质疑。于是，对“中国工商银行”的改革，中国金融最高决策层则来了个中国古时的“中庸之道”，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国家财政部各持有50%的股份——这又走向另一个另类，又是一个全球至今的绝无仅有：各持股50%，则意味着新“中国工商银行”没有“控股者”（通常，国际资本市场所指的“控股公司”，是指在总股本中所持有“股份”百份比率大出的一方。按“资本说话”的游戏规则，则无法出现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甚至连懂事会也无法形成当然的“制衡”格局）。各持股50%，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则是董事会成员为各一半的比率，也是全球股票资本市场之“大忌”——无法形成“资本说话”的制衡环境，这在全球至今、所有上市公司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今天奇迹。


金融变革玄机

    现在，新金融“建行”“中行”“工行”等“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公开上市。中国金融界58年以来的最大改革——已经初步到位。这使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当局，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的绝对“异类”（但不是创新，而是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上市公司200年前、最初时期所经历过的）。先是创造“股份公司”100%股权由一家拥有的空前奇迹，接着是又创新了“股份制公司”无法按股份确定“控股人”的绝对另类——中央汇金公司绝对操控着中国金融的半壁江山，再加上国有四大金融机构本身的股份，实际上中国国有银行的财富，依然80%以上放在国有的这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中国金融最高决策者的思维与实践，与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经验的“市场经济”有着巨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思维差距，说明了中国驾驭现代金融决策管理、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等等依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无限风险和管理概念。

    从新“中行”（“建行”与“中行”相似）“工行”股份制的构成，前者不仅体现、并让人看到了中国“计划经济”死而不败的巨大威力（“计划经济”的本性，就是“批权”绝对独霸一方），100%股权由一家独有，远比“计划经济”的一统垄断更令人可怕（中国社会与经济实践如以前出现过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出笼，就是在国家没有任何制衡之下坦坦荡荡的出笼，并让全中国为之实践）；后者则说明中国经济、金融最高决策层，在驾驭中国金融改革时依然找不到“现代市场经济”“进与出”的门，对中国人民币数十年钉死美元、化解中国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贸易与人民币的风险等等，依然无从驾驭。

    中国金融58年来第一次股分制“急行军”，一、二年做了58年来未有过、也从未做过的历史“奇迹”！“奇迹”背后，除了“大跃进”外或还有生态环境基础的脆弱？又有谁来收场，又谁来买单呢？谁来善后中国近30年高速的“后遗症”？解决中国金融的生态环境，前年不遇的银行业“急行军”改革——“上市”决不可能一劳永逸！绝不可能！！中国第一个海外上市的银行、刘金宝执帅“中银国际”不照样——高管全军覆没？中国金融也上市，祇是改变了中国财富的支流、且不能说“源流”，银行业上市一是不能一劳永逸；二是与银行业生态环境建树还是需要体制源头的制衡。


后记：避免危机

    中国，在享受连续近30年、一年又一年强劲、持续经济增长所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真实的感到了历史真正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如珠江三角洲“劳动力短缺”所显示的一样，工人们对于自己不断下降的报酬越来越气愤，他们2003年获得的报酬不到他们自己所做“经济蛋糕”的30%；还有中国股市的“投资人”们也恰恰感到被剥夺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所有无可奈何悲愤——股市成糊不上墻的稀泥；还有中国制造商品进入世界各个领域、重新瓜分市场所面临的全球性“不公正”狙击，占中国外贸出口1/3天下的广东，因缺油缺电首先被冲击的就是中国第一富有的广东省，也更加举步维艰。改变原有、已经形成的全球性商业“游戏规则”，除了中国要有行动与实践之外，还要有智慧、方略和可行性步骤，从人家饭碗里拿饭吃——智慧胆略远胜于胆量；还有近年来的中国金融，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无可奈何（包括美国人、欧洲人等）、危机正明明白白的逼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凸现、没有生态制衡与中国资本股票市场的长期落花流水，会否波及、拖累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金融新政靠“超级严管”的“严防死守、死堵”，能建立起中国金融良性的生态制衡环境吗？中国经济长此以往“高烧”，中国“大自然”的环境岂有不变之理？中国经济的环境变了，中国经济长期、13亿人的生态怎么办？？

    “中国制造”，已经前往世界各地正在无孔不入、迅速的进入全球所有领域和市场，但支撑“中国制造”需要物资、产业、资源的源源不间断、持续跟进……显然，中国不能象美国占有全球资源1/3那样来经济发展。2004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7%，美国GDP占全球GDP的32%；而中国10年之后（既是不发生任何政治和经济重大危机的前提下）即使每年按9%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规模也祇有美国1/4的规模（约3.55万亿美元。此数据为西方经济学界预测），2004年中国GDP为1.417万亿美元（此数据见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2006年提高到近3万亿美元，中国人口是全球的近1/5，却消耗了全球煤、铁、钢材、水泥等的32%，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中国经济真要腾飞，就必须跨越美国式的发展方式和中国能源的绝对瓶颈，否则则真正令世界经历一场无法预知空前可怕危机……

    若“特色”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特”出来了，不能与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同步兼容、同步、共进，中国经济还能够因如此“降温”“减速”而健康地保持今后10年、30年、50年的8%左右的持续增长吗？中国经济继续深度“改革”，为的就是长期“健康”“和谐”发展，但现在是中国金融的“变革”却显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迷眼灿烂令人难解……中国经济怎样由“高烧”变成“健康”、怎样真正筑起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玩好”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观”与世界大同的游戏？◆